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由滿族統治者建立。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即清太祖努爾哈赤)稱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年號“天命”，建都於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後遷都盛京（今瀋陽）。明崇禎九年(1636)其子皇太極（即清太宗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1644年明朝覆亡，清軍入關，遷都北京，經過長期戰爭，確立瞭對全國的統治。到康熙、雍正、乾隆時期，農業生產得到全面恢復和進一步發展，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國力鼎盛。乾隆以後，內外矛盾激化，反清起起義頻繁。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瞭鴉片戰爭，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入侵中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瞭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從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為尖銳，帝國主義橫行，戰亂不斷，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政府日益衰落腐敗。但中國社會也生長起新的經濟和新的階級，西方的科學文化得到瞭傳播。中國人民為瞭挽救危亡，進行瞭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直至宣統三年(1911)發生瞭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瞭清朝。翌年清帝被迫遜位。
從順治元年(1644)清朝入關至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退位，清朝對全國統治二百六十八年。入關以前有兩個皇帝，即清太祖（年號天命）和清太宗（年號天聰、崇德）；入關以後有十個皇帝，年號為：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
滿族的興起、清朝對全國統治的確立
後金政權的建立 滿族的先世一直居住在東北地區，和中原地區的關系密切。滿族的祖先肅慎，曾向周武王朝貢。後肅慎改稱挹婁、勿吉、靺鞨。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靺鞨曾建立渤海國，受唐朝冊封。公元10世紀後，靺鞨改稱為女真。曾建立金朝，滅遼伐宋。明朝女真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滿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龍江流域北岸，後來逐漸向南遷移。明朝政府設立瞭建州衛和建州左衛、建州右衛（見建州三衛）。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兒即是明成祖任命的建州衛都指揮使。
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女真諸部分佈圖
《滿洲實錄·三仙女浴佈勒瑚裡泊》(亦稱佈勒和裡湖)
《滿文老檔》中關於滿族起源的傳說稱：佈庫裡山麓有佈勒和裡湖，有三仙女浴於湖中，第三位仙女佛古倫吞食神鵲銜來的朱果，孕而生子，姓愛新覺羅，名佈庫裡雍順。這個神話明確記載在清朝的官書中，反映瞭東方原始民族隻知有母、不知有父和崇尚鳥類圖騰的習俗。佈庫裡雍順是滿族傳說中公認的始祖，佈庫裡山舊說即長白山，但據《滿文老檔》所載，此山應在黑龍江以東，原江東六十四屯的東南，而那裡正是滿族直系祖先居住的地方。
南遷後的女真族經濟發展很快，從漁獵轉變為以農業生產為主。其時，建州女真分為蘇克素滸、渾河、完顏、哲陳、棟鄂等部，居住在撫順以東直至鴨綠江邊；海西女真分為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等部，居住在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流域，此外還有長白部的納殷、珠舍裡、鴨綠以及東海部的窩集、庫爾喀、虎爾哈等。各部分散，不相統屬，互爭雄長，明朝政府對它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明萬歷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以祖、父遺甲十三副起兵，開始瞭統一女真各部的事業。經過五年戰爭，統一瞭建州各部。他在羽翼尚未豐滿的時候，對明朝十分恭順，接受其所授官號，並多次親自赴北京朝貢。此後，努爾哈赤又擊敗海西女真的哈達（1601）、輝發(1607)、烏拉(1613)、葉赫(1619)等四部，基本上統一瞭女真各部。在戰爭過程中，努爾哈赤創建瞭八旗制度。八旗是軍政合一的組織，它把分散的女真族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和戰爭。努爾哈赤使子侄們分別擔任各旗的旗主。又發展經濟，促進貿易，訂立行政和法制規條，選拔人才，創制文字，設立瞭議政王大臣（見議政王大臣會議）。明萬歷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國號“大金”。
後金的建立威脅瞭明朝對遼東的統治。明萬歷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1619），明軍十餘萬人分兵四路征伐後金。後金以六萬兵力於薩爾滸擊破明軍；明天啟元年(1621)，後金乘勝攻取沈陽，五年，遷都於此，後又席卷遼西大片地區。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後金軍攻打寧遠，遭到袁崇煥率領的明軍的堅強阻擊，後金軍戰敗。努爾哈赤奪取全遼的計劃受挫，這年八月因病去世（見明清戰爭）。
滿族社會狀況 16世紀，遼東的女真族大體上處在奴隸社會晚期。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努爾哈赤統一事業的進展，以建州女真為主的東北各族，融合和重新組織，逐步形成瞭新的滿族共同體。滿族已有較先進的農業，使用鐵制農具和牛耕，糧食產量豐富。17世紀初，各地遍佈使用奴隸耕作的農莊（托克索）。後金政權直接控制的屯田，則帶有一定封建生產方式的因素。滿族又以采集和畜牧作為農業經濟的補充，如采參、養蜂、撈珠、捕魚、狩獵、牧馬。手工業也較發達，能制造武器和生產用具，有礦冶、紡織、煮鹽、陶瓷、造船、鑄幣等。滿族居住在明朝統治的遼沈地區附近，和漢人經常接觸，通過朝貢和馬市，與明朝進行頻繁的貿易。
早期滿族社會基本上有三部分人組成：①八旗的旗主、長官、將領，這是滿族的上層統治者，占有許多“托克索”和奴隸。②阿哈，即奴隸，大多是戰爭中獲得的俘虜和一部分破產淪落的民戶。③珠申，即自由民，大多是原來建州女真的民戶和主動歸附的其他部族，被編為八旗戰士，占有少量土地和奴婢。
滿族進入遼沈地區後，受先進的生產方式影響，其社會迅速向封建制過渡。後金天命六年實行“計丁授田”，將遼沈地區許多閑廢的土地分配給滿族士兵。後來，又參照滿族原來的“托克索”和漢族在遼沈地區的民屯，實行“編莊”。許多漢族農民受編為壯丁，每莊壯丁十三人，牛七頭、土地一百晌，其中八十晌的收獲歸壯丁自有，二十晌交公，這是奴隸制向封建制演進的重要標志。壯丁實際上是農奴，有自已微薄的經濟，但受國傢和農奴主的剝削和控制，仍無人身自由。
皇太極改制稱帝 努爾哈赤死後，八旗並立，各有實力。其第八子皇太極勢力最強，被擁立為汗，改元天聰。政權沿襲原來的原始軍事民主制，由皇太極和其兄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四大貝勒共同主持軍政大事。皇太極改易族名為滿洲，並進行瞭一系列改革：
①集中權力。改變四大貝勒共主國政的體制，每旗設旗務大臣，與諸貝勒偕坐，共議國政。此後，又翦除或削弱瞭其他三大貝勒，形成南面獨尊的局面。
②建立和完善國傢機構。後金政權原以八旗制度行使國傢權力。皇太極在削弱旗主權力的同時，仿照明朝的中央集權制，建立和完善國傢機構。設內三院，負責草擬詔令敕諭，頒佈制度政策，參與國傢機務，使之具有內閣的職能。又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為八衙門，形成瞭一套較完整的中央集權的國傢機構，取代瞭八旗貝勒理政的局面。
③任用漢族官員、將領和知識分子。以高官厚祿招納漢官漢將，並任以實權。實行開科取士，薦舉賢才。從而增強瞭後金政權的實力，分化、削弱瞭明朝的力量。
④設立漢軍八旗、蒙古八旗，編制和滿洲八旗相同，直接聽命於汗，擴大瞭兵源，增強瞭戰鬥力。
⑤重新編莊。滿族占領遼沈地區，奴役漢民，引起反抗和大量逃亡。皇太極為瞭緩和矛盾，發展農業生產，將農莊重新編組。八名壯丁，編為一莊，“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又清丈土地，編審壯丁，嚴禁隱匿，使大量土地改為屯地，許多壯丁成為國傢控制下的民戶。這些措施促進瞭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
⑥加強法制。制定各種法律，強調秉公執法，賞罰嚴明。違犯法令，雖權貴親族亦不寬縱。
滿族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經濟逐漸繁榮，政治日益安定。皇太極地位日尊，遂於天聰十年(1636)在盛京稱帝，改國號為“清”，改元崇德。
明清戰爭與清軍入關 皇太極面對著三種力量，明朝、蒙古和朝鮮。即位之初，他表示願與明朝議和，以爭取時間。崇德元年，征服朝鮮，解除瞭後顧之憂。他又利用漠南蒙古的內部矛盾，采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方針，拉攏蒙古各部封建主，集中力量打擊其中力量最強的林丹汗，並於天聰六年完成瞭對漠南蒙古的統一。漠北喀爾喀蒙古亦臣屬於清朝。皇太極還對黑龍江流域各部族進行招撫或征討，統一瞭東北全境。清入關以前，統治所及“自東北海濱（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濱（貝加爾湖），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
與此同時，皇太極采取奔襲騷擾的戰略，數次越過長城，繼續進攻明朝。後金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親率大軍，從喜峰口入關，圍困北京；又施用反間計，借崇禎帝之手殺袁崇煥。八年，又繞道蒙古地區入長城，攻襲宣化、大同，大掠而歸。崇德元年，阿濟格率軍入居庸關，破京郊各城，軍鋒南至保定。三年，多爾袞、嶽托等出兵從墻子嶺、青山關毀邊墻而入，長驅南下，明督師盧象昇戰死於冀南，清軍突入山東，攻破濟南，俘獲大量的人畜和金銀。此外，還陸續攻破明朝在旅順和皮島的據點，徹底消除瞭背後的隱患。
這時，明朝的軍事形勢發生進一步變化。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轉戰中原，聲威日盛（見李自成起義、張獻忠起義）。明朝兩面受敵，左支右絀。皇太極乘機在崇德五年至八年（明崇禎十三年至十六年）大舉用兵，奪取瞭明朝重兵設防的錦州、寧遠地區，掃除瞭進入山海關的障礙。
崇德八年，皇太極突然病逝，清政權在繼承問題上發生糾紛。皇太極的長子豪格與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多爾袞爭立，經調和解決，由皇太極的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即清世祖福臨）即位，改元順治，而以兩個叔父多爾袞和濟爾哈朗輔政。後來，多爾袞的權勢日盛，稱皇父攝政王。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崇禎帝自縊。駐軍山海關的吳三桂投向清朝，引清兵入關。四月，李自成率軍至山海關，與吳三桂和清朝的聯軍戰於一片石、石河等地，農民軍戰敗。從此，形勢急轉直下，李自成匆忙撤出北京，退往陜西；撤離北京前夕，登基稱帝，國號大順。清軍在多爾袞的率領下，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號，長驅直入北京，取代瞭明王朝的統治。
清軍又分兵兩路，追擊李自成。多鐸攻潼關，阿濟格由邊外入陜北。大順軍屢戰失利，李自成放棄西安，退入湖北，占領武昌。清軍追至，李自成又撤出武昌。順治二年六月途經通山縣九宮山，遭地主武裝的襲擊，李自成遇害，餘部退至湖南。
當李自成的起義軍攻入北京、推翻明朝的時候，張獻忠的起義軍進入四川，建元稱帝，國號大西。清軍擊敗李自成後，派豪格率兵入川。張獻忠從成都北上迎敵。順治四年正月駐軍西充，遭到清軍的突然攻擊，張獻忠犧牲。大西軍餘部轉戰南下，進入雲南。
南明及各地的抗清鬥爭 明朝滅亡後，南方的官僚、地主擁立福王朱由崧於南京，年號弘光，建立瞭南明的第一個政權。弘光小朝廷內，馬士英等把持朝政，排斥異已。史可法督師江北，但指揮不瞭軍隊。江北四鎮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橫行於江淮，左良玉軍盤踞長江中遊，各擁兵自重。面臨著清軍南下的威脅，弘光帝沉湎酒色，官僚將領之間傾軋火並。四鎮中兵力最強的高傑被許定國誘殺。左良玉因和馬士英矛盾，以“清君側”為名，率兵東下。這時，多鐸率領清軍渡過淮河，而防淮的劉澤清、劉良佐都被南調抵擋左良玉軍。史可法困守揚州，少兵無援。順治二年，揚州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義。清軍渡長江，南明的官吏將領紛紛投降，南京失守，弘光帝逃走，後被捕殺。
弘光政權覆亡，錢肅樂、張國維等擁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黃道周、鄭芝龍等擁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州，建元隆武。這兩個政權內部矛盾嚴重，兵驕將悍。順治三年，清軍渡錢塘江，破紹興，魯王逃往舟山。同時，清軍分兵越仙霞嶺，鄭芝龍降清，隆武帝逃到汀州遇害。清軍略定浙閩，進入廣東，又擊潰瞭剛剛由唐王朱聿建立起來的紹武政權。當時，丁魁楚、瞿式耜等擁立桂王朱由榔，稱帝肇慶，年號永歷。聞清軍來襲，逃往廣西，顛沛流離，處境極為險惡。
清軍入關後，實行圈地（見圈地令），嚴定逃人法，強迫漢人薙發易服（見剃發令），激化瞭民族矛盾，抗清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如閻應元等保衛江陰；黃淳耀、侯峒曾等堅守嘉定；陳子龍、夏允彝等起兵松江；赤腳張三等漁民活躍於太湖周圍；金聲、江天一等戰鬥於皖南；鄂皖邊界的英霍蘄黃，山寨林立；浙江四明山區的抗清軍聲威遠播；江西的棚民、礦工襲擊各州縣；福建的義軍圍困福州；山東榆園軍長期堅持戰鬥；山西呂梁山軍曾攻占數十州縣；甘肅回民丁國棟、米喇印控制甘肅；還有鄭成功、張煌言等出沒於海上；劉體純、郝搖旗、李來亨等十三傢結寨於夔東。許多降將降官也倒戈反清。如金聲桓起兵於南昌，李成棟起兵於廣州，薑瓖起兵於大同。
在這種形勢下，南明永歷政權先和大順軍合作，得以在西南立足。後因內部兵將不和，永歷政權及大順軍的軍事實力被清軍消滅。這時，張獻忠的大西軍餘部由孫可望、李定國率領，已據有雲南全境。永歷政權又與其聯合抗清。順治九年李定國出兵抗清，經貴州、湖南，攻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戰敗自殺；接著又在衡州殺清軍統帥敬謹親王尼堪，兩蹶名王，聲威大振。但大西軍內部矛盾日增，孫可望妒忌李定國功高勢大，陰謀殺李。李定國避往廣東，希望與鄭成功會師，收復廣州，但戰鬥失利，實力大損。他撤到貴州，接走瞭被孫可望劫持的永歷帝，回師雲南。孫可望率軍征討李定國，大西軍內部同室操戈。孫兵力雖眾，但驕橫妒功，軍心不附，陣前倒戈，敗逃降清。清軍乘大西軍內訌之際，揮師西進，占貴州，入雲南。李定國迎戰失利，撤出昆明，永歷帝逃往緬甸。康熙元年(1662)吳三桂率軍入緬，俘殺永歷帝，李定國則轉戰雲南邊境，同年病死。
和李定國同時堅持抗清的還有鄭成功。他的父親鄭芝龍降清，而他奉南明永歷帝年號，以廈門為據點，轉戰於福建、廣東、浙江沿海。順治十六年，鄭成功與張煌言合作，出動水師，深入長江，克瓜州、鎮江、蕪湖各州縣，圍攻南京，蘇皖震動。後來中瞭清軍的緩兵計，頓兵堅城之下，遭到清軍的突然反擊，鄭軍戰敗，退回福建。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為建立持久的抗清基地，率軍攻打為荷蘭占據的中國領土臺灣，康熙元年荷蘭軍力竭投降。鄭成功收復臺灣後，不久病死。
清初的統治政策及措施 清朝入關時，采取瞭一些野蠻的掠奪政策。如在京畿大規模圈占土地，分配給滿族的王公、官僚和將士。在直隸圈地遍及七十餘州縣，總數估計接近兩千萬畝。官莊旗地，由奴仆、壯丁耕作，這些下層勞動者承擔著苛重的剝削，遭受非人的待遇，逃亡者甚多。清朝政府重申逃人法，嚴厲處罰逃人及隱匿的窩主，使各階層惴惴不安。在政治上，清朝“首崇滿洲”，強迫漢族按照滿俗薙發易服，以表示對新朝的忠順，違者處死。雖經漢族強烈反抗，清廷堅持這一政策，毫不退讓。為瞭防止占人口很少數的滿族被漢族同化，嚴立滿漢界限，不許滿漢通婚，在滿族中努力保持騎射、滿語及其他習俗。還保障滿族的特權，王公親貴，按爵職領取銀米，待遇優厚，一般正身旗人也有少量俸餉。刑法方面，滿漢之間、各個等級之間量刑標準亦不同。許多漢人雖在政府中任官，但實權掌握在滿族官員手中。清廷特別對漢族鄉紳和知識分子嚴加控制防范，利用種種機會打擊各地士紳。江浙發生的通海案(與鄭成功相通)、科場案（科舉考試中舞弊）、奏銷案（欠交錢糧）、文字獄（如莊廷明史案），誅殺流放許多鄉紳士子，打擊和削弱瞭明末地方地主階級的勢力和特權。為瞭防止鄭成功從海上進攻，又頒佈遷海令，從江蘇到廣東的漫長海岸線上，沿海五十裡內居民，均迫令遷移，不準商船漁船出海，使許多人破傢失業。
清初為適應新占領區的形勢，不斷調整各種措施，政策也有其開明和進步的一面。入關伊始，即取消明末苛重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獎勵墾荒，招集流亡，減輕賦役，使農業生產有所恢復，耕地和人口數字逐漸回升。在政治上，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號，禮葬崇禎帝，收羅人心。招降明朝的文官武將，委以職任，發揮他們的才能。在清初建立全國統治中，漢軍旗起瞭重要的作用。他們名屬旗籍，實為漢人，掌握兵力，具有知識，瞭解內地的民情風俗。依靠他們，才能征服更多的地方，確立牢固的統治。所以，清初的地方督撫中漢軍占十之七，滿族占十之三。為瞭籠絡知識界，又開科取士，為他們開辟入仕做官的途徑；尊重漢族大部分原有的制度和習俗，崇尚孔子和儒傢文化。清朝政權，雖屬滿族當權，卻逐漸形成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專政。順治四年以後，停止瞭大規模圈地，更後，又放寬瞭逃人法，減少瞭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清朝上層內雖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卻能用溫和的手段，解決分歧，避免瞭公開分裂和劇烈動蕩。順治即位和多爾袞攝政就是滿族上層統治者內部矛盾調和的結果。順治帝對多爾袞懷著仇怨，故多爾袞死後被貶，但各種政策仍沿襲未變。
順治十八年(1661)順治帝逝世，其子年僅八歲的玄燁（即清聖祖玄燁）即位，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鏊拜掌握實權，思想趨於保守，企圖恢復滿族的祖制舊章，又專橫跋扈，擅自殺戮大臣。玄樺不甘當傀儡皇帝，康熙八年，計擒鰲拜，奪回權力。
康熙帝（即玄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三藩割據。平西王吳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占有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等廣大地區，兵多財足，朝廷號令不行。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毅然下撤藩之令，削去他們的權力，收回他們盤踞的地盤。吳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的兒子尚之信悍然發動叛亂。經八年戰爭，康熙二十年，平定瞭三藩叛亂。
這時，鄭成功已死，其子鄭經統治臺灣，內部矛盾發展，內訌不息。自從南明滅亡後，鄭氏集團失去瞭政治方向，一度曾與三藩中的耿精忠合，後又發生矛盾。鄭經死後，諸子爭立，鄭克塽繼位，力量已大大削弱。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後，決定收復臺灣，任用姚啟聖、施瑯等練兵造船，積極準備。康熙二十二年施瑯統率舟師出海，先攻澎湖，擊敗鄭氏軍的反抗，兵至臺灣。鄭氏集團的防禦瓦解，鄭克塽出降，臺灣遂統一於清朝中央政權之下。
