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6至前5世紀印度釋迦牟尼所創立，由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的宗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盧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此為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之始。晉後期逐漸盛行，對中國思想文化各領域和社會風習產生瞭較大影響。
東漢 漢明帝劉莊於永平八年(西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開始在中國內地傳播，時稱“浮屠”、“浮圖”。漢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誦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於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東漢作為一種流行的道術，所宣傳的大都是與中國傳統思想接近的“精靈起滅”、“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類的思想。據《出三藏記集》載，至東漢末年，累積譯經達五十餘部、七十餘卷。最早譯出的佛經，是明帝時由竺摩騰所譯《四十二章經》。漢朝所譯佛經多小乘經典，也有大乘經典。譯經者多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門安世高和月支沙門支婁迦讖(支讖)。中國僧人嚴佛調亦曾參與譯事。東漢後期，佛教在中國分為兩支流傳：一為安世高系，一為支讖系。安世高於桓帝建和初到洛陽，奉小乘佛教，重禪法，譯經甚多，最有影響的是《安般守意經》和《陰持入經》。前者為習禪的方法，講呼吸守意，如黃老神仙傢呼吸吐納之術；後者為解釋佛教名數，似漢人解經的章句之學。這種學說認為宇宙人生以元氣為根本，“元氣”即“五行”，即“五陰”（後譯為“五蘊”）。調息元氣，專註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羅漢道。支讖奉大乘佛教，講般若學，與弟子支亮、再傳弟子支謙合稱“三支”。支讖於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陽，靈帝光和二年(179)譯《道行般若波羅密經》（即《小品經》），支謙避亂遷東吳時再譯為《大明度無極經》。支讖一系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所討論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與道俱，而得成佛。東漢末年有《牟子理惑論》一篇（載《弘明集》），為現存的漢末中國佛教徒的唯一著作。
白馬寺，始建於東漢，中國最早的佛教寺院 河南洛陽東郊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並日益與傳統文化沖突、調和的時期，是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初被視為神仙道術的一種，流行不廣。魏晉時玄學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學說因與玄學有相通之處，得以迅速傳播。西晉末年以來，兵燹蜂起，社會動蕩，為佛教的廣泛流傳提供瞭有利的客觀環境。佛教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廣泛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北方後趙、前秦、後秦、北涼的統治者，都重視名僧，註重從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圖澄(232～348)為後趙統治者尊為“大和尚”，他除瞭宣傳佛教以外，還參與軍政機要。其弟子道安(312/314～385)被前秦統治者苻堅迎至長安主持佛事，領眾達數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論，組織譯經，整理經錄，制定僧團法規儀式，為爾後漢族地區的寺院制度奠定瞭基礎。道安的弟子慧遠(334～416)長期居住廬山，為南方佛教領袖。他著重調和佛法與名教、佛教僧團與封建王權的矛盾，鼓吹因果報應論和神不滅論，還宣傳死後轉生阿彌陀佛“凈土”（西方極樂世界）的信仰，影響深遠。5世紀初，後秦主姚興迎西域龜茲（今新疆庫車）的著名僧人鳩摩羅什至長安，主持譯經，系統地譯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養瞭整整一代佛教學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對中國佛教都作出瞭重大的建樹。
北朝石佛造像
