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反映現實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質規律、具有鮮明生動的個性特徵的藝術形象。文學藝術審美認識的特徵，就是通過個別的藝術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質規律。文學藝術之所以能夠在娛樂和美的享受中達到對於生活真理的領悟，正是因為它創造瞭典型。
“典型”一詞，在希臘文中原是模子的意思。同一個模子可以塑鑄出許多同樣的東西，典型也是通過某一個單個的形象反映某一群或某一類人的性格特徵。因此，典型雖然是個別的，卻具有普遍性。亞裡斯多德正是通通過個別性與普遍性的統一，最早奠定瞭典型的理論基礎。他說：“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所謂‘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種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會說的話，會行的事。”（《詩學》）因為詩所寫的人和事帶有普遍性，所以它比歷史要更為真實。同時，亞裡士多德還看到瞭典型與理想的關系，在《詩學》中又指出，“畫傢所畫的人物應比原來的人更美”、“比實際更理想”。這裡所說的“理想”，在希臘文中與典型是同義詞。因此，西方的文藝理論傢和美學傢也多把典型稱為“理想”。
在亞裡士多德晚年寫的《修辭學》中，把重點從個別性與普遍性的統一，轉移到重視普遍性的類型，從而把典型等同於類型。在他的影響下，從羅馬時代的賀拉斯一直到17世紀的新古典主義者，都把類型當成典型。這是因為在封建社會中，人的性格是按出身和地位決定的，是分瞭類、定瞭型的。這樣，文藝就不是按照現實生活本身豐富多彩的形式來塑造典型，而是按照事先規定瞭的類型來塑造。文藝復興時期以後，隨著資產階級對自由和個性的要求，以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為代表的新的典型理論，逐漸把重點放在個性特征的強調上面。近代德國美學傢A.G.鮑姆嘉通在《西方美學傢論美和美感》中說：“個別的事物都是完全的，所以個別事物的觀念最能見出詩的性質。”J.W.von歌德在《西方文論選》中也說：“理會個別，描寫個別是藝術的真正生命。”單純的個別畢竟不能成為典型，於是德國古典美學在調和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基礎上，又重新從個別性與普遍性的統一上來理解典型。I.康德把典型稱為“美的理想”，指出“理想本來意味著一個符合觀念的個體的表象”（《判斷力批判》）。後來他又把典型稱為“審美意象”，即“理性概念的形象顯現”（《西方文論選》）。無論美的理想或審美意象，都是個別性的感性形象與普遍性的理性概念的統一。G.W.F.黑格爾也把典型稱為“理想”，他在《美學》中說：“理念就是符合理念本質而現為具體形象的現實，這種理念就是理想。”這就是說，理念就其本質來說是普遍的，但是藝術中卻轉化為個別的具體形象。顯現瞭普遍理念的個別形象，就是藝術的美，就是“理想”，也就是典型。由於“理想藝術表現的真正中心”是人物性格，所以把典型與人物性格聯系起來，認為理想的人物性格，一方面“這是一個人”，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傢，充分肯定瞭德國古典美學關於典型問題的論述。F.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明確指出：“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黑格爾所說的“這個”，是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來的。他認為每一個“這個”都包含著許多“這個”，因此“這個”既是個別的，又是普遍的。但是，黑格爾所說的個別性，是理念自身顯現為感性形象的個別；黑格爾所說的普遍性，是唯心主義的精神性的理念。恩格斯在使用“這個”的方法同時，批判瞭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理念說，把理念還原為客觀存在的現實生活。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都是個別的具體的存在，因此，典型人物應當以“鮮明的個性描寫”作為前提。凡是典型，都必然是具有鮮明的個性特點，能夠從感情上喚起審美享受的藝術形象。它既是典型化的個性，又是個性化的典型，是典型與鮮明個性或典型與一定的單個人的完整的統一體，是不可重復的一個“這個”。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不是孤立的，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發生廣泛的聯系。這些聯系，一方面形成瞭人物性格借以生存和發展的典型環境；一方面又從不同的方面反映出社會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質規律。典型的普遍性，不在於它表達某種抽象的概念和思想，而在於它反映蘊含於生活本身中的某些本質的規律性。正因為這樣，所以典型的藝術形象，能夠通過個別的感性的審美形式，揭示生活的真理，提供巨大的認識意義。
中國古代的藝術實踐偏重於抒情詩、寫意畫等方面，因此重視的是比興方法，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比較起來，典型的理論不如西方發達。但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所說的“以少總多”，司空圖 《二十四詩品》所說的“萬取一收”等，都是與典型相類似的講法。明清以後的小說戲曲理論，更多談的是人物性格的創造問題。金聖嘆、毛宗崗、脂硯齋在理論上都有一定的貢獻。西方美學中的“理想”、“典型”概念，20世紀初傳入中國。1907年徐念慈在《小說林》第一期上發表的《小說林緣起》中，第一次向中國讀者介紹和評述瞭黑格爾的“理想”說。1921年4月15日魯迅在《譯瞭〈工人綏惠略夫〉之後》一文中，首次使用瞭“典型”與“典型人物”的概念。他稱俄國作傢阿爾志跋綏夫創作的小說《賽寧》的主人公是“一個以性欲為第一義的典型人物”。在20世紀20～30年代，由於魯迅創作的《阿Q正傳》的成功和文學界的研究與論爭，K.馬克思、F.恩格斯給F.拉薩爾的信、給M.考茨基的信和給M.哈克奈斯的信相繼譯介到中國。“典型”、“典型人物”、“這個”和“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創作原則，更加普遍地為中國學界所接受和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