康雍乾時期的經濟、政治、
民族及對外關系
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明清之際，經過長期戰亂，經濟殘破，土地荒廢，人口銳減。清朝確立全國統治之後，采取各種措施使經濟得到瞭恢復和發展。
農業和水利 在農業方面，清廷獎勵墾荒，招集流民授以土地，資助農具種子，延長墾荒升科的年限，並以墾地多少衡量地方官的治績。故中原無地的人民紛紛向地廣人稀的四川、雲貴、臺灣、新疆、東北、內蒙流動。全國耕地面積增加，順治中隻有五億多畝，乾隆時達到七億多畝。康熙八年，實行更名田，將明朝王公勛戚、官僚地主占有的大批土地給予原耕之人，永為世業，刺激瞭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減輕賦稅，除遇水旱災荒豁免和減收外，多次普免全國錢糧，減輕人民的負擔。在水利方面，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治理黃河、淮河、運河、長江、錢塘江、永定河，努力減輕水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提高農業產量，保持運輸暢通。重要的水利工程有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理黃淮、修固荊江大堤、修築江浙海塘工程等。農業生產方面，在傳統農業技術的基礎上，對耕作方法、灌溉、施肥、選種均有某些改進。北方試行區田法種植水稻、南方種植雙季稻，也獲得一些成效。特別在各地推廣高產作物番薯、玉米，對於提高產量防止災荒，供應口糧，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經濟作物方面，棉花種植甚盛，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是著名的產棉區。江浙、廣東種桑養蠶，獲利甚厚。此外，茶葉、煙草、甘蔗、苧麻、蓼藍等作物生產也很繁盛。
手工業和抑商政策 手工業也逐漸恢復並有所發展，生產工具有某些改進，織絲機具比較復雜精巧，采礦工具、地質方面的知識亦有進步，但仍是手工勞動，不是機器生產，沒有擺脫對自然能源（人力、畜力、水力、風力）的依賴。
最重要的手工業是紡織業，包括棉紡織業、絲織業及相關的染踹業。棉紡織業處在傢庭副業和小商品生產階段，但包買商相當活躍，掌握著棉花原料的收購和紗佈產品的運銷，棉紡織手工業者處在商業資本的控制之下（見松江佈）。佈匹的踹光染色也有發展，蘇州一地即有染坊、踹坊數百傢，踹匠多至一萬餘人。絲織業較為集中的南京、蘇州、杭州等地，“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最大的機戶擁有織機四、五百張，規模可觀。礦冶業中，雲南銅礦的規模最大，資本雄厚，工人眾多，組織嚴密，采煉技術達到相當水平，全省銅產量最高時（乾隆中葉）達一千數百萬斤，但在官府的嚴密控制下，發展速度十分緩慢。采鐵、冶鐵，既供軍需，亦供民用，清廷的控制也很嚴格，官府資金雖未滲入鐵礦業，一般均由商民申請開采，但開采、冶煉、招工、設爐、運銷均須報官批準、發給執照。廣東佛山是冶鐵中心，傭工數萬（見佛山鐵冶）；漢口鐵業亦盛，有鐵匠五千餘人。煤炭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窯很多，但清廷對采礦的總政策長期搖擺，金銅煤鐵利益甚薄，為官方民間之必需，不能禁絕，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礦工，反抗鬧事，故礦場時而被禁、時而準開。制瓷是重要的傳統手工業，景德鎮瓷業（見明代景德鎮瓷器）最發達，內部分工很細密，工藝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達到瞭很高的水平。此外，熬鹽、伐木、制煙、榨糖、造紙等手工行業均有相當的發展。
清代手工業很繁榮，無論生產規模、雇工數量、分工細密、技術水平、產品質量方面，都達到瞭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並出現瞭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較先進的經濟因素集中在長江、珠江下遊和某些地區、某些行業內。廣大的腹地、山區、邊疆，經濟文化很落後。整個中國，農業和小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封建經濟遠沒有解體。中國和當時先進的西歐國傢相比，存在著很大差距。
清政府把工商視為末業，執行“抑商”政策。對於那些有大利可圖及有關國計軍需的手工行業，政府插手幹預，指定官商，實行壟斷。對於其他手工行業，允許商民經營，但控制亦嚴，且高額征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手工業中還普遍存在著有濃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會組織，這些都妨礙手工業的自由發展。
大城市的出現 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基礎上，許多大城市得以繁榮。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貨薈萃，傳統的手工藝產品有景泰藍、雕漆、玉器等，前門外是繁華的商業區。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礎上，屢加修茸，形成瞭西郊園林區，有三山五園（暢春園、圓明園、萬壽山清漪園、玉泉山靜明園、香山靜宜園）。宮殿壇廟、街道河流亦經大力改建修浚，形成瞭近代的北京城。揚州位於長江北岸，瀕臨運河，是淮鹽的集散地，經濟發達，財貨殷富，多富商大賈。南京、蘇州、杭州都是絲綢、佈匹及其他手工業品的產地，產品遠銷各地，城內商鋪林立，作坊星佈，附近土地肥沃，富農桑魚米之利；且文化發達，風景優美，蘇州有園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勝。廣州是對外貿易的口岸，是封閉的封建中國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每年來往的商船很多，進出口商品聚散於此，號稱“金山珠海，天子南庫”。此外，景德鎮的制瓷，佛山鎮的冶鐵，盛澤鎮的繅絲，產品精良，遠近馳名。漢口居長江中遊，四通八達，為米谷、木材、食鹽、藥材和各種貨物的集散地。除瞭這些繁榮的大城市以外，廣大農村有許多小城鎮以及定期集散的墟場、市集、廟會，形成廣闊的商業網，是農民群眾和行商坐賈進行交易的場所。
清王翬繪《康熙南巡圖》紹興部分
乾隆《兩淮鹽法圖·儀所掣摯》
賦役制度的改革 清初經濟的發展，與賦役制度的改革密切相關。清朝建立後，即逐步著手整頓混亂的賦役制度。順治和康熙時，編定《賦役全書》，以明萬歷年間的賦役額為準，取消苛捐雜稅，歸並稅收名目。又頒發“易知由單”、“串票”，簡化征收手續，改進納稅制度。但由於傳統的賦役制度是按土地數量和人丁數目兩個標準征收，分別為“地銀”、“丁銀”，全國土地數目已難確知，人丁則死亡增殖，隱匿流動，變動頻繁，無法統計。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國庫有瞭贏餘，清政府考慮不再增收人丁稅。康熙五十一年(1712)，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將丁稅總額固定下來，不再隨人口的增加而增收，穩定瞭全國的丁稅負擔。為瞭進一步解決賦役混亂和負擔不均，又於雍正元年(1723)制定“攤丁入地”政策，在各省陸續推廣實行。此項政策將丁銀平均分攤於地畝之內，不再按人丁和地畝雙重標準收稅，變成瞭單一的土地稅。這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改革，從此廢除瞭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人頭稅，簡化瞭收稅標準和手續，有利於丁多地少的貧苦農民。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也有所削弱。雍正時還進行瞭其他改革，如耗羨歸公，“耗羨”是為瞭補償征收銀米的虧損，於正稅之外增收的附加稅。各級官吏往往借此謀利，任意加征，名目繁多，流弊極大。清廷將“耗羨”改為正稅，數額固定，由國傢統一征收。此項收入即發給官吏作為養廉銀和辦公用費，以提高官吏的微薄官俸，對改善吏治起瞭一些積極作用。此外，雍正時，又將各地“賤民”，如晉陜的“樂戶”、浙江的“惰民”、江蘇的“丐戶”、安徽的“世仆”、廣東的蜑戶開豁為良，編為民籍，廢除瞭殘存的奴隸制。
政治制度的設立與完善 清朝政權實行以滿族貴族為主體的滿、蒙、漢封建階級的聯合專政，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高度發展形態。
政權機構 政權組織沿襲明朝制度，專制皇帝君臨全國，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就是國傢法律。清代中樞權力機關和明朝有所不同，明代的權力在內閣，清代內閣雖地位尊崇，而權力較小。最初，軍政大權操於議政王大臣會議，日常庶政歸內閣。康熙時，皇權加強，南書房協助皇帝，參與機務。雍正時，創設軍機處，其為有清一代處理政務的最高權力機關，負責決策發令，撰述諭旨，綜理軍國大計，軍機處不是獨立的正式衙門，而是皇帝身邊的辦事機構，無官署、無定員，軍機大臣均為兼職，由皇帝特簡。其他中央機關和明代相同，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執行政令，綜理事務，設尚書、侍郎，滿漢並用。都察院為監察機關，設禦史、給事中等官。新增的理藩院管理少數民族和某些對外事務，隻任用滿族和蒙族官吏。另有機構龐大的內務府，照料皇室的生活和財產，官理宮廷太監、匠役。地方行政機構，大體分省、府、縣三級，總督、巡撫為省級最高長官，佈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分掌全省民政、財政、刑法。還分設道員，作為輔佐。府設知府，統轄數縣，承上啟下。縣設知縣，為基層“親民之官”，掌管全縣政務、賦役、戶籍、緝捕、訴訟、文教。少數民族地區，根據各地情況，設立不同的地方軍政機構。
軍隊 清朝軍隊，以八旗兵為主體。八旗分為禁旅和駐防兩類，禁旅八旗駐在北京，保衛皇室，駐防八旗分駐各地。遇有戰事，從禁旅和駐防兵中調遣出征。八旗兵額共二十二萬人。清初，八旗兵戰鬥力很強，待遇亦較優厚，但後來漸染城市習氣，不習武事，逐漸喪失瞭戰鬥力。清朝入關，招降瞭大批明朝軍隊，以綠旗為標幟，以營為建制單位，稱為綠營。綠營分駐各地，有馬兵、戰兵、守兵、水師等區別，共六十餘萬人，設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武職。清朝中葉以後，又有漢族地主自募自練的團練鄉勇，稱為勇營，有事時招募，無事時裁撤，不同於八旗、綠營常備之兵。
法律 清代法律，結合滿族在關外時期的習俗、制度也沿用明律。順治初已制定瞭大清律，康雍乾三朝不斷修訂增刪。乾隆初公佈《大清律例》，包括律文四百三十六條，附例一千四百零九條。它和傳統的封建法典一樣，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按照人們不同的身分等級有不同的審判手續和量刑標準。包括“叛逆”在內的“十惡”被視為最嚴重的罪行，對地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封建傢族的權利，作瞭明文保障。律制鮮明地體現瞭封建統治的本質，其中還有許多民族壓迫和歧視的條文。
科舉制 清朝繼續以科舉制作為培養、選拔官吏的“正途”。府州縣每年考試，錄取秀才；鄉試三年一次，錄取舉人；以後舉行會試、殿試，錄取貢士、進士。殿試前三名為一甲，俗稱狀元、榜眼、探花。考試從四書五經中出題，寫八股文章，思想內容和文章形式均有嚴格的程式，應試者受很大束縛，不能反映其真才實學。除瞭三年一次的考試外，有時還開恩科、特科，如康熙、乾隆時曾開博學鴻儒科。知識分子以此為進身入仕的階梯。
統治階級上層的鬥爭 清朝在入關前後，皇帝和八旗旗主的矛盾很尖銳，以後旗主的權力削弱，皇權加強，但上層的鬥爭並未停息。康熙帝去除鰲拜集團以後，重用索額圖、明珠。這兩人各樹黨羽，爭權傾軋。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等遭郭琇彈劾，被革職。當時，漢臣徐乾學、高士奇等受康熙重用，招權納賄，形成“南黨”，但在明珠黨被逐後不久，也令休致回籍。康熙中期，索額圖勢力最大，並與太子胤礽結合。有人告發他們圖謀不軌，欲加害康熙，索額圖被囚處死。以後康熙、胤礽父子之間猜嫌日深。康熙四十七年廢太子，康熙的許多兒子群起結黨，爭逐太子之位，胤禔、胤祉、胤禛、胤禩、胤禟、胤䄉、胤嵺、胤祥都卷入瞭這場爭奪。第二年，康熙忽然復立胤礽為太子。但胤礽驕縱妄行，致父子之間的隔閡難以彌合，康熙五十一年又被廢黜。太子忽立忽廢，康熙舉止失措，朝臣混亂恐慌，此後，繼承問題被長期擱置。六十一年康熙死，據稱遺詔指定皇四子胤禛繼位，即雍正帝（見清世宗胤禛）。胤禛可能用非法手段搶奪瞭帝位，其實際內幕復雜難明。他上臺後，打擊敵黨，最懷恨的胤禩、胤禟被誅殺，其他弟兄被囚禁，株連甚眾。雍正鑒於這場鬥爭的教訓，實行秘密立儲，密寫繼承人的名字，藏於乾清宮的匾額之後，以避免公開立儲引起的爭奪。
雍正時，朝臣中仍多結黨。雍正親自寫《朋黨論》以告誡廷臣。他最親信的大臣年羹堯、隆科多亦得罪，年賜死，隆被囚，其案可能是皇位爭奪的餘波。乾隆初，鄂爾泰與張廷玉亦廣植黨羽，乾隆帝（見清高宗弘歷）加以裁抑，兩派均不得專權。乾隆年老，和珅得寵，納賄營私，權勢甚盛。乾隆死後，和珅立即被嘉慶誅死。有清一代，上層政治屢起風波，政局經常變幻，但專制皇權卻很強固，最高統治者能夠駕馭局勢，驅遣左右，故統治秩序尚為穩定。
邊疆地區的治理 清代在康雍乾時期統一瞭天山南北，加強瞭對西藏和西南其他地區的控制。
西北地區 清初，住在伊犁河谷的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準噶爾部最強盛，其領袖噶爾丹野心很大，戰勝瞭其他部族，征服南疆的回部（維吾爾族），進兵青海，籠絡西藏，侵擾甘肅，自稱“博碩克圖汗”。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乘喀爾喀蒙古內部紛爭之機，竟和俄國相配合，率兵三萬，由杭愛山東侵。喀爾喀蒙古戰敗，求援於清政府。康熙二十九年烏蘭佈通之戰清軍擊敗準部，噶爾丹遁逃（見平定準噶爾）。次年，康熙與內外蒙古的首領參加多倫會盟，改變喀爾喀原有的部落組織，實行盟旗制度，穩定瞭喀爾喀蒙古長期動蕩的局勢。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康熙率師親征，平定瞭噶爾丹叛亂。此後，策妄阿拉佈坦重振準部，在康熙後期派兵進入西藏，占領拉薩。清廷聞訊，於康熙五十九年派兵入藏，驅逐瞭準噶爾軍。雍正二年(1724)，清軍又平定瞭和碩特部羅卜藏丹津叛亂。羅卜藏丹津逃往準噶爾，清朝和準噶爾更加深瞭對立。在策妄之子噶爾丹策零統治時期，雙方互有攻守勝負，曾一度議和停戰。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因準部發生內訌，初命班第、永常率兵偕同阿睦爾撒納等降眾，分兩路進攻準噶爾部。二十二年，平定準噶爾，統一瞭天山北路，隨即進入南疆。二十四年夏，平定瞭回部大小和卓之亂，統一瞭南疆。三十六年，西遷到伏爾加河下遊的厄魯特蒙古土爾扈特部三萬餘戶，近十七萬人，在其領袖渥巴錫的率領下克服路程的艱難險阻，沖破俄軍的追擊攔截，跋涉一萬餘裡，行程八個月，回到伊犁，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和歡迎。渥巴錫被封為親王，部眾得到瞭妥善安置。
西藏 清朝還加強瞭對西藏的管轄。康熙五十九年，清軍逐準部出西藏，清廷以康濟鼐主持藏政，設駐藏大臣監督。雍正時，頗羅鼐主持藏政，服從清朝政令。他死後，子珠爾墨特不服中央管轄。乾隆十五年，清軍再次入藏平叛，七世達賴與僧俗人眾也反對叛亂，擒殺珠爾墨特。清廷為瞭穩定西藏局勢，制訂《西藏善後章程》，改組噶廈（西藏地方政府），設四名噶隆（須聽命於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管理政務，並在西藏常駐清軍。五十六年，尼泊爾廓爾喀族因貿易糾紛大舉進攻西藏，清軍驅逐廓爾喀軍，追越喜馬拉雅山，議和而返。清廷又制定《欽定西藏章程》，對西藏的政治、軍事、財政、宗教、外事等方面進行全面改革，進一步提高駐藏大臣的權力，規定西藏地方官員的職權和品級，訓練藏軍，統一鑄幣。並實行金瓶掣簽制，以防止班禪、達賴的轉世為貴族農奴主操縱、利用。
西南其他地區 為加強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雍正年間，清廷采納鄂爾泰的建議，在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等省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廢除土司，分別設置府、廳、州、縣，委派非世襲的流官任職，和內地各省實行相同的政權管理體制。“改土歸流”政策遭到土司的抵制和反抗。清朝采取和平招撫和武力鎮壓兩種手段，對抗命騷亂者，出兵征討。清朝鎮壓土司勢力用力最大、耗時最久的是乾隆年間的大小金川之役。
民族政策和邊防設施 清朝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基本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就是保持各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根據各地不同的清況，采取措施，加強統治和管理。
在邊疆行政機構的設置上，因地制宜。北方邊境，經過長期戰亂，且與俄國接壤，著重於鞏固邊防，設軍府制，統管軍政民政。東北設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見清將軍），外蒙設定邊左副將軍，新疆設伊犁將軍，派兵戍守。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地區，沿用原有的伯克制，但非世襲，而由參贊大臣請旨簡放。內外蒙古、青海實行札薩克制，設盟長、旗長統屬於理藩院。西藏則適應政教合一的體制，建立和完善瞭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協同管理的噶廈機構。西北的烏魯木齊、巴裡坤，西南新設流官地區以及臺灣，則和內地一樣，設府州縣制，分屬各省總督、巡撫管轄。
清政府對少數民族的上層，采取各種措施，團結籠絡。如優給廩祿、減免徭賦，封以爵位官職，保證他們的世襲權利。規定他們輪流到北京或承德覲見皇帝，觀光賜宴，待遇優渥，以聯絡感情，增進瞭解。特別重視蒙族上層，強調“滿蒙一體”，以皇室子女和他們通婚聯姻。又在蒙族、藏族中扶植黃教，尊崇活佛，優禮喇嘛，各地大興土木，修建許多喇嘛寺廟，利用宗教進行統治。
為瞭加強邊防，沿邊的山川隘口、交通要道，設置許多軍事哨所，名為卡倫。又在漫長的邊境線上規定巡邊制度，派兵定期巡視。18世紀下半葉，清政府巡邊的范圍東北至外興安嶺，西北至巴爾喀什湖、伊塞克湖。
清朝統一全國，邊疆地區在中央政府管轄下得到瞭較長時期的安定，經濟迅速發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內地急劇增加的漢族人口大批遷往邊疆，開墾田地，從事農耕，傳播瞭較為先進的耕作技術，也有的經營手工業、采掘業、商業，使邊疆地區經濟、政治、文化大大活躍起來。清政府又大力開辟驛路，廣設臺站，形成瞭以北京為中心通向邊疆各地的交通網。四通八達的驛路臺站，既是政府文書軍報傳遞的工具，又是商貨物產交易流通的渠道。沿著驛路，新興起一大批農業村落、軍政據點和工商城市（見驛傳）。
中國與俄國的關系 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俄國向東擴張，越過烏拉爾山，征服瞭西伯利亞的許多土著民族，推進到鄂霍茨克海濱，並向南侵犯中國的蒙古和東北。17世紀中葉，波雅科夫和哈巴羅夫率領的俄國哥薩克，竄擾黑龍江流域，燒殺搶掠，無所不為。清軍和當地各族人民進行瞭英勇抵抗，在烏紮拉、呼瑪爾和俄軍作戰。順治十五年（1658）清軍在松花江的戰鬥中大勝，全殲入侵的哥薩克（見雅克薩之戰）。但俄軍仍盤踞在黑龍江上遊的尼佈楚，以後又侵占雅克薩。順治十三年俄國巴伊可夫使團來到北京，康熙十五年(1676)尼果賴使團又到北京。清政府對俄軍侵入黑龍江提出交涉和抗議，但俄使態度傲慢，置之不理。俄軍在黑龍江中下遊地區建立堡寨，設置據點，強征貢稅，迫害當地中國居民。清政府為確保東北這一滿族的發祥之地不受侵擾，在三藩戰爭結束和統一臺灣後，將註意力轉向北方，積極籌劃，作武裝驅逐侵略者的準備。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東巡盛京，親自航行於松花江上，視察邊防，並派郎談、彭春等赴俄軍強占的雅克薩附近偵察地形、交通、敵情。清廷的基本方針是軍事鬥爭、外交談判和充實邊防三者並舉。翌年，清軍在黑龍江兩岸築城屯田，派兵永駐，並在很短時間內出兵掃清瞭俄軍在黑龍江中下遊設立的據點。清廷還通過各種渠道，或派遣使者，釋放俄俘到雅克薩，要求俄軍撤出中國領土，或直接帶信到莫斯科，要求沙皇約束俄軍，派使者進行談判。但一切交涉均無效果。二十四年彭春統率清軍攻雅克薩，用大炮轟城，俄軍戰敗，俄將托爾佈津不得已開城投降。清軍釋放瞭俄俘，允許他們帶走自已的武器財物，但須保證不再重來。隨之，清軍也從雅克薩撤退。但俄軍背信棄義，在得到瞭增援以後，托爾佈津又率軍重占雅克薩。康熙二十五年，薩佈素領清軍再次進攻雅克薩，圍城數月，八百餘俄軍戰死、病斃，隻剩六十六人，危城旦夕可下。這時，俄皇在接到康熙帝要求談判的信件以後，派遣使者到北京，接受中國的談判建議，清軍遂停止攻打雅克薩。