南北朝時佛教獲得瞭進一步的發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蕭衍尤為突出。他發願舍道歸佛，自稱是“三寶（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贖回，以此充實寺院經濟。他親自講經說法，著書立說，批判范縝的神滅論，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歷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熱衷於鑿窟雕像。在封建統治者支持下，隨著中國僧人對佛教經典理解的逐漸深入，出現瞭涅槃、成實、三論、毗曇、俱舍攝論、地論、十誦律、楞伽等學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闡發涅槃佛性論，鼓吹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和“一闡提”（所謂滅絕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張。他還批評積學漸悟的觀點，提出頓悟成佛。竺道生的學說，得到宋文帝劉義隆和梁武帝蕭衍的大力提倡。
魏晉時，佛教經濟力量微弱。到瞭南北朝，寺院擁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祇戶、佛圖戶。佛教通過出租土地，役使依附農民，經營商業，發放高利貸等，聚斂財富，逐漸形成瞭相對獨立的寺院經濟。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萬有餘，僧尼多達二百餘萬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約近三千所，僧尼八萬三千人。佛教成為重要的社會勢力和強大的經濟實體。
隨著佛教思想的流傳和經濟力量的壯大，釀成瞭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後發動滅佛事件，曾沉重地打擊瞭北方佛教。在南方則有沙門是否敬王者之辯、夷夏之爭、因果報應之辯、神滅神不滅之爭，佛教的有神論觀念受到批判。但是，這些沖突是暫時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後來，佛教學者轉向改造、創新、使佛教在隋唐時代獲得更大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佛教具有三個基本特點：①依附性。首先是思想上的依附性。如佛教般若學各派依傍玄學而流行；慧遠曲意迎合儒傢名教，調和儒佛矛盾，宣揚儒佛合明論，突出地體現瞭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依賴和妥協。其次是依仗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如道安所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再次是倚重外國僧人。雖然當時中國佛教學者已經成長，但是在佛教經典的翻譯和佛教教義的傳播方面，起重要作用的還多是外國僧人。這和隋唐佛教獨立自主的發展不相同。②兼容性。南北朝佛教學派林立，平行闡揚。各派雖有師法，但並不傳法定祖，自封正統。在一個學派內部，學者也可兼習其他不同經典。這和隋唐佛教的宗派性迥異其趣。③差異性。魏晉南北朝政治分裂，地域阻隔，文化環境不同，南北佛教形成不同的學風。南方偏尚玄談義理，涅槃佛性的探討、頓悟漸悟的辯論、神滅神不滅的鬥爭，盛行一時。北方則偏重崇奉禪學、律學和凈土信仰，重視行業，註意修行，如開鑿雲岡、龍門等石窟，就是突出的表現。這種南文北質的學風也和隋唐佛教的禪義均弘、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學風，形成鮮明的對照。
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吸收、消化和發展，已在中國紮下根來，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和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並在思想上和物質上為隋唐時代創立有民族色彩的中國化的佛教準備瞭條件。鳩摩羅什譯出的大乘空宗典籍，為三論宗的形成奠定瞭思想基礎。慧遠弘傳彌陀凈土信仰，對於凈土宗的建立有著直接的影響。《法華經》和《華嚴經》的譯出，分別成為天臺宗和華嚴宗的主要經典。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說和頓悟成佛說，為慧能禪宗的創立開瞭先導。
北魏寫本《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隋唐 隋唐時期，全國統一，佛教各宗派得到進一步融合的機會。隋唐統治者為瞭更有效地利用佛教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積極促成佛教思想的統一。佛教為瞭鞏固自己的宗教勢力，保護寺院經濟，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階級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瞭世代相傳的僧侶世襲制度。從南北朝長期發展下來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歸並吸收。
