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商人勢力、解決財政困難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政策。告緡是算緡的延伸。漢高祖劉邦時採取抑商政策，其內容之一即為“重稅租以困辱之”；武帝時公卿也奏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可見，算緡應該是漢初抑商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算緡是一種財產稅，漢初如何徵收，不知其詳。孝惠、呂後時有“複弛商賈之律”，可能曾一度廢止過。
漢初的抑商政策雖然收到一定成效，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文帝時賈誼和晁錯都曾大聲疾呼：棄農經商是天下之之“大殘”，富商大賈以其雄厚的資本勾結王侯，勢力甚至超過瞭官府。至武帝時，社會經濟有瞭顯著的發展，由於武帝內興功利，又連年對周邊少數族進行戰爭，封建國傢的財政發生很大困難，商人勢力乘機興風作浪。他們以高利貸盤剝貧民，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或冶鑄鬻鹽，積累瞭數以萬計的巨額財產，既不佐國傢之急，又嚴重損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因此，漢武帝在張湯、桑弘羊等興利之臣的籌劃下，采取瞭一系列措施，諸如更改幣制、鹽鐵官營、酒榷、均輸平準等，以此打擊商人勢力，擺脫封建國傢財政上的困難，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算緡和告緡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措施。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曾“初算商車”，即對商人所擁有的車輛征稅。至元狩四年（前119），張湯等人建議恢復原先算賈人緡錢的舊制。於是，武帝又下詔“初算緡錢”。其范圍比算商車要大得多，具體辦法有三：①對各類商人征收財產稅，諸如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以及其他雖無市籍而從事商業以謀取利潤者，都要根據資產多少編造名冊，呈交官府，作為征稅的依據，稅額為“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錢納稅一算（一百二十錢）。②對手工業者即“諸作有租及鑄”，征收財產稅，稅額為商賈的一半，“率緡錢四千算一”。③對車、船征稅。軺車的征稅辦法是：凡不屬於國傢官吏、三老、北邊騎士而擁有的軺車，皆令出一算，商賈所有的軺車則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由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算緡主要是針對商賈的。張湯等人還建議，對那些抗拒不交或隱匿財產，偷漏稅款的商賈，罰以戍邊一歲，沒收全部資產；並且獎勵百姓告發違法商賈，“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盡管如此，許多商人仍然隱匿財物，不肯協助政府克服財政困難。於是，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緡”，由楊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楊可告緡遍天下，商賈中傢以上幾乎都被告發。武帝派遣禦史和廷尉正、監等分批前往郡國清理處置告緡所沒收的資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地大縣達數百頃，小縣也有百餘頃。商賈中傢以上都因此破產，武帝將沒收的緡錢分配給各個部門。水衡、少府、太仆、大農等機構設置農官，分別經營沒收的郡縣土地。沒收的奴婢則主要用於飼養狗馬禽獸和在官府擔任雜役。告緡沿續近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繼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後，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贖罪，山東漕粟一歲增至六百萬石，均輸帛達五百萬匹；加上告緡沒收的大量田宅、奴婢和貨幣財物，使西漢政府的財政狀況有瞭明顯的好轉，這才停止瞭告緡。告緡以及鹽鐵官營等政策，為武帝的內外功業提供瞭物質上的保證，起到瞭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勢力在經受嚴重打擊後並沒有銷聲匿跡，西漢後期，商人與官僚、地主逐漸合流，加劇瞭土地兼並的發展，直接導致瞭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