清時期形勢圖（一）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
康熙二十八年，以索額圖為首的中國使團和以戈洛文為首的俄國使團在尼佈楚舉行談判。經過艱難曲折的交涉，對中俄東段邊界的劃分達成協議，簽訂瞭《尼佈楚條約》。條約規定：以格爾必齊河、外興安嶺和額爾古納河為兩國的分界線；外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的地區，暫行存放，留待後議；條約禁止彼此越界入侵，雙方不得收容逃亡者，兩國人民持有“路票”，可以往來貿易等等。中俄《尼佈楚條約》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雙方代表在政府事先指示可以接受的范圍內做出一定讓步，達成瞭協議，明確劃分瞭中俄的東段邊界。條約簽訂後，東段邊界相對平靜，貿易有較大發展。但北段邊界由於俄國不斷入侵蒙古，矛盾逐漸加劇。清政府多次要求與俄國談判，劃定兩國的北段邊界。雍正時，俄國派出以薩瓦為首的使團到中國談判，並指示使團必須要中國讓出外貝加爾地區。雍正五年(1727)清廷先後派隆科多、策棱與俄國使臣在波爾河舉行會談，簽訂瞭中俄《佈連斯奇條約》，規定東起額爾古納河，中經恰克圖、西至沙賓達巴哈為兩國的北段邊界。這段界線的劃分完全滿足瞭俄方的要求。
清朝的衰落、外國資本主義的武裝入侵
嘉道時期的農民起義 乾隆後期，清朝走過瞭全盛階段而逐漸衰微。首先是土地兼並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大地主田連阡陌，廣大貧苦農民無地可耕，淪為佃農、雇農。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額地租，往往達收獲量的一半以上。地主還采取超經濟的強制手段，逼迫農民服勞役，送節禮，進行人身控制。雇農或做長工，或做短工，工資微薄。農村中還有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在自已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災人禍即傾傢蕩產。
在土地急劇兼並、封建剝削苛重的情況下，清代的人口卻在迅速增長。康熙時在冊的丁數近二千五百萬，加上婦女老幼與隱匿人口，估計總人口約一億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國第一次人口統計為一億四千萬人。一百年後，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億一千萬。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面積並未相應增加。乾隆五十九年，全國人口三億七千零四十六萬，全國耕地約有九億畝，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畝。人多地少，謀生困難，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歷年發生水旱蟲災，糧價騰貴，饑民遍野，社會秩序日益動蕩。
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皇室鋪張揮霍，供應浩繁。康熙、乾隆多次巡幸，開倡瞭奢糜之風。貴族王公、官僚富商無不宅第巍峨，婢仆成群，金貨山積，整日在花天酒地之中。官場貪污腐化，賄賂公行。乾隆後期屢興大獄，誅殺很多大貪官，但並不能扭轉腐敗風氣。貪污之風影響到軍隊，各級將領克扣軍餉，競尚浮華，任意役使士兵，士兵不得溫飽。軍政廢弛，紀律敗壞，士無鬥志，武裝力量大大削弱。
從康熙中葉到乾隆中葉，清朝的統治相對穩定。除康熙六十年(1721)臺灣發生朱一貴起義，一度占領全臺外，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存在著分散、零星的鬥爭。漢族的中下層懷念明朝，打著“朱三太子”、“反清復明”的旗號，從事反清活動，但都旋起旋落，被清政府扼殺（見朱三太子案）。還有全國各地的抗租抗糧鬥爭，農民不給地主交租，不給政府納稅。這些鬥爭雖然分散、細小，但卻頻繁、普遍。一旦條件具備，自發的經濟鬥爭便有可能轉化為起義和戰爭。此外還有城市中手工業工人的鬥爭，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反對壓迫，但城市中的工商業者和工人，尚未形成可以和強大的清政權相抗衡的力量。
清前期，各種反清力量還微弱，但階級矛盾在發展，不穩定因素在滋長，白蓮教、天地會這類民間宗教和秘密結社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得以生長、傳佈。白蓮教是傳統的宗教迷信組織，盛行於北方農村；天地會則流傳於東南地區，始創於清代（或說康熙時，或說乾隆時）。這類民間宗教和秘密結社，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時候，成為下層人民反抗現存統治的強有力的工具。
以乾隆三十九年山東臨清的王倫起義為契機，揭開瞭清中葉農民起義的序幕。起義雖很快被鎮壓下去，但因其發生在清朝統治的心臟地區，所以全國震動，影響極大。四十六年，甘肅爆發瞭蘇四十三、田五起義，參加者多為撒拉族、回族人民。五十一年，臺灣爆發瞭天地會的林爽文起義。六十年又發生瞭湘黔苗民起義。嘉慶元年(1796)，爆發瞭清中葉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川楚白蓮教起義。這次起義歷時九年，波及湖北、四川、陜西、河南、甘肅，規模甚大，戰鬥激烈，嚴重地打擊瞭清王朝的統治。
上述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但階級矛盾並未緩和，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嘉慶年間，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仍持續不斷。十年，東南漁民在蔡牽領導下發動起義。十八年，北方天理教在李文成、林清領導下發動起義。林清聯絡教徒二百人，準備由太監接應直沖宮禁。林清本人坐鎮黃村，等待後援。起義教徒由西華門攻入紫禁城，雖因眾寡懸殊而失敗，但對京師震動極大。十九年陜西三才峽木工，因失業乏食，發動起義。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廣東、廣西的瑤民分別在趙金龍、趙子清、盤均華的領導下發動起義，都發展成規模較大的戰鬥。還有東南各省的天地會，也發動瞭頻繁、細小的武裝反抗。這些起義也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的動亂還在繼續，更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正在醞釀，終於爆發瞭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林爽文起義軍守城官告示
閉關政策與鴉片貿易 康熙統一臺灣後，下令開放海禁，對外貿易有所恢復發展。這時，英國在各國對華貿易中占首位。18世紀中葉，它在歐美對中國貿易的進出口總值中已占一半以上，18世紀末增加到大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中國長期出超，傳統產品茶葉、生絲、土佈、瓷器在歐洲市場上很受歡迎，銷路日益增大，而西方國傢除瞭把印度棉花轉販到中國，不能提供其他適當商品。英國的機制棉毛織品在中國市場上滯銷虧損，隻能把大量白銀輸入中國，以平衡貿易逆差。外國商品難以進入中國市場，主要是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對外國商品有強大的抗拒力，部分原因是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在中外貿易和交往方面設置瞭障礙。清政府擔心，如果開放貿易，中國人民接觸瞭外部世界，將會增強反政府的傾向和力量，所以對中外交往嚴密控制。一方面限制中國人出洋貿易和居住，嚴格規定出洋船隻的大小、型制與裝載貨物的品種、數量，水手客商人數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來華外國人的活動，指定在廣州一口通商，規定進出口貨物的種類，對外國商人在中國的行動、起居制訂規條，稽查防范。特別是設立行商制度，使來華的外商隻能和指定的行商交易，不準和其他人往來。外國進口貨物由行商承銷，外商購買內地貨物出口，亦由其代購。甚至外國商人交納關稅，辦理交涉也必須通過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這種閉關政策建立在落後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上，力圖與外部世界隔離，以保存、維護封建主義的統治。它並不能消除或減輕外國的侵略，反而窒息瞭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妨礙瞭中國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
1730年在廣州的外國商館
當時，英國不甘心於對華貿易的長期逆差，為扭轉局面、開辟市場，作瞭種種努力。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派馬戛爾尼使團到北京，要求開放貿易口岸，割讓舟山某個小島，作為英國存放貨物、居留商人的地方，允許英人自由來往廣州，以及頒定稅率，禁止額外加征。其中一些侵略性條款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清政府並未認真談判，即一概拒絕，馬戛爾尼使團在承德、北京停留一個半月，未獲結果而回國。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又派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但在覲見皇帝的禮節問題上，雙方各執己見。清政府要求行跪拜禮，阿美士德堅決拒絕，形成僵局，竟因此未能進行對話，英國使團被遣送出境。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副使哆嗎嘶代表馬戛爾尼寫的謝恩札
英國資產階級後來終於找到瞭可以改變對華貿易不利局面的途徑，即向中國輸入大量鴉片，以抵銷貿易逆差。鴉片最初是以藥品輸入中國的，數量很少。18世紀末，輸入量逐年增加，每年達四千箱。清政府覺察到鴉片的危害，於嘉慶五年禁止鴉片進口，以後又不斷重申禁令，采取各種禁煙措施。但英國鴉片販子通過賄賂和走私，使鴉片輸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連年激增，到鴉片戰爭前夕，每年輸入高達四萬箱，其價值超過瞭中國出口的茶絲佈匹全部價值的總和。中國的對外貿易從出超變成入超，每年為抵償貿易逆差，外流的白銀達一千萬兩。
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運輸船
罪惡的鴉片貿易為英國商人和英國印度政府帶來瞭巨大的利益，而給中國社會、中國人民造成瞭嚴重的災難。鴉片煙不僅摧毀瞭許多中國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擾亂瞭貨幣流通過程，銀價上漲，銀貴錢賤，影響瞭生產、交易。官吏和士兵吸食鴉片，意志萎靡，不理政事，不習武功。清朝也因貨幣流通混亂、稅源枯竭而減少瞭財政收入。
清政府三令五申，嚴禁鴉片，但並無效果。有一些和鴉片利益有聯系的官吏，阻撓和反對禁煙。道光十六年(1836)許乃濟提出鴉片弛禁，進口按章納稅，並許內地種植，這一荒謬主張遭到許多有正義感的官吏的駁斥。在這場嚴禁與弛禁的爭論中，黃爵滋提出瞭重治吸煙的辦法，吸煙者限一年內戒絕，否則處以死刑。這一嚴厲而徹底的禁煙主張，得到瞭一些官吏的擁護。湖廣總督林則徐支持這一主張，並在轄境內切實貫徹禁煙命令，收繳煙土煙槍，限期戒煙，取得瞭成效。道光帝也主張禁煙，召見林則徐，派他為欽差大臣，往廣州查辦鴉片。
兩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後果 道光十九年（1839），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往廣州禁煙，收繳並焚毀瞭二百三十七萬斤鴉片。英國鴉片販子和英國政府因不肯放棄這項具有大利可圖的貿易，悍然發動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 道光二十年，英國司令懿律率領遠征軍來到中國，先在廣東、福建沿海騷擾。林則徐、鄧廷楨進行抵抗，英軍隨即北上，攻陷浙江定海，駛往大沽。因沿海各省防衛準備不足，清廷幻想弭兵息事，派琦善赴廣州和英國談判，指責主張抵抗侵略的林則徐、鄧廷楨“辦理不善”，“輕開邊釁”，將他們革職，遣戍新疆。琦善執行投降妥協政策，撤除廣州防務，接受瞭割地賠款的屈辱條件。而道光帝動搖於和戰之間，不甘心不戰而降，又撤換琦善，準備在廣州和英軍作戰。二十一年，英軍進攻虎門，提督關天培等英勇抵抗，力竭犧牲。身為統帥的奕山卻與英軍一觸即潰，向英軍交納六百萬元“贖城費”，以乞求英軍不進入廣州城。廣州之戰顯示瞭清軍和英軍之間的力量差距，暴露瞭自詡為天朝大國的清王朝的虛弱無能。而廣州郊區三元裡的民眾奮起抗擊英軍，予敵重創（見三元裡抗英鬥爭）。
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前哨戰——穿鼻海戰圖
廣州戰役之後，英國更換瞭統帥，派璞鼎查率軍北上，於二十一年又攻陷定海、鎮海、寧波。清廷派遣的第二個統帥奕經重蹈前任的覆轍，一戰失利，全軍潰退。英軍於第二年進入長江。清軍在吳淞口和鎮江進行瞭英勇抵抗，提督陳化成力戰犧牲，駐防鎮江的旗兵全部戰死，但未能阻擋住英軍的前進。英軍抵達南京。強敵壓境，清廷驚慌失措，失去瞭抵抗的意志和決心，遂派耆英、伊裡佈議和，接受瞭英國的全部侵略要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1842年8月29日）簽訂瞭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條約規定：割讓香港，賠償軍費、煙價共兩千一百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議定”稅則等。以後又和美國簽訂《望廈條約》，和法國簽訂《黃埔條約》。從此，資本主義列強紛至沓來，掠奪權利，一個個不平等條約更加阻擋落後中國的前進。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瞭中國孤立於世界歷史潮流之外的格局，古老的封建中國遭遇到強大的西方殖民主義。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不可避免地發生瞭激烈沖突。戰爭結果表明，中國已大大落後於西方，必須急起直追，瞭解外國，變革圖強。但這一真理還沒有被當時的中國人所認識。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雖然打開瞭中國的大門，但是外國商品的輸入還不像外國資本傢所期待的那樣迅速增加。這一方面由於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另一方面由於清政府雖已戰敗，但天朝大國的幻覺仍使它對外國商品和技術抱排斥態度。外國侵略者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企圖擴大侵略權利，被清政府拒絕。咸豐六年(1856)，英國以廣州官兵搜查曾在香港登記的中國走私船“亞羅號”為借口，法國以在廣西傳教的法國教士被殺為借口，共同出兵，再一次發起侵略戰爭（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七年，英國的額爾金、法國的葛羅統率英法聯軍進攻廣州，清軍未作戰守的準備，廣州很快失守，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次年春，英法聯軍北上，在大沽登陸，攻陷天津。清王朝正在長江中下遊和太平軍殊死戰鬥，北方毫無軍備，隻得和英法議和，訂立《天津條約》。依據條約，清政府除賠款、修改稅則、更多開放通商口岸外，又同意外國使節常駐北京，外國人可赴內地遊歷、通商、傳教等。
沖突還沒有就此結束。咸豐九年，英法公使赴北京交換政府已批準的《天津條約》。清政府指定瞭換約使團行經的路線，被英法拒絕。為瞭向清政府示威，英法以強大艦隊隨行，強行闖入中國設防的內河，向清軍尋釁。駐防在大沽口的清軍進行還擊，打敗瞭來犯的侵略軍，從此再起戰端。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二萬五千人大舉出動，在北塘登陸，攻陷大沽、天津。咸豐帝倉卒逃往熱河。是年八月，英法聯軍至北京，大肆劫掠，焚毀瞭圓明園，大批珍寶、文物、書畫、圖籍被燒被搶。咸豐之弟恭親王奕䜣留在北京，與英法聯軍議和，簽訂瞭《北京條約》。除承認前年《天津條約》中的一切條款之外，又增加賠款，添開商埠，割讓九龍給英國。
清軍在北京八裡橋與英法聯軍激戰
俄國乘機漁利 俄國在英法聯軍進攻時趁火打劫，所得的侵略利益比英法更多。它很早就覬覦著中國的黑龍江流域。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早就在進行入侵中國的準備。他建立哥薩克軍，派遣考察隊和其他人員越境竄入黑龍江流域，建立據點、村屯。當英法聯軍第一次攻占天津時，俄國軍艦乘機闖進黑龍江，駛抵璦琿，鳴槍放炮，迫使清朝地方當局簽訂《璦琿條約》，割占黑龍江以北大片中國領土，並將烏蘇裡江以東土地列為中俄“共管”。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俄國又自稱“調停”有功，進行威脅恐嚇，迫使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全部侵吞瞭所謂“共管”的烏蘇裡江以東地區，這兩次侵略行動，共侵吞中國東北領土達一百餘萬平方公裡。中俄《北京條約》還規定勘分中俄的西段邊界，為俄國侵占中國西部領土作瞭準備。
太平天國起義、清統治格局的變化
太平天國起義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已在中國南半部爆發。它是18世紀以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產物。
建立政權 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出身農傢，在科舉考試落榜之後，接觸到西方的傳教書籍，逐漸離開傳統的儒傢信仰，接受瞭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勸人信拜上帝。他與馮雲山深入廣西桂平紫荊山區傳教，在貧苦人民中獲得瞭大批信徒。洪秀全創作瞭一系列宗教作品，揭露現實的黑暗，宣傳平等的理想，提出“斬邪留正”，號召農民起來反對清朝封建統治。信奉的群眾越來越多，和地主階級的團練武裝發生激烈沖突。拜上帝會發展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形成瞭以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為首的領導核心。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的誕辰），拜上帝會起義於清朝統治相對薄弱的廣西金田，建號太平天國。後與清軍在紫荊山區鏖戰九個月，北上攻克永安州，出廣西，入湖南，隊伍日益擴大；又獲得大批船隻，建立水師，提高瞭行軍速度，進入湖北，攻克武昌，順長江東下，破九江、安慶。咸豐三年(1853)攻克南京，定都於此，改名為天京。
定都天京後，建立各級政權，頒佈規章制度，制定軍法，申明紀律。《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土地平均分配給群眾耕種，建立農村公社式的社會基層組織，以達到農民理想中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這種絕對平均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太平天國以後也沒有采取過分配土地的措施。但《天朝田畝制度》的提出，反映瞭世世代代農民對土地的強烈渴求，並在一定時期內起到瞭吸引廣大農民參加鬥爭的作用（見太平天國土地政策）。