學派起於南北朝，它隻是宣傳某一經典學說。如擅長講《成實論》的是“成實學派”，擅長講《俱舍論》的是“俱舍學派”。他們講經的寺院並不固定，不註意傳法世系的繼承關系。隋唐佛教宗派是從學派發展來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論體系、宗教規范制度，在寺院經濟中有自己的寺產所有權和宗內繼承權，每宗各有勢力范圍和傳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該宗教的宗教宣傳中心，同時因藏有大量圖書資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讀寺院藏書成名的貧寒書生也不少。寺院還經營高利貸，也是一個小型的經濟中心（見隋唐寺院經濟）。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發展的時間有先後。天臺宗最早，成立於陳、隋之際，創始人為智钑(531～597)，以在浙江天臺山創建基地得名，流行於今浙江及湖北一帶。法相唯識宗創立於唐太宗、高宗時期，創始人為玄奘及其弟子窺基(631～682)。以它的學說內容為宗派名稱，流行於長安、洛陽一帶。接著是武則天大力扶持的華嚴宗。杜順(597～640)號稱華嚴初祖，實際創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闡揚的經典為宗派名稱，流行於長安及今山西五臺山一帶。禪宗創立於武則天統治時期，實際創始人是慧能，以它獨特的修養方法、思想方法為宗派名稱，開始流行於今廣東、兩湖一帶，唐末、五代時期遍及全國。還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強調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儀式，但沒有什麼理論上的闡發。由於這一派熟悉受戒的儀式，後來壟斷瞭受戒的特權，有人認為也是一個宗派。凈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曇鸞(476～542)。道綽(562～645)和善導(613～681)是它的創始人。密宗創立於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無畏(637～735)、金剛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於唐中央政府上層統治集團，及今西藏、雲南一帶。還有一度流行的“三階教”，後遭政府取締。
唐末土地兼並加劇，賦徭繁苛，人民相繼流亡，以避征役。許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勞力，削奪瞭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財政收入。唐武宗李炎會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國大寺院共四千六百餘所，中、小寺院四萬所，沒收良田數千萬頃（此數過大，疑“頃”為“畝”之訛）和寺院奴婢十五萬人，僧尼還俗的有二十六萬餘人，史稱“會昌廢佛”。由於朝廷政令已不行於割據已久的今河北一帶，這些地方的佛教勢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擊。
乾符二年(875)黃巢起義爆發。在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寺院無法管理他們的土地，寺院經濟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傳繁瑣經院哲學的佛教宗派都失去瞭他們的物質條件，隻有禪宗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在隋唐時期，佛教為瞭彌補內部各宗派長期存在的理論分歧，加強理論上的防禦力量，共同對付唯物主義，各宗派都建立瞭判教體系。
判教，就是佛教各宗派根據自己的觀點、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經典著作和理論加以系統地批判和整理，重新估價、安排它們在佛教中應占的地位。判教工作是隋唐佛教各宗派防止外教攻擊，統一內部分歧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們把一切佛教經典著作按照本派學說毫無遺漏地給以分類。如天臺宗判教，《天臺四教義》是按照天臺宗的觀點和神學體系分類的。華嚴宗，如宗密《原人論》，把佛教分為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顯性教。禪宗按漸悟和頓悟劃分佛教。各宗派通過自己的分類，來說明佛教的各種理論教義是佛根據不同聽眾的才能、智慧、理解水平和不同時間采取的深淺不同的講經方式，其目的在於說明：佛經的基本教義都是為瞭救度眾生，佛教的一切經典著作看來好像互相矛盾，實際上並不矛盾，而且互相補充。
隋唐佛教宗派哲學繼續探討瞭南北朝時提出的佛性問題，並對此有所發展。佛教各宗從唯心主義的立場出發，把人的心理活動、精神訓練(主要是宗教修養)、人性問題以及人的心、性、情與宇宙觀的問題密切聯系在一起，構成各佛教宗派哲學的宗教世界觀體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學提出瞭一些重要的哲學范疇，並給以宗教的解釋。後來宋、明的唯心主義理學傢，基本上繼承瞭這種宗教神學傳統。另有一些唯物主義哲學傢，從與佛教唯心主義的鬥爭中，也利用他們的思想資料，加以改造，從而豐富瞭唯物主義的哲學內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學對後來的宋明理學有直接影響（見理學）。
