清末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列強掠奪鐵路建築權和礦山開採權的愛國運動。19世紀末，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後，掠奪鐵路建築權和礦山開採權成為其對華侵略的主要內容。腐敗的清政府根本無力保持國傢的主權，中國的路權和礦權大量落入列強手中。當時先進人物一般都認為帝國主義一旦掌握瞭中國的鐵路和礦山，就握住瞭中國的經濟命脈，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20世紀初，隨著國內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些地主、商人紛紛向路礦投資，收回路礦運動的物質力量也有瞭加強，收回路礦運動就就逐步發展起來。
收回路權的鬥爭 1904年（光緒三十年），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要求廢除清政府與美國合興公司簽訂的出賣粵漢鐵路主權合同。經過鬥爭，到1905年8月，終於同美國訂立《收回粵漢鐵路美國合興公司售讓合同》，將粵漢鐵路贖回自辦。次年，廣東人民爭廢廣(州)九(龍)路約；四川、雲南、吉林等地先後成立保路會，要求自辦鐵路；山東、河北、江蘇三省人民要求廢除同英國匯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簽訂的《津鎮鐵路草合同》，將路權收回自辦。1907年，浙江、江蘇兩省人民要求收回蘇杭甬鐵路，收回路權運動達到高潮。
蘇杭甬鐵路起自蘇州，中經杭州，迄於寧波。1898年10月，英國怡和洋行代表英國銀公司同清朝鐵路公司總辦盛宣懷訂立蘇杭甬鐵路草約，奪得瞭該路的修築權。草約簽訂後，測勘工作一直沒有進行。1903年，盛宣懷致函英國銀公司聲明：如六個月內再不勘路估價，則以前合同作廢。該公司置之不理。1905年7月24日，浙江紳商在上海議決成立浙省鐵路有限公司，公舉前署兩淮鹽運使湯壽潛和在籍京堂劉錦藻為正、副總理，呈請自辦全省鐵路，呼籲廢止蘇杭甬鐵路草約；一面集股，一面立即開工築路，先修杭州至嘉興段。次年，江蘇紳商亦組成江蘇鐵路公司，以王清穆為總理，張謇為協理，議定先修上海至嘉興段，以與浙路銜接。於是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於1906年3月15日照會清政府外務部，催促交換正約，同時要求禁止浙江商民自辦鐵路。1907年10月20日，清政府外務部提出一個所謂“擬分辦路、借款為兩事”的方案：“路由中國自造，除華商原有股本盡數備用”，“約仍需款英金一百五十萬鎊，內向英公司籌借。”清政府立即批準瞭這個方案，並同英國訂立《中國國傢滬杭甬鐵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向英國借款一百五十萬金鎊，聘用英國人為總工程師，並將蘇杭甬鐵路改為滬杭甬鐵路。
清政府批準“借款築路”方案激起瞭江浙人民的極大憤怒。浙路副工程師湯緒絕食抗議而死，浙路業務學校學生鄔鋼憤恨噴血而亡。反抗鬥爭進一步高漲。1907年10月，江浙兩省鐵路公司揭露清廷“名曰借款，實則奪路”。10月22日，杭州愛國人士首先創立國民拒路會。蘇州、紹興、寧波也相繼成立拒款會或拒約會。兩省的學校相繼聚眾抗議。11月25日，又在杭州舉行浙江全省拒款大會。通過鬥爭，英國掠奪這條鐵路建築權的野心終於未能得逞。
收回礦權的鬥爭 1905年後，收回礦權的鬥爭也漸次高漲。其中最激烈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國福公司掠奪礦權的鬥爭。山西礦產資源(特別是煤礦)極為豐富，久為帝國主義列強所垂涎。1898年5月21日，清廷同英國福公司簽訂瞭《山西開礦制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章程》，規定將盂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所屬煤、鐵及他處煤、油各礦的開采權轉歸福公司辦理，限期六十年。但因山西對外運輸困難，福公司奪得開礦權後，一直未曾著手開采。
1905年2月9日，山西紳商組成山西同濟礦務公司，準備先開采煤礦，次第舉辦五金煤油各礦，並特別強調“不招外洋股份”。這時，福公司也派人到平定州、盂縣勘察，發現當地正在自行開挖煤井，竟向清政府要求禁止中國人在以上各地辦礦，激起山西人民的憤怒。翰林院庶吉士解榮輅、梁善濟，知縣崔廷獻，舉人劉懋賞等三百四十三人聯名上書山西巡撫張曾敭，指責原訂辦礦合同喪失利權，要求廢止。山西大學堂和山西武備、師范、商礦、警務、農林等學堂學生一千零三十四人也聯名上書，認為“此為身傢性命之關鍵，種族存滅之樞機，要求議廢合同，合力自辦”。山西的留日學生亦起而聲援。10月13日（九月十五日），東京政法大學山西留日學生李培仁憤清政府的賣礦和帝國主義的蠻橫，蹈海自殺，以示抗議。留日學生派代表送李培仁的靈柩回國，在太原舉行追悼會，到會者數千人。同年冬，山西紳商改組同濟礦務公司，創設保晉礦務公司。1908年，福公司不得不同山西省商務局訂立《贖回商福公司開礦合同》，同意將所有礦權由山西紳民贖回自辦。
在此前後，黑龍江從沙俄收回呼蘭府湯源縣都魯河砂金礦、呼倫貝爾境內吉拉林河砂金礦；山東從德國收回棗莊煤礦；安徽從英、日兩國收回銅官山礦權；四川從英國收回北江廳礦權；雲南從法國收回澂江等七府礦權等一系列鬥爭，也都取得瞭不同程度的勝利。
清末波及全國的收回路權礦權運動，一般由資產階級倡導，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並取得一部分官吏的贊同。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瞭中國的權利，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