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設立於廣州的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又稱洋貨行、洋行、外洋行、洋貨十三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放海禁後，清廷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設立海關。粵海關設立通商的當年，廣州商人經營華洋貿易二者不分，沒有專營外貿商行。次年四月間，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共同商議，將國內商稅和海關貿易貨稅分為住稅和行稅兩類。住稅徵收物件是本省內陸交易一切落地貨物，由稅課司徵收；行稅徵收對象是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由粵海關徵收。為此此，建立相應的兩類商行，以分別經理貿易稅餉。前者稱金絲行，後者稱洋貨行即十三行。從此，洋貨十三行便成為經營外貿的專業商行。名義上雖稱“十三”，其實並無定數。舊有十三行“沿明之習”的說法，是從《粵海關志》抄襲篡改《澳門紀略》的杜撰之詞，屬訛傳。
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乾隆十八年(1753)，業務曾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來廣州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辦本港貿易的事務，另由幾傢行商專營暹羅（今泰國）貢使及其商民貿易稅餉事宜，稱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稱福潮行，經營包括廣東潮州及福建商民往來買賣稅務。這時來到廣州海口商船漸多，貿易發展，各行口商人資本稍厚者經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隻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隻貨稅。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個別商人倒帳破產而被官府革除，其業務劃歸外洋行，每年推舉兩傢來輪流辦理。嘉慶五年(1800)以後，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范圍劃分隻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
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於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並加以扶植，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分，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
洋貨十三行作為清代官設的對外貿易特許商，要代海關征收進出口洋船各項稅餉，並代官府管理外商和執行外事任務。這是清代對外貿易的主要特點。為瞭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於乾隆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傢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傢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采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盡管外商對保商制度表示不滿，但清廷一直加以維護。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時，就互相勾結；利益矛盾時，就互相欺騙敲詐，釀成種種糾紛。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間投機取巧，獲利致富；但大多數行商則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夾擊下，招致破產。
鴉片戰爭前的廣州十三行街
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康熙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廣州行商曾兩次組建公行，但為期都不長。公行議定行規，表面是為約束不法行為，扶持對外貿易，實際上卻增加瞭不少禁約。它對貨物實施公行壟斷，以便按照行會的利益自行調整價格。英商為打破公行壟斷，通常用收買個別行商、賄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如乾隆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準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間，在行商之間及行商和散商之間，又為爭奪商業利潤互相傾軋，外商得以乘機在進出口貨價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虧損和債務；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對行欠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故不斷出現倒閉。乾隆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並開始設立利用行傭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公行的穩定。重建後的公行，延續瞭近六十年。
鴉片戰爭以後，《南京條約》規定，廢除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他們曾經對新定的自由通商進行種種抵制，力圖保住昔日的獨占地位，但未能如願。咸豐六年(1856)，十三行毀於廣州西關大火。
參考書目
彭澤益：《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