北伐與西征 太平天國的勝利進軍使清王朝陷入極度的驚慌恐懼之中，清將向榮、琦善分別組成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在天京附近駐紮和窺伺。但腐敗的八旗、綠營、募勇都不足以構成太平天國的重大威脅，太平軍在天京站穩腳跟後，繼續發動攻勢，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軍由李開芳、林鳳祥率領，經江蘇、安徽、河南、山西至直隸（約今河北），屢敗清軍，前鋒進至天津附近。但人數太少，遠距離無後方作戰，得不到增援，加以氣候寒冷，衣食供應困難；而清廷調集大批軍隊聚集在北京附近，以眾擊寡，以逸待勞，北伐軍不得已從天津南撤。天京方面雖然派出援軍，但倉促招募，未經訓練，在山東潰散。北伐軍糧盡援絕，南撤到直隸的連鎮和山東高唐州，終因眾寡懸殊而失敗。
賴文光在安徽發佈的安民告示
太平天國進行北伐的同時，分兵西征，溯長江而上，占領安慶，圍攻南昌，進入武漢，但在咸豐四年進軍湖南時，遭到曾國藩湘軍的頑強抵抗。
與湘軍、淮軍之戰 曾國藩在太平軍從廣西進入湖南時，以禮部侍郎丁憂傢居，旋奉旨組織團練。他糾集當地地主階級的力量，在軍事上別樹一幟，創立湘軍。多用湖南人，並以綱常名教籠絡人心，對抗太平天國的宗教異端。將領大多是受程朱理學教育的儒生，士兵招募青壯年農民。將領自擇營官、哨官，自募士兵，在軍營中建立個人的隸屬關系，形成瞭以族戚、同鄉、同學為紐帶的戰鬥力很強的地方軍隊。湘軍還很重視水師，自造戰船，購置洋炮，訓練水手。此後，左宗棠統率的老湘軍、李鴻章統率的淮軍（用安徽人），其建軍宗旨、編組原則基本上都和湘軍一樣。湘淮軍是鎮壓太平天國、支持晚清政權的主要武裝力量。
咸豐四年湘軍與太平軍戰於湖南，太平軍失利，節節敗退。湘軍奪取武漢，沿江東下。兩軍大戰於江西湖口。石達開指揮作戰，擊敗湘軍，將其水師切斷成兩截。曾國藩困守南昌，太平軍第三次占領武漢。接著，石達開經營江西，攻克瞭許多城邑，招收瞭大批天地會起義群眾，實力大增。咸豐六年，太平軍又擊破瞭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
太平天國在軍事上正處於順境，內部矛盾卻在激化。東王楊秀清大權在握，他雖然很有才能，建立瞭卓著的功績，但驕奢日甚，凌虐同僚部屬，甚至假天父下凡之名，要責罰洪秀全，並要逼洪封自已為萬歲。北王韋昌輝表面順從而積怨於心，他利用洪楊之間的矛盾，突然舉兵殺死楊秀清，並株連殺害瞭許多無辜的將士，引起群眾的憤怒。洪秀全順從群眾的要求，殺瞭韋昌輝。此後，石達開又遭洪秀全的猜忌，帶兵出走，轉戰西南，最後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
太平天國內訌後，精銳盡喪，致使有利的軍事形勢發生逆轉。重要城市武漢、九江、廬州（今合肥）、鎮江相繼失守。但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各族人民紛起抗清。天地會、捻軍、白蓮教、雲南和陜甘的回民，與太平軍或聯合作戰，或遙相呼應，有力地支援瞭太平天國，使清軍顧此失彼，窮於應付。而且清王朝內部矛盾重重，滿族親貴不信任曾國藩等漢族地方武裝，不肯委以重任，給以事權。當時又正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朝和外國侵略者處在敵對狀態。由於這些原因，加之太平軍後期將領士兵的勇敢作戰，太平天國雖經內訌的創傷，尚能支撐危局，和清軍長期相持。
當時，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將領，具有指揮才能，作戰身先士卒，能夠辨認形勢，團結盟軍，故屢立戰功，肩負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咸豐八年，陳、李與捻軍聯合作戰，攻破重建的江北大營，又在安徽三河全殲湘軍精銳李續賓部。十年，大破號稱有十萬大軍的江南大營，解除瞭對天京的包圍。接著，乘勝東進，席卷蘇常，攻克杭州，在江浙開辟瞭新的局面。
起義失敗 太平天國軍事形勢雖一度好轉，但政治日益腐敗，紀律廢弛，多次發生叛亂，將領各自為政，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洪秀全深居宮內，不理朝政，刑賞不公，封爵冗濫，天京逐漸失去瞭權威。陳玉成、李秀成也受到猜忌。洪仁玕從香港來到天京，寫瞭《資政新篇》，企圖有所建樹，但他的某些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主張不被農民所理解。當太平軍逼近上海時，和外國侵略者發生瞭沖突。先有美國人華爾組織的洋槍隊幫助清軍。以後李鴻章在曾國藩的薦舉下，率淮軍至上海作戰，並聘用英國軍官戈登組織常勝軍；左宗棠率老湘軍在浙江作戰，也聘用法國軍官組織常捷軍。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外國侵略者就插手中國的國內戰爭，槍口轉向太平軍。太平天國不僅要抗擊以湘淮軍為主力的清朝部隊，還要抵禦外國侵略軍，局勢更加困難。
咸豐十一年，天京上遊重鎮安慶經激烈爭奪後失守，清軍從四面八方逼向天京。陳玉成又在皖北被俘遇害，太平軍的西戰場瓦解。李秀成既要抵抗李鴻章、左宗棠的猛烈進攻，保衛蘇州、杭州；又要和曾國荃作戰，以解天京的圍困，左支右絀，敗局已定。他提出撤離天京、“讓城別走”的建議，未被洪秀全采納。形勢日益對太平天國不利。同治三年(1864)四月，洪秀全逝世。六月，清軍攻破天京，李秀成在突圍時被俘遇害。幼天王洪天貴福也在江西被俘殺。太平軍餘部在李世賢、汪海洋的率領下轉戰江西、福建、廣東，被清軍擊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遂告失敗。
全國范圍的反清起義 太平天國起義期間，全國各族人民掀起規模浩大的反清大起義。起義地域廣闊，民族眾多，時間持久，鬥爭激烈，相互策應，聲勢為歷史上所僅見。
早在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前夕，湖南、廣東、廣西的天地會十分活躍，山堂林立，起義隊伍很多。這些零散的起義軍，掩護瞭正在醞釀中的太平天國起義。太平軍在金田崛起並北上進軍後，各地掀起抗清高潮。其中著名的如上海小刀會劉麗川起義，攻克上海和附近地區，戰鬥一年半之久（見上海小刀會起義），福建小刀會黃得美、黃位，紅錢會林俊等起義，攻克漳州、廈門，使“全閩震動”；廣東天地會陳開、李文茂起義，包圍廣州十個月，以後進入廣西，建立大成國；廣西天地會朱洪英、胡有祿起義軍進入湖南、江西，一部分隊伍參加瞭石達開的太平軍。太平軍進行北伐，皖北捻軍紛起響應。咸豐五年，各支捻軍公推張樂行為盟主，聲勢大盛。以後捻軍與太平軍聯合作戰，起到瞭為太平天國的西戰場提供屏障的作用。天京失陷後，太平軍將領賴文光等和捻軍領袖張宗禹、任柱合作，在中原地區運用流動戰術，屢敗清軍，擊斃瞭清朝倚為長城的僧格林沁。以後，賴文光率領東捻，張宗禹率領西捻，分兵作戰，直至同治七年失敗。
太平天國期間，各地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的起義，有力地支持瞭太平軍。其中有廣西僮族黃鼎鳳、李錦貴、吳凌雲、吳亞終的起義軍，曾和石達開密切合作；貴州的苗民在張秀眉的領導下，要求減賦，掀起大規模鬥爭，“千裡苗疆，莫不響應”（見苗民起義）。直至同治十一年，貴州各族人民的起義才被入黔的湘軍鎮壓下去。雲南則在咸豐六年爆發瞭以杜文秀為首的回民起義，起義軍以滇西大理為據點，建立政權。同治十一年，清軍攻陷大理，堅持十八年的雲南回民起義失敗。陜西的回民在同治初年發動抗清鬥爭，義軍林立，號稱十八大營，曾和太平軍、捻軍配合作戰。此後，甘肅、寧夏、新疆的回族、維吾爾族也起而響應。清朝在平定捻軍以後，派左宗棠進入陜、甘、寧，鎮壓瞭回民起義軍（見陜甘回民起義）。
雲南回民起義所建政權頒行的《職官錄》
這次各族人民反對清朝統治的起義規模很大，遍及全國。漢族和苗族、瑤族、回族、僮族、佈依族、白族、彝族在反清的共同目標下，相互支援，協同作戰，表現瞭各族人民反對清朝封建壓迫的共同意志。
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組合 兩次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起義，使當時的中國社會發生瞭深刻的變化。咸豐、同治年間，清統治階級內部各種勢力的分化組合，就是這種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
辛酉政變 《北京條約》簽訂後不久，清廷即發生瞭一場政變。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豐帝病逝於熱河，其六歲的兒子載淳即位。載垣、端華、肅順等受遺詔，贊襄政務。幼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後企圖攬權，使人上奏請求皇太後“垂簾聽政”。載垣等人以“本朝向無垂簾故事”予以拒絕，故彼此發生嚴重的權力沖突。慈禧與留守北京的奕䜣合謀，在九月回鑾北京時發動政變，將載垣、端華、肅順逮捕處死。慈安和慈禧兩太後垂簾聽政，改年號為同治。奕䜣出任議政王大臣，輔理政務（見辛酉政變）。從此，慈禧太後把持晚清朝政將近半個世紀。慈禧、奕䜣政權的建立，得到外國公使的支持。列強期待著這個政權將會更加服從自己的意志，有助於侵略勢力滲入中國各地。
兵權、財權下移 這一時期，政治格局的又一個明顯變化是地方性漢族封建勢力的崛起。湘淮軍的許多將領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立下瞭汗馬功勞，晉升高官，其中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滿人壟斷地方督撫的局面有極大的改變。晚清的中央政權雖仍由滿族親貴領銜掌權，保持著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外貌，但漢人在中樞和地方的實力增強，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地方漢族地主勢力的支持，故政治離心力顯著增強，地方對中央的號令、政策推宕拖延，陽奉陰違，自行其是。
中央和地方、滿族和漢族的權力消長表現在兵權和財權方面。清朝原有的八旗、綠營等常備兵號稱八九十萬人，但有名無實，有餉缺兵，已蛻化成毫無戰鬥力的烏合之眾。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湘軍雖然解散，但各省大約仍有五十萬由湘淮軍演變來的“勇營”，編組和指揮的權力在總督、巡撫手中。清朝中央竭力“強幹固本”，組織神機營，企圖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餉訓練京兵，但並無實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節餉”，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慮”為借口，反對和抵制裁勇，致已經下放到地方的兵權不可能再收歸清朝中央。
兵權下移的同時，財權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財政本有一套嚴格的撥估、協解、奏銷制度，全國財政大權集中於戶部，地方並無獨立的財政。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清廷財窮力竭，不能發放軍餉，督撫將領均就地籌餉，不再受戶部控制，也不能按照原來刻板的則例報銷。同時，財政收支的內容發生瞭很大變化。收入方面，關稅、厘金、洋藥土藥（鴉片）稅大量增加，超過瞭傳統的地丁大宗收入；支出方面，賠款以及地方的勇餉、洋務、善後等新開支激增。財政內容的變化，反映瞭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舊的章程則例不能適合新的財政內容，故財務制度陷於混亂。督撫掌握地方財政，自行支配，戶部連各省收支的項目和總數也不清楚，更不可能進行財政的統籌和監督。清政府再三頒佈“總核天下度支”、“統籌餉需”、“開源節流”的辦法，但幾紙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還給朝廷。
洋務派的形成 清朝政府被迫打開瞭中國的門戶，逐步改變其制度、政策。洋務派官僚集團應運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䜣、李鴻章、張之洞等（見洋務運動）。他們改變瞭某些傳統觀念，一是認為外國入侵中國不過是要求通商，並非要推翻現存政權，所以和外國作戰並無必要，也不可能戰勝。為此他們執行對外妥協的外交。二是主張學習外國的某些長處，以輔助封建主義之不足。他們的主張和措施遭到各方面的猛烈反對，但洋務派在日益頻繁的對外交涉、創建海軍以及工商活動中積聚起瞭實力。李鴻章的北洋集團在19世紀後期居重要的支配地位。他本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二十餘年，經辦晚清海軍、陸軍的編練，槍炮、機器的購造，輪船、工廠、礦山的開設，以及對外交涉、條約談判。在他周圍，聚集瞭一批軍人、政客、企業傢、知識分子。他們希望在軍事、經濟、外交、教育方面作一些枝節的變革，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創辦新式企業，引進武器裝備，雖不能挽回清政權的頹勢，但在客觀上為進一步的變革準備瞭條件。
李鴻章創辦的金陵機器局機械廠
除李鴻章的北洋集團外，洋務派尚有奕䜣、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奕䜣集團出現最早，且因和英法聯軍議和、支持慈禧上臺而立功，掌握中樞權力二十餘年，但這一集團缺乏實力和人才，後來與慈禧失和，在中法戰爭中下臺。曾國藩是洋務主張的倡導者，因去世較早，沒有進行更多的活動。左宗棠集團以福建和西北為據點，創辦瞭福建船政局等重要事業，主張積極抵抗外國的侵略。左宗棠曾親率大軍，跋涉西北，收復新疆，為祖國的領土完整作出瞭貢獻。張之洞洋務集團崛起較晚。他本人出身於“清流”文官，並未掌握軍權和外交，活動主要是創辦瞭各種企業，集中在武漢一地。他無曾、左、李諸人的實力和影響，主張文治，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洋務運動制造理論的根據。
洋務派的主張和活動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激烈反對。奕䜣等在北京創設同文館，學習西方的語言文字、科學技術，引起理學大臣倭仁的攻訐。李鴻章的各種活動經常受到指責和彈劾，例如，關於鐵路的爭議，從光緒六年提出建造鐵路幹線的建議以後，洋務派認為鐵路具有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價值，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而頑固派認為修築鐵路將帶來生活的災難性變化，是封建統治的禍殃。盡管爭論雙方都企圖維護封建制度，但道路和方法不同。爭論持續瞭十年，結果拖延瞭時間，喪失瞭機會，中國的鐵路建設長期停留在爭論階段而踏步不前。
外國侵略勢力的深入 19世紀70年代，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導致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更加激烈。老牌的和新起的殖民主義者利用兩次鴉片戰爭擊敗中國的有利條件，對衰弱的中國鷹睖虎視，尋機擇肥而噬。
侵略邊疆 首先是俄國，以《北京條約》中關於勘分西北疆界的規定，和清政府在塔城談判，使用蒙騙和威脅手段，把侵略條款強加於中國。同治三年(1864)簽訂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去瞭巴爾喀什湖以東約四十四萬平方公裡的中國領土。
同治四年，浩罕汗國(1876年被沙俄吞並)的軍官阿古柏在英國支持下，利用新疆混亂的局勢，侵占南疆，建國稱汗。十年，俄國以清朝不能安輯地方為名，出兵侵入伊犁，名為“代管”而久占不去。光緒初，左宗棠率兵進入新疆，阿古柏戰敗自殺（見阿古柏事件）。三年(1878)，清軍收復南疆。清朝派崇厚往俄國，索還“代管”的伊犁。俄國玩弄花招，勒索更多的權利，崇厚受欺弄擅自簽約，輿論大嘩。清廷改派曾紀澤前往俄國，要求改約。光緒七年簽訂《中俄伊犁條約》，雖索回瞭伊犁並稍稍爭回瞭一些利益，但中國喪失的領土仍達七萬平方公裡之多。清政府收復新疆後，招集流亡，興修水利，獎勵耕墾，努力治愈長期戰亂的創傷。光緒十年建立行省，與內地行政制度統一起來。
當時日本明治維新剛剛發端，即效法西方殖民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同治十三年，以琉球人被臺灣土人所殺為借口，派兵在臺灣登陸，對清政府勒索訛詐。清廷妥協退讓，賠款乞求日本撤兵。為瞭保衛海疆，光緒十一年臺灣建為行省，這一措施促進瞭臺灣政治、經濟和防務的發展。但十年後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臺灣又被日本所攫奪。
英國和法國則為爭先打開中國西南的門戶而進行爭奪。英國為瞭打通緬甸至雲南的通道，派遣近兩百人的探險隊，持槍執械，闖入雲南，遭到當地民眾的反抗，英國譯員馬嘉理被殺。英國公使借機勒索，態度蠻橫，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並出動軍艦，以戰爭相威脅，迫使清政府於光緒二年簽訂《煙臺條約》。條約除瞭賠款、道歉、開放雲南邊境貿易外，還涉及稅務、外交特權以及準許英人進入西藏的條款。英國據此而組織武裝力量入藏。光緒十四年，英軍進入西藏邊境，西藏軍民奮力抗擊侵略軍，但清政府極力妥協，與英國簽約議和，為英國勢力的入藏提供瞭便利。
侵犯主權 與侵略中國邊疆地區的同時，外國侵略勢力還以不平等條約為口實，極力擴大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並企圖從各方面對清政府施加影響。根據條約中外國使館長期駐京的條款，許多國傢的公使聚居在紫禁城邊，對清政府頤指氣使，施加壓力。上海、天津、漢口、九江等處先後開辟租界，侵略者在那裡劃地界，修道路，設官署，頒法令，建貨棧，使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瞭許多獨立於清政府管轄之外的殖民主義小王國。掛著外國旗子的輪船滿載著舶來的商品闖關越卡，免除厘稅，行駛在中國的內河。外國傳教士紛紛活動，深入中國的窮鄉僻壤。侵略勢力希望利用清政府幫助自己掠奪更多的權利，鎮壓人民的反抗，所以在兩次鴉片戰爭後，轉而對清政府采取庇護、“合作”的政策。一方面，要求清政府在制度、政策方面作適當的修改變化，以適應外國的侵略需要；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提供武器，竭力支持這一腐朽政權。
上海英美公共租界
天津海河英租界河岸
列強改變和控制清政權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咸豐十一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奕䜣任總理大臣，管理對外交涉兼及通商、條約、海軍、關稅和鐵路、開礦等事，權力廣泛。同時，又設立瞭南北洋通商大臣。從此，列強可以甩開地方官吏層層的拖延、阻撓，直接和清朝的最高層打交道。洋務派官僚即產生於這些新設立的衙門。
同治十三年，皇帝親政，在列強的壓力下，不得不以平等禮節接受各國公使的覲見，放棄瞭要求外國來使必須向中國皇帝跪拜叩頭的禮儀。同時，也開始向外國派遣使節。馬嘉理案件發生以後，光緒二年郭嵩燾作為道歉的專使前往英國，此後常駐倫敦，成為中國第一個駐外公使。以後陸續在歐美各國設立使館，派遣公使。清政府在倍感屈辱、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勉強參加國際社會交往，進行外交活動。
外國侵略者攫取中國主權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長期控制中國的海關。海關總稅務司一職一直由英國人赫德擔任，各口岸的海關稅務司全部任用外國人。海關大權旁落，為外國商品的傾銷和人員的出入打開瞭方便之門。由於進出口貿易急劇增加，關稅收入大增。清政府在財政窮竭、常年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有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提供經常的、有保證的財源，因此越來越仰賴帝國主義。赫德對清政府的影響很大，許多重要對外交涉由他操縱，甚至直接幹預清朝的內政和官吏任免。
1870年6月天津人民在反洋教鬥爭中焚毀法國望海樓天主教堂
