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南朝梁蕭統編著。蕭統(501～531)，字德施。南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梁武帝蕭衍長子，梁天監元年(502)立為皇太子，中大通三年(531)未及即位而卒，諡號昭明。故後人也習稱《文選》為《昭明文選》。另有文集20卷，已佚。後人輯有《昭明太子集》。曾撰錄五言詩集《文章英華》20卷，搜集校理陶淵明詩文，編成《陶淵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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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北宋刻遞修本）
文化背景和編選過程 由魏、晉到齊、梁，是中國文學史上各種文學形式發展並趨於定型成熟的時期，作傢和作品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與之相適應的是文藝理論中對文學概念的探討和文學體制的辨析日益精密。文學已經取得瞭正式的獨立地位。文學作品的數量眾多，文學總集應運而生。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晉代以迄陳、隋，總集共有249部，5 224卷。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也是影響最大的總集，就是《文選》。南朝的統治階級上層，大多愛好文學，蕭統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據《梁書·昭明太子傳》記載，他的門下有許多文人，“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編選范圍、標準和分類 《文選》30卷，共收錄先秦以迄齊梁8代130多位作傢，700多篇作品。上起先秦，下迄梁代。《文選》成書於普通七年(526)以後的幾年間。編排的標準是“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文選序》)。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三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個小類。賦、詩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瞭蕭統對古代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瞭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瞭非常細致的階段。《文選》的選錄標準，以詞人才子的名篇為主，以“文為本”(《文選序》)。因此，凡經、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選。但是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蕭統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系，持重折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他認為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至於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後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文選》著錄的作傢作品，如實地提供瞭南朝人如何認識這些作品的事實，這是十分可貴的歷史資料。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30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瞭先秦至梁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瞭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為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保存瞭重要的資料。
歷史作用和“文選學”的發展 由於《文選》本身所具有的優點，比起同類型的其他詩文總集來，其影響遠為深廣。唐代以詩賦取士，唐代文學又和六朝文學具有密切的繼承關系，因而《文選》就成為人們學習詩賦的一種最適當的范本，甚至與經傳並列。隋、唐以來，學者文人對《文選》從各種角度作瞭研究，據不完全統計，今天還可以見到的專著即有90種左右，其他散見的有關考據、訓詁、評論更難數計。研治《文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致從唐初開始就有瞭“文選學”這一名稱。最早的《文選》研究者是隋代的蕭該。稍後，在隋、唐之間有曹憲，“文選學”的名稱就見於《舊唐書·曹憲傳》。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都題為《文選音義》，也都已亡佚。現存最早的、影響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時代李善的《文選註》。他的註釋偏重於說明語源和典故，體例謹嚴，引證賅博，但對文義的疏通則比較忽略。李善註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代表瞭當時的研究水平，而且在於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經亡佚，後世學者往往以它作為考證、輯佚的淵藪。至今流傳的另一種唐人註本是玄宗時代的《五臣註文選》。所謂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呂延祚所組織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5人。五臣的學力不逮李善，書中荒陋錯誤之處極多，以致受到瞭後代許多研究者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在概括敘述瞭前人的批評以後指出：“然其疏通文義，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可以認為是比較公允的見解。五臣註也有許多優點，如對作品的解釋，較多地串釋句意，有利於後學。又如五臣所註底本，與李善有所不同，從後世發現的寫抄本來看，往往是五臣本更合於蕭統原貌。此外，五臣註並非全部出自五臣，而是參考利用瞭除李善以外的其他諸傢註釋，比如公孫羅、陸善經等註及《文選音決》等，其中可以研究考索的內容還是很豐富的。
《文選》諸傢註釋問世以後，唐末曾有人合成為《文選集註》120卷，共收李善、五臣、陸善經、《文選鈔》、《文選音決》等傢。此本國內已失傳，近代在日本發現20餘卷。2000年中國周勛初又廣搜各處藏卷，補足原印本缺頁，共成24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致說來，唐及北宋以五臣註本較為流行，而北宋末開始李善註本逐漸壓倒五臣。至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學將五臣註本與李善註本兩本合為一本，世稱“六傢本”。此本以五臣註居前，李善註居後，全書體例基本依據五臣本，遇有與李善註本不同處，加註稱“李善作某”。至南宋後，隨著李善註地位的提高，有人又將六傢本顛倒改為李善註居前，五臣註居後，世稱“六臣本”。六傢合並註本逐漸流行，而李善和五臣的單註本流行較少，後以為李善本已經亡佚，後世所見李善本是從六臣註中輯出，其實是誤識。李善單註本在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就由詔印刊行，刻板後為宮火所焚，至北宋仁宗天聖年間重新由國子監雕印，此本現藏中國國傢圖書館和臺灣“中央圖書館”兩處，有殘缺。
宋代的“文選學”主要表現在刻板印刷上，為《文選》的傳播和保存作出瞭重要貢獻。至於學術研究大都是摘錄排比詞語典故，如《文選雙字類要》、《文選類林》。一些比較認真的研究成果，則散見於筆記、詩話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劉履的《選詩補註》。此外李治的《敬齋古今黈》，以考證佐其議論，時見精義。明代研讀《文選》的著作不少，但明人好以己義發論，或增刪，或點評，成就無多。其中張鳳翼《文選纂註》雜采前人眾說，稍有可取。陳與郊《文選章句》有感於世風浮薄，思以《文選》有所振之。其書獨依李善而斥五臣是其優點。
清代樸學大興，學者在專攻經、史、子部之外，發其餘力於《文選》，不論校勘、音韻、訓詁、考訂各方面，都取得瞭空前的成績。較為重要的研究專著有：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8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1卷，分門別類，就《文選》的種種問題加以論述；胡克傢約請顧廣圻所作《文選考異》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註本為底本，據茶陵陳氏刻六臣本、吳郡袁氏影宋六傢本以校刊異同；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梁章鉅《文選旁證》46卷、朱珔《文選集釋》14卷、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從音韻、訓詁、考訂等不同方面對李註作補正發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為精博；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重在文義的評論，雖不脫八股文積習，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參考的見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選李註義疏》8卷和駱鴻凱的《文選學》。
今天所見《文選》版本，李善註系統有北宋天聖明道殘本(已殘)、南宋尤袤刻本、元張伯顏刻本、明末汲古閣刻本及清胡克傢影尤刻本等；五臣註系統有南宋初杭州刻本兩殘卷、南宋陳八郎刻本，以及朝鮮正德年間刻本等；六傢本系統有南宋廣都裴氏刻本、明州刻本、明袁褧影宋廣都刻本，以及韓國奎章閣刻本等；六臣本系統有南宋贛州本、建州本(即《四部叢刊》影宋本)等。此外，敦煌所出唐代寫卷及日本所藏寫抄本也都是十分珍貴的版本資料。通行本為清代胡克傢翻刻尤本，中華書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縮印，並附《文選考異》於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