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
中國北宋政治傢、史學傢。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人，又稱涑水先生。死後追封為溫國公，諡文正，故後人亦尊稱司馬溫公或司馬文正公。仁宗寶元初中進士。後歷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的侍從官。忠君勤政，敢言直諫。王安石變法時時，他極力反對，並因此受到排擠，於熙寧三年(1070)出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第二年退居洛陽專修《資治通鑒》。元封八年(1085)哲宗年幼即位，高太後臨朝聽政，司馬光應召入京，主持國政。元祐元年(1086)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宰相)，在其任內全部廢止王安石新法。他的著作除《資治通鑒》外，還有《司馬文正公傳傢集》、《稽古錄》、《涑水紀聞》、《潛虛》等。
主要政治思想 司馬光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也”。他說王安石的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青苗等法是聚斂行為，違背瞭周孔仁政思想，或能富國，但更病民。他否認王安石關於社會貧弱在於開源不足的觀點，認為社會財物總量有限，關鍵在於節流。
司馬光主張尊君。他說“王者萬物之父也”，國傢治亂興衰系於人君一身，沒有人君來決是非、行賞罰，國傢將混亂不寧。臣下應絕對服從君主，違君之命應受“天刑”。他同意人臣對君主可以死諫或辭職，但堅決反對孟軻關於貴族之卿可以易君之位的說法。還認為早立太子對於安定皇室意義重大，而皇室安定乃天下安定的前提，因此他七年不懈，力勸仁宗建儲。
司馬光強調以禮治國，認為禮“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傢，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民而紀綱正焉”(《資治通鑒》卷十一，高帝七年)。司馬光的禮就是正名、定分，區別君臣的等級關系。他說：“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資治通鑒》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司馬光認為治國要賞罰分明。他指出：“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資治通鑒》卷七十九），又說：“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資政通鑒》卷一百七十二）。他認為不掌握好刑賞這兩個重要武器，有功不賞，有罪不誅，無論多麼英明的人都難以為治。所謂賞罰分明，就是賞罰公平，不能厚此薄彼，畸輕畸重。
在用人問題上，司馬光主張德才並重，德先才後。對於“才”和“德”的關系，他說：“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根據每個人的才德情況，他把社會上的人分作四類，“德才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他認為國傢選拔人才，應該選拔那些才德兼備的“聖人”，退而求其次，是選拔“德勝才”的“君子”。如果聖人、君子都得不到，寧可要愚人，也不要那些小人。因為小人有才，如虎添翼，將遺患無窮。“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傢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資治通鑒》卷一）。他反對壓抑人才的做法，提出不拘資序，不論親疏，不講門第，不計恩怨等唯才是舉的取人路線。他說：“茍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仇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司馬溫公傳傢集·言為治所先上殿札子》)。
影響 司馬光繼承瞭儒傢的政治思想，在儒傢思想指導下編寫成的政治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對中國歷代政治產生過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