人民的反抗鬥爭 面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中國人民進行瞭堅決的反抗，主要表現之一是遍及全國、延續時間很久的自發的反洋教鬥爭。這種鬥爭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號召力。當時，不少外國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修建教堂，招收教徒，且有些教士、教徒利用特權，橫行不法，魚肉百姓，引起人民的忿慨和反抗。一些官吏、地主和知識分子也紛紛參加，致使鬥爭變得極為復雜。19世紀下半葉，各地的反教會鬥爭連綿不絕，其中較大的有同治年間的貴州教案、四川酉陽教案、天津教案；光緒初年長江下遊各地的教案；中法戰爭期間西南地區的教案以及甲午戰爭前四川餘棟臣、熱河金丹道發動的鬥爭。越到後來，規模越大，反洋教鬥爭和反清鬥爭逐漸有結合的趨勢。秘密結社的參加，武裝起義的頻繁，成為19世紀末反洋教鬥爭的特色（見教案）。
清統治危機的加深
近代工業與新階級的產生 19世紀下半葉，中國對外貿易發生瞭重大變化。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值每年不超過銀兩千萬兩。光緒二十年(1894)增加到銀兩億九千萬兩，即半個世紀增長近十五倍。其中進口的增長尤其迅速。這年進口值一億六千萬兩，出口值一億二千萬兩，入超四千萬兩，相當於清政府當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因而赤字巨大。而且這種不利的貿易趨勢繼續發展，到民國元年(1912)，即清朝覆亡這一年，對外貿易總值增至銀八億四千萬兩，十八年間又增加三倍。其中進口值四億七千萬兩，出口值三億七千萬兩，入超達一億兩。
外國輸入的主要商品是棉紗和棉佈。其紗佈價格低廉，大量傾銷，中國傳統的紗佈手工業受到嚴重打擊，手工業作坊閉歇，農戶失去副業，造成生計艱難。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茶和生絲的市場，操縱在外國資本傢手中，特別是以後印度、錫蘭推廣種茶，日本發展繅絲，中國傳統絲茶業遭到激烈的競爭，至20世紀已一蹶不振。
外國商品輸入和中國農產品輸出，促進瞭國內商品經濟的活躍，使市場迅速擴大。同時，傳統手工業的崩解又使大批農民手工業者破產失業，這就給資本主義的生長提供瞭市場和勞動力的條件，近代機器工業應運而生。
近代工業發展艱難 中國土地上的機器工廠最初是由外國人投資創辦的。大批外國船隻運貨來華，需要停泊檢修，因此在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出現瞭一些外資的船舶修造工廠，如上海的耶松船廠。以後，由於出口農副產品需要加工，在繅絲、制茶等行業中也出現瞭外資工廠（見外國在華工礦企業）。但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不準許外商公開設廠，加之上述工廠仍屬於修理、加工性質，因此，中國近代機器制造工業實開始於鎮壓太平天國時政府創辦的軍事工業，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南京的金陵機器局以及福建的船政局等。這些軍事工業是官辦企業，資金由清政府撥付，機器設備、生產技術則依靠外國，聘用“洋匠”，生產的槍炮、軍艦、彈藥直接調撥給軍隊使用，不計算產品價值，不參加市場交換，企業本身沒有從利潤轉化來的資本積累。這些企業內，貪污浪費驚人，效益很低，冗員充斥。清政府雖耗費瞭大量資金，官辦軍事工業仍難以存在和發展。
稍後，近代工業逐漸在運輸、采礦、紡織等行業中萌生，如上海輪船招商局、直隸開平煤礦、臺灣基隆煤礦、上海織佈局等。這些企業都由官府和商人合作，或為官商合辦，或為官督商辦。在政府支持下，能有一些優惠和特權，如貸款、減稅、專利等，但官府勢力滲入企業內，遺患無窮，在人事任用、經營管理、利潤分配上，都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官商間發生嚴重摩擦，企業得不到正常發展。歷史經驗證明：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嚴重窒息瞭近代工業的活力，阻礙瞭社會經濟的發展（見官督商辦企業）。
純粹商辦企業最早在一些加工企業中發生，如繅絲業、制茶業、碾米業、紡織業等。甲午戰前，資本不多，規模較小。甲午戰後，商辦工廠逐漸增加，從光緒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年(1895～1913)的十八年間，共設立廠礦五百四十九個，資本總額達一億二千萬元。其中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企業八十六個，資本額約三千萬元，其他均為商辦的廠礦。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絕大部分是輕工業，尤以紡織業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則為礦冶、面粉、卷煙、金屬加工等行業。較大的工廠有張謇創辦的南通大生紗廠等，祝大椿創辦的上海源昌碾米廠、繅絲廠等，張振勛創辦的煙臺張裕釀酒公司，聶緝槼創辦的上海恒豐紗廠，無錫榮氏兄弟創辦的面粉廠、紡織廠，華僑簡氏兄弟創辦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的來說，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極為緩慢，在創辦過程中碰到一系列困難。
中國工業發展的困難主要來自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的近代工業，從機器、技術甚至某些原料都要依賴外國，但又和外國存在著矛盾。帝國主義傾銷大量商品，奪去瞭中國民族工業的市場；它們又在中國設廠制造，資本雄厚，實力強大，弱小的中國工業面臨其強有力的競爭，難以立足。許多創辦不久的中國企業虧損嚴重，或者倒閉，或者被外資並吞。清朝封建政權奉行壓抑工商的傳統政策，所行厘金稅，稅制混亂，征收苛重，稅率和征收地點、征收范圍均無明確規定，逢關抽厘，遇卡留難，亦成為工商業的重大負擔。中國又缺乏正常的金融市場，借貸利率很高，資金籌集困難，企業資金不易周轉。還有封建官府的勒索，地方士紳的刁難。這些都使近代民族工業遇到極大的阻力，其誕生和發展經歷瞭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早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出現 新經濟的產生和初步發展，導致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得以出現。
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是封建社會裡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還有通商口岸的買辦。他們開始投資於近代工商業，向資產階級轉化。在他們身上，封建性極為濃厚，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官僚、大地主，他們開辦工廠礦山，由清政府保護，利用瞭政治特權；另一些投資者和清政府關系稍疏遠，也要仰政府的鼻息，本人則捐買官銜，擠進官場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便於企業的活動。資產階級又和帝國主義有密切關系。他們的機器設備來自外國，生產技術依靠“洋匠”，經營管理借鑒外國工廠，有的企業甚至原料來源、產品銷售、資金籌集也離不開外國。但另一方面，中國幼弱的近代工業又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沉重壓迫，不能正常發展。因此，新興的資產階級又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存在著矛盾。
除瞭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向資產階級轉化外，一部分農民和手工業者也轉化成為無產階級。鴉片戰爭以後，外商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廠，這些外資企業中出現瞭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此後清政府和私人陸續投資設廠，中國無產階級的人數日益增加。估計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已有十萬人，到清朝覆亡時已發展到六十萬人。
中國的無產階級不但要受資本主義的剝削，而且首先要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他們工資極低，工時很長，工作條件惡劣。很多工廠任用封建把頭，使用暴力、刑具懲罰工人。他們處在社會最底層，受壓迫最重，鬥爭最英勇堅決。由於外資或中國的工廠都設立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中國無產階級也就集中在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從行業說，紡織、繅絲、采礦、海員、鐵路工人的數目最多。無產階級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例還很小，但它集中在新式企業中，代表新的生產力，因此最有生機和前途。在清朝滅亡以前，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獨立地登上歷史舞臺，但追隨著資產階級革命派，已顯示出巨大的聲勢和潛力。例如，中法戰爭中，香港工人拒絕法國軍艦到香港停駐而發動瞭一個多月的總罷工，使繁華的香港陷於癱瘓；辛亥革命中，上海和漢陽的工人支援起義，參加戰鬥，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早期卷煙廠女工
中法戰爭、中日戰爭 繼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又對中國發動瞭一系列侵略戰爭。有光緒十年(1884)的中法戰爭，二十年的中日戰爭，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入侵。
中法戰爭 法國一直覬覦中國的西南邊疆，企圖以越南為跳板侵入中國的廣西、雲南。當法國侵占越南的許多地方、強迫越南簽訂不平等條約時，越南國王遣使向清政府求援。光緒八年至十年，清政府一方面做出援越姿態，一方面寄希望於通過談判解決問題，致使中國軍隊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光緒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3日），泊於馬尾的中國福建艦隊遭法艦襲擊，十一艘軍艦在很短的時間內全部被擊沉，官兵傷亡達七百餘人，因而花費瞭大量金錢和時間所建立的福建海軍，被清朝的妥協政策所葬送。至此，清政府不得已才下詔宣戰。中國軍隊在臺灣、鎮海等地遏制瞭法國的海路進攻。
鎮南關法軍被殲圖
光緒十一年二月初，清軍在廣西邊境要隘鎮南關(今友誼關)前和法國侵略軍展開瞭激戰，擊斃法軍一千多人，法軍全線崩潰。清軍揮師追擊，攻下諒山、文淵，法軍紛紛向南逃竄。鎮南關大捷引起瞭巴黎的政潮，法國茹費理內閣因侵略戰爭失敗而倒臺。但在前線大捷、中國軍隊正在戰場上勝利推進時，清政府竟宣佈停戰締約，授權李鴻章簽訂和約，承認法國占領越南，在廣西、雲南邊界開辟商埠，並規定中國以後在此修建鐵路時向法國商辦，為法國侵略中國的西南地區打開瞭門戶。
中日甲午戰爭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不久，即侵略中國，曾一度入侵臺灣。又把侵略的矛頭指向朝鮮，強迫朝鮮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旨在以朝鮮作跳板，入侵中國。
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國王的請求，派兵幫助鎮壓。日本乘此機會，動員海陸軍開到朝鮮，並不宣而戰，在海上和陸路向中國軍隊大舉進攻。清政府被迫於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下詔宣戰。清軍在平壤集結，設防據守。日軍分四路進攻，清將左寶貴率部力戰，英勇犧牲，但其他將領卻不戰而逃，退過瞭鴨綠江。日軍乘勝侵入中國的東北，進占安東（今遼寧丹東）、九連城、長甸、寬甸、金州、大連、旅順等地。日本艦隊又在鴨綠江大東溝外的黃海海面襲擊中國艦隊，雙方激戰達五小時之久。中國海軍官兵英勇奮戰，鄧世昌、林永升等以身殉國。戰鬥結果，中國失利，日本海軍亦受重創。此後，李鴻章命令北洋海軍躲藏在威海衛軍港內不許出戰，造成束手待斃的局面。日本陸軍在山東半島登陸，威海衛陷入包圍之中。日軍從海面和陸地開炮轟擊，中國海軍陷入絕境，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在此戰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中日艦隊在黃海大戰
戰爭進行中，慈禧太後和李鴻章始終抱妥協的方針，乞求日本談判。日方不允。戰爭即將結束時，在日本的軍事壓力下，李鴻章以全權代表的身分赴日接受投降條件，簽訂瞭《馬關條約》。條約規定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給日本，賠款銀二億兩，允許外國人在中國開設工廠等。
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 《馬關條約》簽訂後，形成瞭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
《馬關條約》中的條款之一是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這引起瞭視中國東北為其禁臠的沙俄的強烈不滿。俄國糾集瞭法國、德國，要求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領土要求，否則將“采取共同的軍事行動”。日本無力對抗，決定對俄讓步，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但索取贖地銀三千萬兩。三國幹涉還遼加劇瞭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和爭奪。俄國與英國是當時爭霸中國的主要力量，並且因俄國“還遼”有功，清政府對之感恩戴德。光緒二十二年(1896)，俄國沙皇加冕典禮，清政府派李鴻章為特使，赴俄參加慶典，與俄國簽訂瞭《中俄密約》。該約在共同防禦日本的幌子下，允許西伯利亞鐵路通過中國境內以達海參崴，俄國有在沿線開礦建廠、設置警察的權利。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另一條款是賠償銀二億兩，並加上贖遼費三千萬兩。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僅八千萬兩，自然無力償付，隻得向帝國主義借債賠款。英國和俄國為取得貸款的權利而展開激烈爭奪。結果，俄國聯合法國取得第一次貸款權，英國聯合德國取得第二次和第三次貸款權。三次貸款總額折合銀三億兩，利息重，回扣高，並以關稅、鹽厘作抵押擔保。此後，清政府經常借貸度日，以各種主權作抵押。借款大多用於償付賠款、購買軍火、財政開支及修築鐵路。到清朝末年，債臺高築，借款總數達銀十二億兩。
《馬關條約》允許外國在華設廠，於是，紡織、面粉、造船等行業中出現很多外國工廠。光緒二十二年到辛亥革命爆發的十五年間，外商共創辦資金十萬元以上的工廠一百十九傢，資本總額達九千八百萬元。外資工廠財力雄厚，設備技術先進，並有優惠的政治特權。20世紀初，帝國主義已控制中國生鐵生產的百分之百（1910年），棉紗生產的百分之七十六（1908年），內外航運的百分之八十四（1907年），中國的民族工業力量薄弱，不能正常發展。外國還在中國各地設立許多銀行，以發放對清政府的貸款，投資鐵路、礦山、房地產業，壟斷國際匯兌，吸收中國閑散資金，發行貨幣，從而控制瞭中國的財政、金融和信貸。
修築鐵路是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並劃分勢力范圍的重要手段。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898～1900)的三年內，列強強迫清政府簽訂多次鐵路借款，總數一億三千多萬元，奪取瞭長達兩萬裡的鐵路修築權。其中，俄法以比利時銀行出面，取得瞭蘆漢鐵路的修築權，英德取得瞭津鎮鐵路（後改津浦）的修築權，美國取得瞭粵漢鐵路的修築權，英德俄分取瞭關內外鐵路（即京沈路）的修築權。這些都是深入內地，貫穿廣大區域的鐵路幹線。到清朝滅亡時，先後築成瞭京漢、中東、南滿、膠濟、滇越、正太、滬寧、京沈、津浦等鐵路，全長一萬八千餘裡。其中由帝國主義直接或間接投資經營的達一萬六千餘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國自辦鐵路隻有一千七百裡（見外國在華鐵路投資）。
帝國主義又對中國的礦藏資源垂涎欲滴。甲午戰爭以後不久，法國即強迫清政府立約，取得瞭在雲南、廣西、廣東開礦的優先權。以後，英國福公司掠奪瞭在山西、河南的采礦權，兩省礦務的財務、人事、盈利均歸其支配。四川、直隸、安徽的礦業中，英國資本亦漸滲入。德國則在山東成立德華礦務公司，攫奪全省礦權。俄國則取得瞭在東北的礦藏開采權，還伸展勢力於蒙古、新疆。日本也取得大冶鐵礦礦石的優先供應權。至清朝滅亡時，帝國主義在華已開采的礦場有三十四處，投資四千一百餘萬元；準備開采的礦場二十五處，資本額八千二百餘萬元，大大超過中國自辦的礦業。
德國在膠州灣的總督府
在掠奪路權、礦權的同時，帝國主義又爭先恐後，占據中國港灣，要求租借地，劃分各自的勢力范圍。光緒二十三年(1897)德國借口傳教士在山東被殺，派軍艦占領膠州灣，租借青島，把山東作為其勢力范圍。俄國緊隨其後，派軍艦進入旅順，強租旅順、大連，並把整個東北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國要求租借廣州灣，把廣東、廣西、雲南視為禁臠，要求清政府不將三省租借給他國。英國除在長江流域保持強大的勢力外，又在北方租借威海衛，在南方擴充香港的界址，擴大租占九龍半島。日本則迫使清政府承認福建省為其勢力范圍。中日甲午戰爭後的短短幾年內，帝國主義在中國爭奪勢力范圍，為瓜分中國作準備，中國面臨著淪為列強殖民地的嚴重危機。
清末愛國人士所繪《時局圖》，形象地描繪帝國主義列強共同瓜分中國的形勢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范圍圖
在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狂潮中，美國因忙於爭奪菲律賓而姍姍來遲。它提出瞭“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在各國勢力范圍內實行同等的關稅、鐵路運費，以後又提出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這些都是為瞭自己能插足於中國，與列強共享利益而不被排擠。
百日維新 《馬關條約》的簽訂及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極大地震動瞭各個階級、階層，促進瞭中國人民愛國意識的覺醒。當議和條件傳出後，舉國上下強烈反對，主戰派官吏紛紛上奏，譴責李鴻章媚敵誤國，要求拒簽條約。當時，正在北京舉行會試的各省舉人集會，由康有為起草上皇帝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簽名的舉人有一千三百餘人，掀起瞭反對投降的巨大運動。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臺灣人民聞知割棄臺灣的消息更是悲憤交集，誓不願做亡國奴。日軍在臺灣登陸，臺灣軍民激烈抵抗，在孤懸海外、餉械俱缺的情況下，和優勢日軍戰鬥拼搏。
繼“公車上書”之後，康有為又給光緒帝（即清德宗載湉多次上書，建議變法。同時，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設立強學會，進行宣傳鼓動，團聚瞭一批維新志士，爭取瞭光緒皇帝及帝黨官僚翁同龢等的同情和支持。強學會因遭頑固派的嫉恨而被查禁，但變法維新的思潮洶湧激蕩，一發而不可阻遏。維新運動的主要代表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譚嗣同等，大力宣傳變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其倡導和組織下，各地紛紛成立學會，開辦學堂，出版報紙。甲午戰後四年內，國內設立的學會、學堂、報館、書局共三百多處。光緒二十四年(1898)初，康有為等又在北京組織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號召，聯絡和組織知識分子、中下級官吏，經常集會演說，痛陳國難當頭，形勢危急，激發人們關心國傢命運的熱情。各省旅京人士也紛紛組織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通過這些團體和一系列活動，變法思想和救亡運動相結合，並迅速發展，從宣傳和組織階段進入實際行動階段。
