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青銅器上的銘文。據現有知識，青銅器上有銘文始於商代的二裏岡期，殷墟期數量增多，至西周而大盛。一般說金文多限於先秦，也有把秦漢包括在內的。魏晉以後的青銅器物，有的仍有文字，但不在金文範疇之內。
對金文的研究已有悠久歷史。西漢張敞曾考釋美陽所出周代屍臣鼎，其釋文今天看來大體正確。宋代金文之學盛興，出現瞭著錄和研究青銅器的專著，最早的有《皇祐三館古器圖》、劉敞《先秦古器記》、李公麟《考古圖》等。現傳最早的是呂大臨《考古古圖》，體例已相當完善，圖象、銘文、釋文等項都已具備。專著錄銘文的，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內容頗為豐富。宋元時期還有人編集金文文字，匯為字書，現存有呂大臨《考古圖釋文》、楊《增廣鐘鼎篆韻》。
元明時期，由於理學居統治地位，金石之學被譏為玩物喪志，金文研究一時衰微。清代漢學風行，崇尚考據，金文研究隨之復興，著錄和考釋銘文的書籍數量遠過前代，名傢輩出。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捃古錄金文》、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等等，均有較大成績。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是一部比較好的金文字典。
清末以來，研究金文的學者更多。羅振玉、王國維註意銘文與器物本身相結合的研究。羅氏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迄今仍是一種最重要的金文匯集。郭沫若用科學方法整理研究金文，所著《金文叢考》、《兩周金文辭大系》等書，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利用金文探討古代社會開拓瞭道路。其他海內外學者著作不能縷舉，如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編》，於省吾《雙劍飅吉金文選》，柯昌濟《金文分域編》，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陳夢傢《西周銅器斷代》，日本白川靜《金文通釋》等等，各有貢獻。近年編著的工具書，如周法高《金文詁林》，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青銅器論文索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出金文分域簡目》等，皆便於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匯集瞭已發現的金文材料，正在陸續出版。
金文之所以引起學術界廣泛註意，是由於其內容豐富重要，能補充文獻之不足。金文的整個發展過程長達一千幾百年，無論是字體、文例還是內容特點都有很大變化，所以研究金文必須從分期入手。
商代二裡岡期的青銅器，發現有銘文的隻有少數幾件，文字均系鑄成，個別為凸起的陽文，一般為陰文。字數限於兩三字，有的是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有的是所祭祀先人稱號，還有的似與器的用途有關。這幾件有銘文青銅器都不是發掘品，其銘文真偽還值得商榷。
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金文，數量比二裡岡期明顯增加，而且時代越晚，字數越多。但總的說來，銘文大多仍很簡短，內容和二裡岡期相似，或為器主族氏、名字，或為所祭祀先人的稱號，復雜一點的則兼記上述兩者。這種銘文中表示族氏的字，學者常稱為“族徽”，其特點是寫得象形，如人形有首和手足，動物形有特征性部分。過去有學者以為是最原始的文字，甚至說是“文字畫”。經過甲骨文等材料對比，證明它們其實是文字，不過為瞭突出而加以美術化而已。族氏有時可與當時地名和出土地點相聯系，對研究社會結構也頗重要。
四祀邲其卣銘文拓片
商代金文最長的不超過五十字。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四祀邲其卣，有三處銘文，蓋內和器內底均有“亞獏，父丁”四字，“亞獏”為族氏，“父丁”為所祀先人；此外在卣外底圈足內又有銘八行四十二字，記商王祭祀帝乙及器主受賞事跡。這件卣作於帝辛（紂）四年。商末金文特長的還有卣，蓋器銘共四十七字（一說四十八字），記某子（商大臣或諸侯）受命望伺人方，器主有功膺賞之事。
