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診療疾病的一種基本方法，即根據不同疾病的各自特徵，作出相應的疾病診斷，並針對不同疾病，進行相應的或特異的治療。一種具體的病往往具有特定的病因、病機和癥狀，因而顯示其特異性，並反映在病因作用和正虛邪湊的條件下，體內出現一定發展規律的邪正交爭、陰陽失調的全部演變過程。因此，辨病論治可以把握疾病的基本矛盾變化，有利於從疾病的全局考慮其治療方法，而且還能採用某些特異性治法和方藥，進行特異性治療。
與辨證的關系 各種疾病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可以形成不同的證，或由於患者的年齡、體質、飲食習慣等個體差異，以及地理、氣候、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使某種疾病既便在同一階段，也可表現為不同類型，形成不同的證。因此“病”和“證”既有區別，又密切相關，辨病與辨證結合運用，既識病，又辨證，則既可把握疾病的發展規律，註意不同疾病的不同特點，又能考慮到患者的個體差異，並註意到不同疾病在某些階段所表現的共同證候。因此，辨病論治和辨證論治既不可相互割裂，也不可相互代替，二者相結合是目前中醫臨床最常用的診治疾病的方法。
沿革 辨病論治伴隨著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而產生。如瘧、疥、蠱、齲等20餘種疾病的名稱在殷墟甲骨文已有記載；西周《山海經》有癭、痔、癰、疽、痹等23種固定病名；長沙馬王堆漢墓醫書《五十二病方》共載醫方280多個，所治疾患涉及內、外、婦、兒、五官各種疾病100多種；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木簡《治百病方》，記載瞭治療內、外、婦、五官各科疾病的醫方30多個。這些記載體現瞭古代根據具體疾病，采取針對性治療的辨病論治思想。至《內經》，所記載的病名已達300多個，其中有的較詳細地論述瞭病因、病機、臨床表現、發展轉歸、傳變及預後，並提出治療原則；對有的病種作瞭專病專篇討論，如“熱論”、“痿論”、“瘧論”、“痹論”等。《內經》中除采用針灸治療外，還提出13首中藥方劑，如生鐵落飲治癲狂、烏鰂骨丸治血枯等，體現瞭專病專方的論治思想。《內經》中辨病論治的理論已比較系統，其臨床運用也較具體，表明辨病論治的原則和方法已得到瞭確立。其後歷代醫傢從不同的角度豐富發展瞭辨病論治的思想和方法，如唐代《千金要方》、《外臺秘要》，宋代《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記載瞭大量的病名及相應的治療方藥。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則將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融為一體，以闡述外感病與內傷雜病的診斷與治療，創立瞭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中醫診斷疾病的方法，對後世中醫理論與臨床的發展產生瞭深遠的影響。其後，歷代醫傢從不同角度發展形成瞭傷寒、溫病等學派，以及內、外、婦、兒、五官、骨傷等學科。
基本形式 專方專藥辨病論治及辨病與辨證結合論治是辨病論治的兩種基本形式。
專方專藥辨病論治註重疾病的基本特征，抓住病變本質，采用特異性方藥進行針對性治療。如《內經》“十三方”中雞矢醴治鼓脹，澤瀉飲治酒風等均屬這種方式。歷代許多醫書所載單方、驗方及其主治病證，也大多屬於這種方式的辨病論治。如黃連、白頭翁治痢疾，青蒿、常山治瘧疾，麻黃治喘，茵陳治黃疸，海藻治癭瘤等。
在把握疾病基本特征的基礎上，還註意到由於體質、病情、病程、年齡、性別的不同，治療亦有所區別。如“哮喘病”，根據其發作情況可分為痰濕阻肺的發作期和正氣虛衰的緩解期。但根據季節、體質的不同，發作期又可有寒痰束肺和痰熱壅肺的不同；緩解期又可出現肺脾氣虛和肺腎氣虛等差異。應采取辨病與辨證論治相結合，這樣既註意到疾病的共性，又考慮到患者的個性，故能較準確地診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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