光緒帝看到瞭康有為的上書，表示贊賞。康有為又向皇帝上《應詔統籌全局折》（第六次上書），指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建議皇帝大誓群臣，開制度局，許天下人上書。又進呈自己撰寫的《日本明治變政記》、《俄彼得變政記》，要求光緒奮發振作，運用君權，排除阻撓，效法日本、俄國，實行改革。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書，宣佈變法，並召見康有為、梁啟超等詢問變法的步驟和方法；派康在總理衙門上行走，梁辦理譯書局；後來又任用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康有為和其他人遞瞭許多奏折，提出一系列變法建議。光緒帝根據這些建議，頒佈改革的詔令，主要是：發展經濟，保護農工商業，設立農工商局，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制度，編制國傢預算；開放言路，鼓勵創辦報紙，允許士民上書言事；精簡官僚機構，裁汰冗員；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北京創辦京師大學堂，各省廣設學堂，提倡西學，翻譯書籍；選派出國留學生；改革軍制，士兵改練洋操。這種改革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並未根本改革封建專制制度，甚至為瞭減少變法的阻力，維新派過去宣傳的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等主張，在百日維新期間也並未提出過。就是這種不徹底的改良措施，也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勢力的反對。早在百日維新之初，慈禧就迫使光緒帝罷免翁同龢，以孤立皇帝。又命自己的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掌握兵權。百日維新期間，大部分大臣和督撫把變法上諭束之高閣，拒不執行。維新派和守舊派的沖突愈演愈烈。京師盛傳守舊派要發動政變，光緒帝屢遭慈禧太後的訓斥，處在朝不保夕的危境中。帝黨官僚和維新派並無實力，一籌莫展，寄希望於正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光緒帝召見袁，升他為侍郎。譚嗣同夜間訪袁，勸他舉兵勤王，驅除舊黨，支持變法。袁世凱向舊黨告密。八月初六，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囚禁光緒，自己出面訓政，廢止新政，並下令捉拿康有為、梁啟超。康梁逃往日本。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被捕處死。其他維新派和擁護變法的官吏，或被遣戍，或被革職。歷時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義和團運動 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外國傳教士在各地胡作非為，引起瞭人民大眾的激烈反抗。戊戌變法剛剛被鎮壓，農民和城市下層人民掀起瞭大規模的反侵略鬥爭。19世紀末，爆發瞭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本名義和拳，原是起於山東的燒香拜神、操練拳棒的反清秘密組織。為反對外國侵略，義和拳舉起“扶清滅洋”的旗號，改稱義和團，並得到地方官吏的某些支持，聲勢日益浩大。清政府在帝國主義的要求下，撤換瞭鎮壓不力的山東地方官，派袁世凱為山東巡撫，屠殺和逮捕義和團。義和團遂向北發展，活動於直隸各地，焚燒教堂，拆毀鐵路、電線。又滲入天津和北京。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天津和北京街頭上，義和團成群結隊，頭裹紅巾，手執刀矛，公開活動。大街小巷，到處是拳廠和壇場。其他各省也紛紛響應，東北、山西、內蒙古、河南、四川、雲南，都有大小規模不等的義和團。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因百日維新後在廢立光緒問題上與列強存在矛盾，所以承認義和團合法，並采取控制、利用的策略，企圖以義和團的刀矛發泄自己的怨忿。
義和團的主要成分是農民、手工業工人、城市居民，尤多青少年，也有婦女參加。它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領袖，在思想上盲目排外，組織和鬥爭形式原始落後。他們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順應瞭民族矛盾尖銳化的形勢，但也模糊瞭對清朝統治者的認識。
八國聯軍，帝國主義的幹預 當義和團進入北京、天津，帝國主義立即調動軍隊，進行幹涉。英國將軍西摩爾率領兩千侵略軍，從天津租界出發，向北京進攻。但沿路遭到義和團的阻擊，被迫退回。接著，英、俄、日、法、德、美、意、奧八國組成聯軍，強行攻占大沽炮臺，正式挑起大規模入侵中國的戰爭。慈禧太後等出於對洋人不滿，遂決定宣戰。南方各省督撫抵制宣戰，提出東南互保，與帝國主義勾結，維持現存秩序，鎮壓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保護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利益。
天安門前的八國聯軍
面對帝國主義軍隊的進攻，義和團和清朝愛國官兵進行瞭英勇抵抗。天津城郊的戰鬥持續瞭一個多月，手持刀矛的義和團群眾遭屠殺，聶士成等清朝的將領、士兵浴血奮戰，以身殉國。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後，糾集兩萬兵力，向北京進攻。清朝調集一些勤王軍阻截，但抵敵不住侵略聯軍的兇猛攻勢。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慈禧太後帶著光緒帝倉皇逃走，前往西安。侵略聯軍分兵四出，占領山海關、張傢口、保定、井陘等戰略要地，並在京津地區屠殺搶劫。民居商鋪被焚燒，戶部存銀洗劫一空，頤和園的文物、書畫、古器被捆載而去，北京城遭到外國侵略軍的又一次蹂躪和踐踏。
沙俄除瞭參加八國聯軍外，竟出動瞭十多萬軍隊入侵中國東北，燒殺搶掠，占領主要城市，企圖並吞東北全境。還制造瞭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燒死、殺死在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三萬人；並將居住在海蘭泡的七千多中國僑民驅趕入黑龍江，活活淹死（見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慘案）。
慈禧太後利用義和團“滅洋”，是為瞭發泄私憤。但她對義和團始終心存戒懼，在逃跑的路上就急忙發佈“剿匪”上諭，命令清軍掉轉槍口，對準義和團。又催促李鴻章北上，與帝國主義議和乞降。李鴻章和帝國主義簽訂瞭《辛醜條約》，主要內容有：賠款四億五千萬兩，拆除大沽至北京間的中國炮臺，允許各國在北京附近駐兵，設置東交民巷使館區，禁止中國人民成立或參加任何反帝組織，懲辦首禍諸臣。《辛醜條約》使中國下降為列強共管的半殖民地。
帝國主義擴大侵華權益 20世紀初，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加深入。英、美、日相繼強迫清政府簽訂《通商行船條約》，增開商埠，開放內河水道，為外國商品和資本輸入中國提供更多的方便條件。帝國主義的爭奪更加激烈。八國聯軍時，沙俄占領東北全境，遲遲不肯撤兵，引起日本和英美的強烈不滿。日英結成瞭同盟，共同對付俄國。光緒三十年(1904)日本和俄國在中國的領土上爆發大戰，雙方調動六十萬大軍在沈陽附近會戰。而清政府無力幹預，竟宣佈“局外中立”。戰爭結果，俄國陸軍敗退，海軍覆滅；日俄在美國調停下停戰議和，俄國將南滿的利益讓給瞭日本而退居北滿（見日俄戰爭）。此後，日本擴大從沙俄手中奪來的權益，獨占南滿鐵路，擴充旅大租借地；俄國則緊緊抓住北滿，以中東鐵路為主幹，滲透勢力於各地。美國提出諾克斯東北鐵路“中立化”計劃，要由列強共同投資和管理，企圖插足於日俄的勢力范圍內。剛剛經過大戰的日本和俄國重新修好，抵制美國勢力進入東北。鑒於東北處在日俄瓜分的嚴重危機下，光緒三十三年清政府宣佈廢止東北的將軍制，改為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設東三省總督和三省巡撫，並企圖開礦、設廠、築路、練兵，以抵制日俄。但當時的清政府已十分腐敗，不可能有所作為，東北建省未能抵制日俄勢力在東北的日益擴張。
英國和俄國為覬覦西藏進行長期爭奪。英國侵略軍一千多人突然闖過中印邊界，於光緒三十年占領拉薩，強迫西藏地方當局簽訂《拉薩條約》，陰謀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在中國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下，清政府不敢在條約上簽字，但以後重訂新約，英國仍取得瞭許多特權（見《拉薩條約》及《中英續訂藏印條約》）。
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侵略邊疆的宣傳畫
辛亥革命發生後，帝國主義又趁火打劫。當時，俄國正在脅迫清政府重新修訂《伊犁條約》，企圖進一步掠奪領土和權利；並乘中國局勢動蕩，幹預和侵略蒙古地區，分割中國領土。英國也在西藏策劃分裂活動，致使中國的邊疆危機迭起。
清朝的覆亡
清政府的“新政” 帝國主義列強允許慈禧太後從西安回鑾，在北京重建統治，慈禧因而對帝國主義感恩戴德，往往唯命是從。“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成為當時清政府重要的對外政策。列強要求清政府調整機構、政策，進一步實現政權的買辦化。慈禧也就打出瞭不久以前還在拼命反對的“新政”、“變法”的招牌，以此酬答列強的要求，消弭正在興起的革命浪潮。光緒二十七年(1901)成立督辦政務處，以籌劃和推行“新政”（見清末“新政”）。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紛紛上書，獻計獻策。
新政涉及各個方面，在政府機構上，按《辛醜條約》的規定，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撤一些冗閑重復的機構，增設商部、巡警部及財政處、學務處。光緒三十二年進一步改變從前部院衙門的結構，以外務部、民政部、度支部、學部、陸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取代從前的六部。軍事上，決定編練新軍，設立練兵處，計劃編練全國常備軍三十六鎮。實際上到清朝滅亡時共練成新軍十四鎮，十八個混成協及禁衛軍一鎮，約十六萬人。經濟上，振興商務，獎勵實業，擬訂商律，設立商會，保護資產階級和華僑資本傢。頒佈礦務、鐵路、公司、銀行等各種章程，又統一度量衡，成立大清銀行，改革幣制，廢除銀兩，確定以銀元為貨幣單位。在文化教育上，將各省書院改為大、中、小學堂，頒佈學堂章程，規定學制。光緒三十一年廢止瞭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一切士子均由學堂出身。社會各個階級階層辦學的積極性很高，學堂的建立猶如雨後春筍，出國留學受到資助、鼓勵，並給予進士、舉人出身。在法律方面，仿效西方國傢的法制，編訂新法典和單行法規，刪除凌遲、梟首、緣坐、刺字等酷刑峻法。
在這些“新政”中，清政府最重視的是練兵籌餉，以增加收入，鞏固統治，其他方面多屬表面文章。盡管這樣，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變革，畢竟為長期停滯的社會機制帶來瞭一些活力，擴大瞭帶資本主義性質的新生力量，加強瞭新勢力對舊勢力的沖擊，實際上為反對和顛覆清朝統治作瞭準備。
在辦理“新政”中，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乘機崛起，形成瞭近代軍閥勢力。袁在小站練兵，采用德國的操練方法，聘用德國教官，全軍訓練嚴格，裝備精良，為中國陸軍近代化的開端。李鴻章死後，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受命辦理練兵、外交、鐵路、商務等，權傾朝野。他在原有軍隊的基礎上，練成北洋新軍六鎮，號稱勁旅。其軍官都經過陸軍學堂的訓練，但軍內保持淮軍“兵為將有”的傳統，重要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勛（見張勛復辟）都是袁的心腹。袁世凱還多方拉攏官僚、文士徐世昌、唐紹儀、趙秉鈞、梁士詒等，向內政、外交、財政、實業、路礦等領域滲透，形成龐大的勢力集團。北洋集團背後有帝國主義支持，軍隊、企業中聘用外國教官、顧問，袁本人和各國公使交往甚密，因此在帝國主義心目中，袁世凱是能夠維持統治秩序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袁世凱又和慶親王奕劻勾結，使用賄賂，贏得其支持。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和慈禧太後死去，宣統帝（即溥儀）即位，醇親王載灃攝政，袁世凱被罷黜傢居，但他多年卵翼的北洋集團依然存在。武昌起義後，清朝幻想利用袁的實力鎮壓革命，不得不請袁出山，付以全權。袁世凱依靠北洋勢力，投形勢之機，代替瞭清政府，排斥瞭革命派，再次成為最有實權的人物。
孫中山與中國同盟會 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下，一部分最先進的愛國志士很早就走上瞭革命道路，其代表人物就是孫中山。
孫中山，廣東香山人，出生於農民傢庭。早年在美國檀香山學習，接受資產階級教育，後回國行醫，目睹政局日非，痛恨腐朽賣國的清政府，立志救國濟民。光緒二十年(1894)他在檀香山成立瞭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次年，他以香港為據點，籌劃發動廣州起義，因事機泄露而失敗，被迫逃往國外。百日維新失敗後，又在廣東惠州發動起義。那次起義雖被鎮壓，但影響很大。
香港興中會分會成員
光緒二十八年，留日學生集會紀念明朝滅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上海出現愛國學社。翌年，因俄國不肯從東北撤兵，上海、北京的學生集會抗議。東京留學生尤為激昂，組織拒俄義勇隊，回國請願（見拒俄事件）。上海和東京陸續創辦許多報紙刊物，反對專制，批評時政，宣傳革命。其中，革命青年鄒容以通俗而犀利的文筆寫《革命軍》一書，揭露清朝的黑暗統治，熱情呼喚“開創中華共和國”；章太炎（即章炳麟）在《蘇報》上發表許多文章，尤以《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影響為大，駁斥康對革命的誣蔑，揭露瞭他的保皇反動面目。還有陳天華寫《警世鐘》、《猛回頭》，指出清政府賣國的本質，號召人民起來反對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
留日學生所辦的報刊雜志
在革命思想傳播的基礎上，出現瞭許多革命組織。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在海外有瞭進一步的發展，設立許多支部，出版許多報紙，並和康有為的保皇黨進行論戰。光緒二十九年(1903)湖南青年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在長沙組織華興會；次年，江浙知識分子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這兩個組織都聯絡會黨，策劃反清起義。後因起義失敗，很多人跑到日本。還有湖北的青年組織“科學補習所”、“日知會”，在當地新軍中宣傳革命。
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中山從歐洲到日本東京，與黃興、宋教仁等創立中國同盟會。該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為綱領，推舉孫中山為總理。總部設於東京，國內和海外設立分會和支部。一年後，會員已超過一萬人，其中以知識分子占多數，也有下層的會黨和海外華僑。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成熟的標志。同盟會出版瞭自己的機關報《民報》，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把十六字綱領闡發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即是用暴力推翻清朝政府，避免列強的侵略和瓜分；民權主義即是廢除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民生主義即是實行土地國有，以改良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防止貧富懸殊。
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民報》為陣地，和以《新民叢報》為陣地的保皇派進行瞭激烈的爭辯。革命派以有力的論據、雄辯的邏輯、犀利的筆鋒，闡明進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揭露清朝政府是民族壓迫、專制橫暴、反動賣國的政府，駁斥瞭種種保皇的謬論，為革命高潮的到來作瞭輿論準備。
同盟會成立後，把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朝政府放在首要的日程上。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起，同盟會先後在各地發動瞭萍（鄉）瀏（陽）醴（陵）起義等一系列起義，還組織瞭多次暗殺清朝官吏的活動。但革命派領導的這些起義，規模較小，時間較短，計劃不夠周密，又有很多在沿邊省區，缺乏接應，很快被清軍鎮壓。但鬥爭連續不斷，屢挫屢奮，鍛煉瞭革命派的力量，表現瞭他們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見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
和革命派發動武裝起義同時，全國范圍爆發瞭大規模的群眾自發鬥爭。有反教會鬥爭，有反對苛捐雜稅的鬥爭，還有搶米風潮。這些群眾鬥爭缺乏組織、綱領，具有很大的自發性，但波及的地區普遍，發動的次數頻繁，參加的群眾廣泛，使清朝統治的基礎發生瞭動搖。
收回利權運動 針對帝國主義瘋狂掠奪在華的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采權，中國人民展開瞭收回利權的愛國運動。美國合興公司攫取粵漢路權之後，違約將股票轉讓給比利時銀團。湖南、湖北、廣東人民要求“廢約自辦”，聲勢浩大，迫使美國合興公司作出讓步，在勒索六百多萬美元贖款後，同意廢約。江浙人民則為收回蘇杭甬路權，和英帝國主義進行鬥爭，自行集款築路。清政府先是執意向英國借款修築，遭到兩省人民的堅決反對。後來怕激起“民變”，將英國借款移作別用，允許蘇杭甬鐵路歸為商辦。山西人民為瞭從英國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礦權，經過反復談判，在償付贖款後收回瞭平定、孟縣、潞安、澤州的煤鐵開采權。在轟轟烈烈的收回利權運動中，還收回某些路礦的部分權益。如津浦鐵路、廣九鐵路、滬寧鐵路，以及安徽銅官山煤礦，浙江衢、嚴、溫等處煤鐵礦，山東中興煤礦，四川江北廳煤鐵礦，奉天錦西煤礦等。帝國主義盡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對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不得不稍稍改變策略，在勒索大量贖款以後，交回部分利權，以緩和反抗。收回利權運動是廣大群眾為保衛國傢、民族的利益、主權而進行的愛國主義的鬥爭（見收回路礦權運動）。
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於美國國內歧視和虐待華僑、華工，廣州、上海工商界集會抗議，通電全國，號召抵制美貨。全國各城市紛紛響應，形成廣泛的群眾性的反美愛國運動，時間持續將近一年，給美帝國主義以重大的打擊，使其對華貿易額明顯下降（見抵制美貨運動）。
在以上一系列運動中，工商界的資產階級和立憲派起瞭較大作用。他們以指導者的姿態活躍在舞臺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喪權辱國，但當反動勢力威脅利誘、施加壓力時，他們又表現出軟弱妥協的特點，中途退出運動，不能堅持到底。這一弱點也表現在立憲運動中。