毛公鼎銘文拓片
這一時期金文字體多與甲骨文相近，用詞也多類似，如以周祭記作器時間等。成組青銅器有時有同樣銘文，如小屯五號墓出土大量器物上有“婦好”二字，可供綜合研究。
西周早期金文是商代金文的繼續和發展。商代流行的那種記族氏等的簡短銘文仍然存在，同時出現瞭許多長篇銘文，記載重大史事。如周康王時的小盂鼎，字數已多達四百字左右。這樣的重要金文，前人多說其價值足抵《尚書》一篇。
這一時期的歷史大事多見於金文。如周武王伐紂見於利簋，所載日期幹支與文獻密合。周公東征見於方鼎，記伐豐伯薄姑凱旋的情形。分封諸侯的例子有簋的封康侯於衛和宜侯夨簋的遷虞（吳）侯於宜。康王時小盂鼎所載伐鬼方，尤為重要。昭王的南征，穆王的遊行和用兵，也都有金文詳細記述。
西周早期金文字體多雄肆，中期則轉趨規整，格式也逐漸固定化。多見於中晚期的冊命金文，敘述周王對臣下命賜之禮，與當時職官制度極有關系，從所賜輿服還可考見其時等級的區分。這時又有一些金文涉及法律、經濟等方面，如曶鼎記載與器主曶有關的兩次訴訟，均與奴隸制有關；幾件裘衛器物的銘文，分別敘述瞭裘衛與矩伯間的三次交易，或以土地交換土地，或以土地交換毛裘皮革，說明土地已可轉讓，且有以貨幣計算的價格，是非常珍貴的史料。與土地轉讓有關的，還有師永盂等器銘。
西周晚期金文，長篇更多，其中毛公鼎達四百九十七字，是迄今發現的最長金文。這時金文多反映戰爭及社會動亂，如虢季子白盤、多友鼎等記伐狁，兮甲盤、駒父等記征淮夷，都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隨著周王朝的衰落，有些金文也趨於茍簡，例如梁其諸器，就出現一些脫漏錯訛，這在早中期金文中是罕見的。
西周金文多數為周王朝官吏所作，諸侯國的金文相對來說較少。到周室東遷後的春秋時期，王朝衰微，金文陡然減少，而諸侯國的金文卻大量出現。這個時期，不但一些強大的諸侯國，就連若幹小諸侯國也有金文，其地方性顯著加強。
晉、鄭、齊、魯、楚等國金文，在春秋金文中最為重要。如晉國的晉薑鼎，記晉文侯輔立周平王的功績；齊國的庚壺，記齊靈公伐萊等戰役；楚國的令尹子庚鼎，也可與《左傳》相印證。秦國金文，如寶雞出土的秦公鐘、鎛，天水出土的秦公簋和宋代著錄的秦公鎛，其字體與東方列國不同，已開後世秦篆之先。
春秋中期，開始出現個別刻成的銘文，在銘文中錯金也有發現。中期後半起，北方晉國逐漸流行一種筆畫頭尖腹肥的字體，可能即漢晉人所謂“科鬥文”；而南方各國則流行以鳥形作為裝飾的美術字體，即所謂“鳥書”。這兩種特殊字體都流傳到戰國早期，有的在漢代還有孑遺。南方各國金文多刻意求工，用韻精整。
錯金鳥書器蓋殘片
戰國早期金文基本繼承春秋時的統緒。由於諸侯分立已久，文字的地方性更為突出，形成《說文》序所說“文字異形”的局面。大體上說，西土的秦和東土六國分為兩系，而東土又可分為三晉、兩周、燕、齊、楚等亞系。各系不僅文字結構詭變不同，金文的用詞和格式也有許多差異。
戰國中晚期，金文以刻成的為主，內容轉為“物勒工名”的形式，即記載器物的制造者、使用者、置用地點、容積重量等，有的還用幹支、數字作為編號。此類金文有助於研究當時職官、地理、度量衡制等，也有很大價值。
與此同時，還有少數傳統形式的銘文存在，並且有長篇的。例如戰國中期末的中山王方壺銘四百四十八字，中山王鼎銘四百六十九字，內容記中山乘燕國內亂、齊國進軍占領燕都之機，舉兵伐燕，取得大片土地。這是文獻所缺書的重大史實。
秦代金文一般均為“物勒工名”之類。具有特色的是有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詔書的詔版、詔量、詔權，有的還加有秦二世胡亥詔書，稱為兩詔。
漢代金文沿襲秦代傳統，而格式更為規整統一。已經發現的漢代金文數量很多，三十年代容庚有《秦漢金文錄》及與之配合的字編《金文續編》，其中漢代金文均占主要部分。此後新出的又不止數倍。考古發掘還發現有成批成組的有銘青銅器，對研究漢代各種制度殊有意義。特別是金文中的職官如與漢印結合研究，將會起較重要的作用。
平山中山王鼎銘文拓片
漢代仍有少數特殊銘文，如滿城陵山出土的錯金銀鳥蟲書壺，兩件均有延壽卻病等語銘文，與常見金文不同。新莽時期的青銅器，制作格外規整，由於仿古，也有詔版等等，需要專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