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初至鴉片戰爭以前約有200年，從政治思想史角度可分為：①清初(從順治到康熙統治的前半期)時期。明王朝剛剛滅亡，清王朝建立不久，還沒有獲得鞏固。新政權的統治相對鬆弛，思想界較為活躍，湧現出不少大思想傢。②清政權相對穩定時期。清王朝經過軍事上的東征西討和政治上的殘酷鎮壓以後，鞏固瞭統治。滿清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他們對人口眾多的漢族心存猜忌，因之加強思想統治，實行文化專制，大興文字獄，形成瞭“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因此從清初至鴉片戰爭前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清初的的政治思想。
背景 明代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發展的頂峰。專制政治的極端發展，使明代的各極政權和社會日趨腐化，導致瞭明王朝的滅亡。明代末年被稱為“天崩地解”的時代，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農民起義，發展成百萬大軍，進行瞭長達20年的戰爭，終於埋葬瞭明王朝。清初思想傢都出生於明代末年，農民革命的浪潮，使他們看到瞭人民的威力。同時，他們還處在資本主義從萌芽到進一步發展的時期，新的生產關系影響瞭社會各階層（包括思想傢在內）的意識形態。
基本政治思想 在社會大變動的歷史條件下，思想傢們的政治視野大為開闊，他們不再像舊時代的思想傢和政治傢那樣，僅僅在王道、霸道、義理、功利之類的爭論中為國傢構想改革的藍圖，而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君主專制制度，宣傳公天下，批判傢天下；攻擊君主，強調民本；主張個性解放，反對思想禁錮。其傑出代表人物有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和唐甄。
這時期的思想傢大都強調公天下，反對傢天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統治者都把自己說成是全民的代表，把皇室一傢一姓的利益說成是全民的利益。把他們的苦與樂說成是人民的苦和樂，把皇室的興亡說成是人民生死的大事，目的是要人民大眾為他們服務和犧牲。王夫之駁斥說，皇室和老百姓不是一回事，皇室的興亡是一傢一姓的事，老百姓不需要對它關心和效勞，而廣大群眾的生死才是真正的大事，應該受到人們的關心。從公天下的原則出發，他反對歷來所謂正統的說法，認為“天下非一傢之私”，無所謂正統，判斷一個政權的是非不是根據血統，而是根據它的所作所為，即實行什麼政策，如何對待人民。根據公天下的原則，他認為皇帝的寶座是“可禪、可繼、可革”的，而不是萬世一姓的私有物。顧炎武揭穿瞭帝王們把皇室和國傢等同起來，把皇室的私利說成是整個國傢利益的騙局。他用“國傢”和“天下”兩個概念把皇室和廣大民眾區別開來，認為皇室的滅亡叫作“亡國”，而政治腐敗，道德淪喪，統治者壓迫民眾，叫作“亡天下”。因而保衛一傢一姓的王朝，是皇族和達官貴人的事，而保衛天下太平，保衛人民安居樂業，乃是廣大民眾的事。
思想傢們還把批叛的矛頭指向君主。黃宗羲認為君主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出於自私的目的，不惜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去追求皇帝的寶座。他們登基後，又利用手中的權力榨取民眾的血汗供自己享受，他們是一切禍害的根源。唐甄認為皇帝雖然尊貴，也不過是一個人。他把皇帝從“天帝”的尊位拉回人間，並指斥從秦朝以後的皇帝都是賊。他問道：“殺一人而取其匹佈鬥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佈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
思想傢們還提出瞭限制君權的主張。明王朝從朱元璋開始，皇帝大權獨握，甚至廢除瞭宰相制度。黃宗羲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為瞭限制君權，革除弊政，他提出恢復並改進宰相制度，設想在宰相制度之下，設宰相一人，參知政事若幹人，加上六部長官和諫官，和皇帝一起議事，以分散和牽制皇帝的權力。他還提倡用學校監督王權，使全國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而把學校作為判斷是非的中心。
思想傢們從農民武裝起義中看到瞭人民的力量，他們提出瞭人民的地位問題。如唐甄認為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國傢安全的保衛者，是上自皇帝、下自一般官吏的養育者和人類社會衣食住的來源，是國傢的根本。沒有民也就沒有國傢與政治。
思想傢們要求個性解放，思想自由。黃宗羲要求人們在文學作品中流露真情，說自己要說的話，切莫屈己“奉陪人情”。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的萌芽，黃宗羲適時地提出瞭“工商皆本”的思想。
特點與影響 這一時期政治思想帶有資本主義啟蒙時期的特點，它的攻擊矛頭直指封建專制主義。由於清統治者加強瞭思想控制，他們的著作被列為禁品，沒有得到廣泛的流傳，在當時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19世紀末期，中國要求維新變法的思想傢，從他們的著作中吸取力量，並把他們的思想進一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