立憲運動 20世紀初的經濟發展、思想變化和革命風潮，從不同的方面促進瞭資產階級的立憲運動。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投資於工商業的資產階級雖不願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決裂，卻又希望在清朝統治下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發展條件。他們看到英國、日本、德國的君主立憲政體，也想通過這條途徑擠進政府，分享權力。立憲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是流亡海外的梁啟超以及國內的張謇、楊度、熊希齡、湯化龍、湯壽潛等人。清朝權貴當然對立憲並無興趣，但由於革命風潮的興起，清廷也企圖以立憲為誘餌，拉攏立憲派，瓦解革命派。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頒佈預備立憲的諭旨，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口號下，拉開瞭立憲運動的帷幕，提出改革官制，清理財政，整飭武備，詳訂法律，廣興教育等，將行之數年未獲成效的“新政”，權作預備立憲的內容。立憲派則興高采烈，紛紛成立團體。康有為將保皇會改名為國民憲政會，梁啟超在日本組織政聞社，江浙立憲派組織預備立憲公會，湖南組織憲政講習會，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廣東組織粵商自治會。各地立憲派積極活動，向清政府上書請願，施加壓力，要求召開國會。但清政府在宣佈各省設立咨議局、北京設立資政院，作為國會的基礎的同時，把召開國會的期限推遲到九年以後，並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受議會的約束，臣民的權利極為微小。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和慈禧太後死去，滿族親貴集團企圖集中權力，排斥擁有實力的漢族大臣，將袁世凱以足疾為名開缺回籍。又訓練禁衛軍，成立軍咨府，企圖以皇室親貴統攬全國兵權，各省督撫對此加以反對。統治階級內部在立憲的招牌下各懷私念，爭權奪利。清朝上層中的滿族親貴、漢族大臣、立憲派三種勢力的裂痕日益擴大。
立憲派第二次請願代表合影
宣統元年(1909)以後，各省咨議局與北京資政院先後成立，並經常開會討論，批評政治，彈劾官吏，提出議案，與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發生摩擦。立憲派對清朝的拖宕延緩、獨攬權力很不滿意，先後發動三次請願，要求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請願的規模越來越大，情緒越來越激昂。有些地方督撫從抵制親貴用事、維護自己權力出發，也參加瞭立憲運動。清政府不得已同意縮短預備立憲的期限，改為五年；並於宣統三年裁撤軍機處等機構，組織以奕劻為總理大臣的新內閣。內閣成員大部分為滿族親貴，十三名閣員內漢族僅占四人，因此這個內閣被稱為“皇族內閣”。立憲派企圖和清政府分享權力的願望化為泡影，漢大臣也受到排擠，這就促成瞭辛亥革命時統治階級上層的離心離德，導致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
辛亥革命和清帝遜位 辛亥年，即宣統三年(1911)，是社會矛盾長期積聚而達到總爆發的一年。八月，爆發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黃花崗起義和保路運動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計劃在廣州發動更大規模的起義。在條件尚不具備而事機又有泄漏的情況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決心迅速發動起義，冒險一擊，時間定於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1911年4月27日）。屆時黃興僅率一百數十人發難，攻入兩廣總督督署，隨後遇到大批清軍的攻擊。革命黨人以寡敵眾，許多人戰死或被捕犧牲。其遺骨合葬於黃花崗，故這次起義稱“黃花崗起義”（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黃花崗起義剛剛被鎮壓，湖南、湖北、廣東、四川四省廣大人民以及資產階級、地方紳商，為反對清政府掠奪商民路權，擅自把粵漢、川漢路權拍賣給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又掀起瞭保路風潮。四川保路運動發展尤其迅速，超出瞭立憲派“文明爭路”的范圍。成都和全省許多城鎮一齊罷市，並提出不納糧稅、不認外債等。清政府決定武力鎮壓，派端方帶兵入川。總督趙爾豐逮捕保路的領袖多人，並開槍擊斃遊行群眾數十人。四川各地的同盟會員和哥老會員紛紛組織保路同志軍，籌劃起義，把合法的保路運動發展為反對清朝的武裝鬥爭。各路同志軍從四面八方圍攻成都，聲勢浩大。清政府急忙從湖北調兵入川，湖北形勢亦發生動蕩。
英勇不屈的黃花崗起義戰士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
四川保路運動為武漢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創造瞭有利條件。武漢地區的文學社、共進會等團體，平日在新軍中宣傳革命、發展組織，因而在軍隊中有深厚的基礎，許多士兵和下級軍官參加革命組織。
武昌起義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間，駐在武昌城內外的新軍發動起義，攻占總督衙門，清朝官吏遁逃。但當時革命派的重要領導人都不在武漢，起義士兵籌劃組成湖北軍政府時不懂得保持領導權的重要性，以為需要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出來組織政府。於是，清朝高級軍官新軍協統黎元洪被請出來當都督，立憲派湯化龍當瞭民政長。
武昌起義軍臂章
武昌起義在全國范圍內產生瞭巨大影響。首先是湖南和陜西分別發動起義，樹起獨立的旗幟。接著，各地革命黨人紛紛組織會黨、新軍起來響應。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內，又有江西、山西、雲南、浙江、江蘇、貴州、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山東等省和上海宣佈獨立。武昌的革命軍與清軍相持於漢口、漢陽，江浙的革命軍打敗清軍、克復南京、組織北伐，一時革命風潮大盛，連清朝統治的腹心地區直隸，也發生瞭灤州的新軍起義。
辛亥革命中，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是領導者和組織者，起義的普遍發動和迅速發展是同盟會長期宣傳、組織、籌劃的成果。會黨和新軍是主要的依靠力量。他們反對清朝的態度最堅決，鬥爭最勇敢。資產階級立憲派本來並不贊成革命，但在爭路、憲政問題上已和清政府產生嚴重裂痕，起義的普遍發動把他們推向瞭革命一邊。他們的地位很有利，一方面既不是清朝的當權派，容易轉身投向革命；另一方面，他們有聲望，有產業，受到地方上的信任。所以，立憲派這時幾乎全都放棄君主立憲的主張，贊成共和政體，並在新政權中占據瞭重要位置。甚至，有些舊官僚受到周圍的壓力，看到大勢所趨，也不得不附和革命，這樣就擴大瞭革命陣營的聲勢，使清朝政府陷入眾叛親離的不利處境。但立憲派和舊官僚投向革命，也帶來瞭嚴重的後果。他們和革命派的思想和目標很不一致，在革命內部爭奪權力，形成錯綜復雜的情況。有的省份，革命派發動起義，建立瞭革命政權，但立憲派和舊勢力通過政變和武力手段，屠殺革命派和群眾，篡奪瞭權力，如湖南、貴州。有的省份，革命派和立憲派並存，立憲派占瞭優勢，以後兩派都未能保持權力，一些掌握軍隊的實力派取而代之，如雲南、浙江、四川。有的省份，經過各種勢力的鬥爭，政權落在流氓、政客、軍閥手中，如福建、山西。還有的省份，清朝舊官僚投機革命，宣佈獨立，搖身一變，成為新政權的首領，如江蘇、廣西、山東。經過一段實力的較量和形勢的演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的尚有上海、廣東、江西、安徽等地區。但革命派也在分化蛻變，有些人放棄瞭革命理想，向著官僚軍閥勢力靠攏。
武昌起義後，年底，孫中山從海外回國。各省代表齊集南京，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翌年元旦（民國元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任命臨時政府工作人員，頒佈除舊佈新的各項政令。不久又成立臨時參議院（見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瞭《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清帝退位 武昌起義敲響瞭清王朝的喪鐘。帝國主義迫於形勢，打起瞭中立的幌子，催促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凱。北洋軍隊的將領都是袁的心腹，要調動他們抗拒革命，非袁不可。清政府隻好解散皇族內閣，請袁世凱出山，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向他交出軍政大權。袁世凱以帝國主義為後盾，挾北洋軍隊的實力，一面利用革命聲威，恫嚇清政府，逼迫滿族親貴交出權力；一面又向革命派威脅利誘，施加壓力，迫使就范。袁世凱指揮北洋軍進攻武漢時，同盟會領袖黃興率領革命軍英勇抗擊，但事權不一，力量懸殊，戰鬥失利。北洋軍占領漢口、漢陽，炮轟武昌。經過帝國主義的撮合，袁世凱又和革命陣營試探和談。早在孫中山回國以前，南北和談已在上海進行，雙方就停戰、國體、召開國民會議等進行討論。帝國主義支持袁世凱，壓迫革命派妥協。立憲派和有的同盟會員也向袁世凱靠攏，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將擁護袁出任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回國後，雖然反對妥協，積極主張北伐，組織瞭各路北伐軍，但各軍未經訓練，編制互異，指揮不靈，遭到各方面反對和掣肘。帝國主義拒絕承認南京臨時革命政府，扣留海關稅收；各省軍政府新建，供應浩繁，革命政權因此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立憲派和一部分同盟會員則指責非難孫中山等的革命主張，致使北伐無法進行。孫中山面對革命陣營的渙散狀態和南北議和的既成事實，也無能為力，隻得同意讓步。他表示如果清帝退位，宣佈共和，自己即辭去職務，可另選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在得到革命派出讓政權的確切保證後，便向隆裕太後上奏，聲稱自己的北洋軍隊已無力鎮壓革命，保衛京畿，請召開皇族親貴會議，速定方針。他自己則不再入朝，隻派心腹催迫清帝退位，隆裕太後召開多次禦前會議，爭論激烈。一部分滿族親貴態度頑固，反對退位，組成宗社黨，指責袁世凱“蔑視綱常”，“居心更不可問”，主張和南方革命軍決戰。袁世凱唆使段祺瑞等數十名前線北洋將領致電清政府，要求實行共和政體，斥責皇族親貴“敗壞大局”。各地官吏迎合袁的意圖，紛紛電奏，主張共和。宗社黨本無實力，其首領良弼此時被革命黨人彭傢珍炸死，親貴們嚇得紛紛逃到天津租界和大連、青島。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後帶著宣統小皇帝舉行清王朝最後一次朝見儀式，接受優待皇室的條件，發佈退位詔。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滅亡。
清時期形勢圖（二）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奶）
清朝帝系表
清朝的思想文化
清初的學術思想 清代的思想文化，豐富絢麗，流派眾多，人才輩出，在許多領域取得瞭光輝的成就。清初，一度產生幼弱的民主啟蒙思想，但由於生產和社會發展水平的限制以及清朝的思想高壓政策，進步思想未能得到正常發展，思想文化界仍不能沖出儒傢的樊籠。
清初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躍、最繁榮的時期之一，出現瞭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為代表的許多傑出學者。他們經歷瞭明末農民大起義和清兵入關的變亂時代，身受亡國破傢之難，認識到明王朝的腐敗和封建理學的虛偽空疏，以犀利的筆鋒、奔放的熱情，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宣揚經世務實的思想，治學嚴謹，勇於創新，闡發瞭深刻而新穎的政治觀點、哲學觀點，開創瞭與宋明理學相對立的新思潮、新學風。
黃宗羲、唐甄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方面走在最前列。他們所著《明夷待訪錄》、《潛書》，論證瞭專制君權的起源和實質，揭露瞭歷代專制帝王的昏淫殘暴，並希望通過學校議政，加強法治或實行地方分權來限制君主的專制權力。這雖然是難以實現的幻想，但他們的言論，如電掣雷鳴，震撼瞭窒息已久的思想界。顧炎武提倡務實致用，“多學而識，行必有果”，並註重調查研究，廣求證據，開辟瞭新的治學途徑。顏元講求“實學”，強調“躬行踐履”，主張講求功利，匡時濟民。他們的思想和實踐有力地影響瞭後世的學風。王夫之發展瞭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哲學傳統，批判瞭“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論，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就是說離開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就無所謂規律、理念。他又指出自然界和社會是“生生不息、變化日新”的發展過程，初步用辯證的觀點去觀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國的唯物主義思想提高到瞭新的水平。他還解釋天理和人欲的關系，說“私欲之中，天理所寓”，肯定瞭人們的合理欲望。方以智也是一位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傢，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面取得瞭顯著成績，並和哲學有機地結合起來。清初思想傢在歷史學、地理學方面也做出瞭貢獻。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學術思想史。在他的影響下，繼者踵接，如萬斯同、全祖望、邵晉涵及稍後的章學誠，形成瞭以研究歷史著稱的浙東學派。顧炎武作《天下郡國利病書》，論列山川形勢、城邑關津、古今變易，開地理研究之先河。以後胡渭、閻若璩、顧祖禹、齊召南均曾致力於歷史地理的研究。
清初思想傢對現實持激烈的批判態度，他們大多數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同時對清朝奉為官方哲學的程朱理學，口誅筆伐，指責理學傢是“奴君子”、“優孟衣冠”、“亡國之學”、“禍烈於蛇龍猛獸”。他們健筆凌雲，激揚風氣，盡情鞭撻封建末世的諸多弊端，提出新穎的見解，使當時的思想界十分活躍。
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清初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狀況尚不能使思想界得到充分發展。當清朝重建起封建政治體制，加強瞭對思想的控制，後繼的思想傢們也不得不隨之轉向。如閻若璩、胡渭繼承瞭清初務實的學風，博學多識，不尚空談，而研究方法則趨細密，隻在詮釋古籍、辯別真偽方面做出瞭突出的成績。閻若璩考證《古文尚書》為偽書，胡渭考證《河圖洛書》為晚出，廓清瞭封建學術界長期的迷信盲從，但在清朝的高壓政策下，埋頭古籍，變得謹小慎微，失去瞭前輩思想傢那種幹預現實、評議朝政、臧否人物的戰鬥精神。
清朝為瞭鞏固思想統治，籠絡知識界，大力尊孔崇儒，給孔子加上“大成至聖先師”的尊號。儒傢思想是理政、治學、處世、待人的標準，程朱理學又被視為孔子的真傳、儒學的正統，因此朱熹備受尊重，四書及五經中的一部分均以朱熹的註釋為準。清朝的統治安定以後，大規模編纂書籍，最著名的有《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和《四庫全書》(七萬九千餘卷)。《四庫全書》收集歷代經、史、子、集各類書籍三千四百餘種，其中有很多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已經失傳的書籍，包羅宏大，豐富浩瀚，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之總匯。但在編纂過程中，清政府對全國圖書作瞭一次大檢查，大批書籍被認為對清朝統治不利，歸入悖逆、違礙之列，遭到銷毀或篡改。
除瞭傳統的儒學以外，很多外國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帶來瞭西方的科學文化，包括數學、天文、歷法、物理、醫藥、地圖繪制、武器制造、繪畫、建築等等，編寫瞭一些書籍。康熙帝本人還學習過西方科學，但清廷未用力提倡，知識界沉溺在儒傢經典中，不瞭解西方科學的內容和價值。
清朝對文化思想的控制十分嚴厲，發生瞭許多次文字獄，懲治極重，株連極廣。康熙時有莊廷《明史》案，雍正時有呂留良、曾靜案。乾隆時，文字獄更多，獲罪的人大多是下層知識分子。他們或腹有牢騷，愛發議論，或僻居鄉村，不知忌諱；或亂上條陳，幹祿倖進；或吟詩作文，用字不慎，都招來瞭殺身破傢之禍。這些案件多是捕風捉影，望文生義，濫殺無辜，以確立封建專制統治的淫威。哪裡發生瞭重大的文字獄，地方官也要受處分。因此官吏們稍見文字違礙，即捕人抄傢，羅織罪狀，株連寧多勿少，處理寧嚴勿寬。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不敢議論當代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也不敢編寫歷史、研究現實，隻得埋首故紙堆中，消磨智慧和志氣，使知識界思想麻木，萬馬齊喑。文字獄造成瞭嚴重的恐怖氣氛，對社會的影響是十分有害的。
漢學的興起 由於清廷文化政策的嚴格控制，知識分子既不滿於作為官方哲學的理學，又不敢評論政事、研究實際，隻得把智慧和精力專註於整理、註釋古籍。乾隆時，漢學興起。這一學派以儒傢經典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考其真偽，正其訛誤，辨其音讀字義，校勘異同。他們做瞭許多踏實的基本工作，消除瞭古代典籍在長期流傳中產生的錯漏、誤解和故意的篡改。在治學的態度、方法上，強調博學多聞，尊重客觀事實，力戒主觀武斷，運用歸納法，重視證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瞭宋明理學讀書但觀大意，隨意發揮，遊談無根，註重內心修省的弊病。
漢學中有兩大派別：①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尊信和固守漢代儒者的說經。他們認為，漢人離古不遠，遺說尚存，要弄清古代聖賢的經典，必須遵循漢儒的註疏詮釋。惠棟專精《周易》，對漢人的遺說搜輯研究甚勤，而較少發揮自己的見解。所以這一學派被統稱為“漢學”，以與專治理學的“宋學”相區別。其他學者有沈彤、餘蕭客、江聲、王鳴盛、錢大昕，他們都是蘇州附近人，故稱“吳派”。吳派的宗旨被認為“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其中錢大昕的學術成就較高，能稍稍擺脫墨守古訓的痼疾。②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治學宗旨和研究態度與吳派相似，不同的是戴震等有自己的見解和是非標準，並不專崇漢儒。戴震學問淵博，識斷精審，擅長音韻訓詁、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數學等。他還和其他漢學傢不同，寫瞭許多“義理”文章，闡述唯物主義思想，發揮人性論和理欲說，正面與“宋學”對抗。他認為，“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然要求，應該在理智的指導下，合理地得到滿足，這就是“善”；反對理學傢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指出程朱理學把老百姓的“饑寒愁怨”、“常情隱曲”都說成是萬惡的“人欲”，因而抹煞瞭群眾正當的生存要求，是殘忍而虛偽的說教。又指出，理學傢所說的“天理”，並不是真理，而不過是主觀偏見，是強者欺凌和壓迫群眾的口實。他沉痛地喊出瞭“後儒以理殺人”的呼聲。戴震的弟子與後輩多安徽和揚州附近人，有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洪榜、汪中、焦循、凌廷堪、阮元等，各在自己的專門領域中做出瞭貢獻。乾嘉之際，漢學大盛，治經、考史、文字、聲韻、天文、歷算、地理、金石以及目錄、校勘、輯佚、辨偽、版本等學蔚起，都取得瞭較高的成就。
漢學傢具有比較踏實的科學態度，發展瞭客觀而精密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們的研究領域狹小，局限在儒傢經典的范圍內，不接觸現實，不研究自然科學、生產技術，也不敢談論政治和社會問題。研究的方法陷於孤立、靜止，缺少從事物的相互聯系和運動中去考察，註意微觀研究，忽視宏觀研究，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因此，雖然對古代典籍爬梳考證，做出瞭成績，卻不能提供新鮮理論和有系統的思想體系，也不易接受、消化西方剛傳來的科學技術。到瞭鴉片戰爭前夕，一個新的學派開始興起，這就是清今文經學。其代表人物有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下及龔自珍、魏源。主要研究對象雖仍是儒傢經典，但主張通經致用，留心實務，議論政事，強調變革，形成瞭區別於漢學的新學風。
清前期的文學藝術與科學技術 清代在文學藝術方面取得新的成就；並開始接觸西方科學技術，但遠遠落後於世界上的先進國傢。
文學藝術 明清之際，激烈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深刻地影響瞭文學藝術的發展。清初出現瞭一批具有較強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傢，如詩人屈大均、陳恭尹、顧炎武、歸莊、錢澄之、杜濬。他們的篇章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堅強的鬥爭意志，抒發亡國之痛，詩風激昂。另外一些著名詩人，如錢謙益，詩作凝練工穩，主張自寫胸臆；吳偉業，風格典雅華麗，哀婉沉鬱，多以明清間的史事作題材。稍後則有王士禛標舉“神韻”之說，其詩清新流暢，多年雄踞詩壇。他的反對者趙執信，詩作勁拔峭刻。詞人則有豪放蒼勁的陳其年，婉約清麗的納蘭性德，聲律工整的朱彝尊。散文傢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文筆生動流暢，善於敘事記人。清初的戲曲界，有洪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稱雙璧。前者寫兵荒馬亂中封建帝妃的愛情故事和生離死別，後者寫南明的興亡歷史和名士才女的悲歡離合，都深沉地寄托瞭亡國的哀痛。這兩部劇作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達到瞭很高的水平。
清代中期，著名詩人有沈德潛、袁枚、翁方綱等。沈德潛主張“格調說”，認為作詩應平和雅正，怨而不怒，其詩多歌頌升平之作。翁方綱主張“肌理說”，以學問入詩。袁枚主張“性靈說”，重視個人的感受，強調性情和靈感的作用，開新鮮獨創的詩風。文章則有方苞、劉大櫆、姚鼐的桐城派，倡導古文義法，主張文以載道，要求文章的內容有益於世道人倫，又發展瞭作文的技巧，講究氣勢、條理、修辭、音節等等。桐城派的古文對後世影響甚大。
清代文學成就最大的是小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借妖狐鬼魅，寫世態人情，故事曲折，形象生動，文筆優美，寓意深遠，為人民群眾所喜愛。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筆鋒犀利，諷刺深刻，揭露瞭科舉制的弊端和知識界卑劣醜惡的陰暗面，反映瞭封建末期的政治腐敗和文化、道德的淪喪。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中國最優秀的古典小說，它圍繞著貴族傢庭中愛情悲劇的主題，展示瞭寬廣的、豐富多采的歷史生活的畫卷，塑造瞭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歌頌瞭個性解放與堅貞的愛情，有力地批判瞭封建的綱常倫理，預示瞭封建社會走向沒落和必然滅亡的命運。
清代的繪畫也達到瞭很高的成就，流派林立，名傢輩出，色彩繽紛，富於創新。清初四僧，即弘仁、髡殘、石濤、八大山人，筆意高遠，畫風蒼勁，很有革新精神。畫壇正宗，推“四王惲吳”，即王時敏、王鑒、王湭、王原祁、惲壽平、吳歷。他們師法黃公望、董其昌，發展瞭傳統的文人畫，或工整明麗，或高曠秀逸，或深厚沉雄，各極其致。清中葉，有“揚州八怪”汪士慎、黃慎、金農、高翔、李鱓、鄭燮、李方膺、羅聘，師法自然，風致高逸，隨意揮灑，不拘成格，極富情趣。還有西方來中國的畫傢郎世寧，供奉內廷，在西洋畫法的基礎上吸收瞭中國畫的特色，創作瞭許多描寫戰功、朝會和人物的畫幅。
科學技術 清代，官方和學術界都不重視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術，故這方面的成就不大，和同時代的西方國傢相比，落後甚遠。明末清初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傳來瞭西方的科學，雖有某些影響，但並未得到重視，沒有傳播推廣。清中葉，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外國傳教士中止來華，從此，和外部世界的聯系更加阻隔。清代科學技術的落後是中國貧困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有清一代，在某些傳統的科學技術領域中比前也有所進展。
在歷法方面，清初廢棄瞭沿用已久、誤差漸大的傳統的《大統歷》，改用利瑪竇、湯若望等編著的《時憲歷》，吸取瞭西方的天文理論和計算方法。這是中國最早跨入近代科學的一個領域。當時的天文學傢、數學傢王錫闡、梅文鼎等頗能中西兼采、潛心天算，做出一定的成績。以後西學的輸入中斷，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許多已經失傳的古代算書，於是古算學的研究一度發展。
康熙帝命南懷仁督造的天文儀器——天體儀
另一受西方影響較大的是地圖測繪學。康熙、乾隆時，國傢統一，版圖鞏固，始繪制全國和各地的地圖，派人到各處實地測量。外國傳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中國學者何國宗、明安圖等參加瞭這項工作，采用西方經緯度定位和梯形投影的方法，所制地圖居當時世界水平的前列。
在器械方面，也引進瞭西方的制造技術。傳教士曾為清廷造過不少大炮。康熙時，戴梓發明瞭連珠銃、沖天炮，頗具威力。但中葉以後，國傢承平，隻強調刀矛騎射，不重視火器的改進。中國不乏聰明才智之士，能制造各種精巧的器具、機械，如眼鏡、望遠鏡、溫度計、鐘表、水車，但這種研究和制作，被視為奇技淫巧，得不到提倡和推廣。
農業方面，清代有《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著作，詳細論述瞭各種作物的栽種和農業生產技術。
醫藥學方面，有名醫徐大椿、喻昌、柯琴等，對古代醫學典籍的註釋作出瞭貢獻。葉天士、吳瑭等開創瞭溫病學派，治療各種熱性病癥，頗有效驗。王清任、王維德在外科領域進行探索，對人體臟腑的結構、部位以及癰疽病毒有一定的研究。
建築學方面取得瞭很高的成就，宮殿、園林、寺廟、宅宇、城垣的建築，盛極一時。或雄偉莊嚴，或富麗典雅，彩繪藻飾，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錯落有致。著名匠師梁九、雷發達均有高超的設計和施工技藝。外國傳教士蔣友仁、王致誠等帶來瞭西方的建築技術，設計瞭圓明園內西洋樓、大水法等建築群。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發生、發展 隨著新經濟、新階級的出現以及國外科學、文化的傳入，中國的知識界也發生急劇的變化。鴉片戰爭時，個別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開始睜眼看世界。魏源針對中國閉關鎖國、落後於世界發展的弱點，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瞭解外情，仿造外國的槍炮軍艦。此後，知識分子中要求學習外國、進行改革的思潮日益高漲。戊戌變法以前，早期的改良主義思想傢有薛福成、馬建忠、王韜、容閎、鄭觀應、何啟等人。他們有的遊歷外國，有的居住香港、上海，較多接觸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他們不僅主張仿造或購買外國的堅船利炮，提倡開工廠、興礦業、築鐵路、設學校、譯書籍，並且主張在政治、經濟制度方面作某些改革。他們提出“重商”，宣稱“商”是富國強兵的關鍵。他們所說的“商”，包括以對外貿易為中心的整個工商業，即是要求發展本國經濟，保護民族工商業，促進出口，堵塞對外貿易的巨大漏卮。他們又認為中國的落後和貧窮是由於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政治關系不正常，專制君主政府和不當權的紳商以及人民大眾之間矛盾尖銳，隔閡太深，希望在不觸動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上，放松控制，重視輿論，緩和上下矛盾，讓中下層的紳商分享權力。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著書立說，提出許多改革措施，向統治者進言獻策，是向西方學習的先驅。但他們寄希望於封建當權派的自動改革，缺乏推行改革的力量和實際手段。
中日甲午戰爭後，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使改良主義的思潮進一步高漲。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瞭聲勢浩大的維新運動，其主要代表有康有為、嚴復、譚嗣同、梁啟超等。康有為除多次上書要求變法外，並撰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他利用“今文經學”，議論時政，抨擊受歷代統治者尊崇的古文經典，反對墨守成規；又以孔子“托古改制”為變法尋找根據。他寫的《大同書》（原名《人類公理》）則為未來社會描繪瞭美好的藍圖。嚴復除寫作一批政論文章反對封建政治和文化，曾翻譯瞭《天演論》、《法意》、《原富》、《群學肄言》等，系統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社會學說。特別是《天演論》一書，發揮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嚴復在翻譯過程中加進瞭自己的政治主張，大聲疾呼如不變法圖強，必將遭到弱肉強食的命運而亡國滅種，這對知識界起瞭振聾發聵的作用。譚嗣同是維新派中最激進者，他在《仁學》中猛烈抨擊封建的綱常倫理，指出“君為臣綱”最黑暗而無人理，號召沖決綱常名教的網羅，矛頭直指清朝專制主義的統治。梁啟超以清新犀利的筆鋒寫《變法通議》，闡述變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號召向西方學習，並主張伸民權，設議院。這些思想傢和他們的著述、譯作，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影響，形成一個解放思想的啟蒙運動。
嚴復譯《天演論》所作序言
近代知識分子的出現和新學的傳播 工廠企業的興辦，資產階級的形成，列強瓜分的危機，戊戌變法的推行以及西學的傳播，都促成瞭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出現。特別在科舉考試廢止以後，讀書應試、入仕做官的傳統途徑被堵塞，知識分子或進學堂攻讀，或到外國留學，受西學熏陶的知識分子迅速增加。光緒三十四年，全國學堂達四萬七千所，各類學生一百三十萬人；留學生的人數也很多，例如這一年赴日本的留學生有八千人，次年增至二萬三千人。早期的近代知識分子是從封建士子轉化而來，但又和舊士子不同。近代知識分子是在國傢危亡的形勢下產生的，他們大都關心國傢的命運和民族的前途，要求獨立富強，富於責任心和政治敏感性，熱心變革，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他們又接受外國科學、文化的影響，活躍、開放、勤奮。盡管他們初步接觸西學，水平不很高，但他們如饑似渴地向西方學習，堅信能夠找到救國的真理。科舉仕途被切斷以後，近代知識分子有瞭更為寬廣的出路：有的參加政治運動成為革命派或立憲派；有的致力教育事業，學習科技工程、醫學，辦工廠、開礦山，從而成為教育傢、科學傢、工程師、企業傢。近代知識分子是政治運動的先鋒，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橋梁。但他們又和封建的傳統儒學有血緣關系，頭腦中的新思想和舊思想並存。他們和勞動群眾缺乏聯系，實踐能力差，政治上不夠成熟，在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時容易悲觀消極，或者跟不上時代而落後。
隨著近代知識分子的增長，西方的思想迅速傳播，在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形成西學和中學、新學和舊學的尖銳對立。
自然科學最早受到重視，是由於洋務運動中造船、制械、設廠、開礦的需要。江南制造局、北京同文館、上海廣學會翻譯瞭一大批自然科學作品。數學、天文、地質、地理、醫學、機械以及聲、光、化、電等科技書籍的出版，蔚為風氣。當時出現瞭最早一批科技人才，如數學傢李善蘭、華蘅芳，化學傢徐壽，工程師詹天佑等。20世紀初的留學生中也有不少攻讀科學、技術、醫學的。盡管科學剛剛傳入，中國的水平遠遠落後於外國，但畢竟沖破瞭封建社會傳統的知識結構，註入瞭嶄新的內容。
學術研究也發生瞭重大變化。宋明理學和乾嘉漢學都已走到瞭路的盡頭，一批既有舊學根基又受西方影響的學者，如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章太炎（即章炳麟）、蔡元培、王國維等脫穎而出。他們研究哲學和政治、歷史、文學，開始引進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和方法，在總結和批判傳統學術，開拓新的研究途徑方面作出瞭貢獻，在他們的推動下，進化論，天賦人權思想，平等、共和學說，真、善、美觀念，不脛而走，為沉悶、靜止的知識界提供瞭新的研究課題。
在文學藝術方面，黃遵憲等倡“詩界革命”，反對陳腐的“同光詩體”，在詩歌的內容、題材、技巧上均有所創新。隨著形勢的演變，以後又出現瞭宣傳反清的愛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梁啟超提倡小說，把它作為揭露黑暗、改造社會的手段。清末的譴責小說風行一時，出現瞭李伯元、吳趼人、劉鶚、曾樸等作傢。還有林紓、曾樸等致力於翻譯外國小說，許多世界名作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
清朝的歷史地位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帝制王朝。在它統治期間，中國從封建社會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最初，滿族在東北興起，人數很少，力量微弱，各部不相統屬，社會發展相對落後，但卻富有勇武剛強的精神。經過半個世紀的奮鬥，整頓政治，建立組織，練兵聚餉，學習先進的經濟和文化，在對周圍地區不斷進行征戰中統一東北，進而長驅入關，問鼎中原，取得全國的統治權。新興的滿族顯示瞭銳於創業的蓬勃朝氣和不斷進步的革新精神。入關之初，它曾采取野蠻、落後的政策，如屠城、圈地、逃人法、遷海等。隨著歷史的發展，清政府逐漸改變政策，致力於恢復生產，獎勵墾荒，興修水利，賑濟災荒，改革賦役制度，減輕人民負擔，使社會經濟逐漸恢復。到康雍乾統治時期，中國的封建經濟高度繁榮，農業生產有較大的提高，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某些地區和某些行業中資本主義萌芽有所增長；在政治上制定瞭各項典章制度，矛盾相對緩和，秩序比較穩定，國力臻於鼎盛。清朝國傢機器較長時期維持正常的運轉，皇權集中，統治鞏固，困擾著中國歷代王朝的母後、外戚、宦官、權臣、朋黨、藩鎮等禍患，減少到瞭最小程度。清朝前期總結瞭中國歷史上統治的經驗教訓，決策施政，經過深思熟慮而審慎從事，威權專一，令出法隨，取得瞭重大的治績。
清朝最突出的貢獻是統一全國，增強瞭多民族大傢庭的團結，最後奠定瞭中國的版圖。中國雖然自古以來是統一國傢，但各時代的情況復雜，統一與割據錯綜交替。明王朝後期，東北、西北、西南廣大地區處在中央政府有效管轄之外，有的地區和明政府長期對抗，兵戎相見；有的地區，接受中央的羈縻，但非明朝號令所能及。明王朝實際管轄的地方隻有內地的十幾個行省。清朝取得全國統治權後，大力經營邊疆，在東北阻擋住瞭俄國的入侵；在西北，經過長期戰爭摧毀瞭準噶爾割據勢力；又安撫瞭內外蒙古，平定瞭天山南北；在西藏，對政教事務進行改革，驅逐瞭廓爾喀入侵；在西南，大規模地改土歸流；還招降鄭氏，統一瞭臺灣。經過清朝的長期努力，原來處在分裂狀態的中國重新統一，邊疆敉寧，版圖鞏固。在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以前，清朝完成瞭國傢的統一，明確瞭邊疆地區的歸屬，增強瞭全民族的凝聚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百多年，但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共禦外侮，至今以社會主義統一國傢屹立於世界，這和清朝長期致力於統一事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清朝在歷史上既有光輝的貢獻，也有反動、落後的一面。清朝政權是滿漢統治階級的聯合專政，對廣大勞動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無情的鎮壓，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極為嚴重。在高度集權的統治下，清政府實行高壓政策，濫施專制淫威。雖標榜崇文興學，纂修典籍，優遇文士，但鉗制言論，禁毀書籍，屢興文字獄，造成知識界不敢議論政治、研究現實的沉悶局面。在對外政策方面，又自我孤立，虛驕自大，執行閉關政策，限制中國人和外國接觸交往，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清朝前期的治績，十分突出，達到瞭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高峰。但如果同當時世界上一些先進國傢比較，則政治、經濟、文化成就可謂處於相對停滯狀態。當時，西歐正在經歷政治革命和產業革命，生產力突飛猛進，英國以富厚的國力稱雄於世界；美國發生獨立戰爭，建立瞭新國傢；法國發生1789年的大革命，掃蕩瞭本國以至歐洲的封建制度，大批啟蒙思想傢宣揚自由、民主，科學技術獲得迅速的進展。但中國卻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酣睡，不瞭解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日益落後，和西歐的差距日益拉大，這給國傢和民族帶來瞭巨大的災難。
到瞭鴉片戰爭時，英國的大炮轟開瞭中國的門戶，貌似強大的清王朝露出瞭不堪一擊的虛弱本質。從此，外國侵略者蜂擁而入，掠奪各種權利；外國的商品大量輸入，侵蝕和破壞瞭中國的自然經濟，使廣大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破產失業；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束縛瞭中國人民，嚴重損害瞭中國的領土、主權和利益。中國從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地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朝政府曾企圖振作自強，引進外國的槍炮船艦、機器鐵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它隻能勉強地做些枝節的改變，而頑固地拒絕根本性的變革。因此，不但不能扭轉國傢貧窮衰弱的局面，而且在列強進一步侵略面前，不斷地敗退、妥協、求降，暴露瞭自己的腐敗無能，使國傢和民族處在帝國主義瓜分宰割的危機之中。中國的先進志士們懷著愛國憂時的熱忱，進行瞭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他們經過長期艱苦的探索，付出流血犧牲的代價，尋找著拯救國傢、振興民族的道路。他們認識到，清朝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隻有推翻這個腐敗的賣國政府，進一步實現變革，中國才可能得救。20世紀初，全國掀起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在偉大的民主革命傢孫中山的領導下，清朝政府終於被推翻，建立瞭共和國。清朝的覆滅雖然並沒有解決中國的根本矛盾，但在中國大地上結束瞭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帝制。這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成果，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