隋唐時期影響較大、歷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當時的階級鬥爭，適應當時經濟及政治需要，維護當時封建統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經典章疏等著作，與其看作是對印度佛教經典的註解，不如看作是中國佛教的創作。嚴格遵循印度教義的隻有法相唯識宗。各宗派的觀點有些在印度佛教學說中找不到根據。即使在印度佛教經典中有根據的，那也隻是采取其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經濟需要的部分。借題發揮，是隋唐佛教宗派哲學的特色。
除法相唯識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適應中國當時的經濟基礎、政治需要而產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論證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瞭肯定的答案。這是在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失勢後，唐朝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地主階級思想意識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時期，在門閥士族地主專政的歷史條件下，寒門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闡提人（不具信心，斷瞭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號，還不能取得社會上的普遍承認。唐朝廷打擊門閥士族殘餘勢力，扶植一般寒門地主，與此相應，佛教的佛性頓悟說、人人皆得成佛說，逐漸成為普遍公認的學說。可見，隋唐佛教思想不僅是當時經濟基礎的反映，它還反轉來對當時的基礎起著加強、鞏固的作用。
由於隋唐時期中國經濟文化高度繁榮，亞洲佛教傳播中心已由印度轉移到中國。隨著當時國際文化、經濟的交流，佛教理論也從中國傳播到東方一些鄰國。南北朝時期重要的佛教學者，不少是外國僧人，他們多是來中國傳授佛教的。隋唐時期國際著名學者中，中國人所占比例增大，外國僧人到中國來，多是來向中國人學習佛教的，並把在中國學到的佛教宗派哲學介紹到他們的國傢去。在西域及印度，有些散佚的佛經找不到原本，也有從中國的漢譯佛經中轉譯回去的。漢譯佛經與藏譯佛經也經常互相交流。鄰國朝鮮、日本各國也開始有瞭天臺宗、華嚴宗、法相唯識宗、禪宗、律宗、凈土宗、密宗等宗派。到過長安的國際僧人，終唐之世，代不乏人。伴隨著佛教的傳播，有關音樂、藝術、建築、雕塑等，也得到國際交流的機會。這雖是佛教思想傳播中的副產品，但對於國際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應當引起重視的，其影響也相當廣泛。
佛教在隋唐時期發展迅速，信徒眾多。儒、釋、道並稱“三教”。國傢重大節日或慶典，招三教講論於殿廷。開始時三教講論多標榜自己的主張而貶低另外兩教的主張，後來則多從互相補充、互相融合的立場，以論證三教的相互為用，不可偏廢。佛教與道教兩個以出傢為號召的宗教，在唐代有一段時間互爭高低，李淵父子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規定在朝覲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武則天天授二年(691)，由於僧人獻《大雲經》，為武後當女皇帝制造輿論，朝廷又規定僧尼排班次序在道士之前。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復敕僧道齊行並進，班次排列不分先後，終唐之世，遂成定制。
為瞭使佛經得到長期保存，隋代僧人靜琬於幽州雲居寺（在今北京房山）仿照儒傢石經的先例，雕刻石經，把重要的佛教經典刻在石窟及碑版上。唐、宋、元、明繼續刻制，使這裡成為佛教文物寶庫，也是中國最早的佛經石刻本。除房山數量最多外，尚有山東泰山、徂徠山、山西太原鳳峪、河北響堂山等處。隋唐時期在敦煌、洛陽龍門等地建造石窟寺，造像壁畫藝術精美，為世界文物珍品。敦煌石窟中還保存有手寫重要佛經及其他書籍（見敦煌文書）。敦煌唐人寫經與房山石經是極珍貴的文物，引起全世界學者的重視。
金代趙城藏扉頁畫
隋唐時期佛教僧眾日漸增多，朝廷制定瞭管理僧眾的法規。隋開皇十五年(595)政府頒佈《眾經法式》作為管理僧尼的依據。唐朝後期，百丈懷海撰有《百丈清規》，是禪宗僧眾首領自己制定的管理規章，後經歷代不斷修訂，成為佛教徒（不限於禪宗）公認的僧規。
佛教經典及註釋在隋唐有瞭大量的增加，佛教的經典全集稱為《大藏經》（在隋以前稱《一切經》）。北宋開始雕印《大藏經》，歷宋、遼、金、元、明、清各朝。官方或私傢不斷雕印，《大藏經》卷數也逐漸增廣。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82年開始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於1984年陸續出版。全書共收佛書四千餘種，合計兩萬三千餘卷，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收集最全的漢文佛教全集。佛教的目錄學、分類學也趨於完善。經考古發現，隋唐時代已有印刷的佛像，為後來宋代印刷《大藏經》準備瞭條件。
宋元明清 宋元明清各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隨著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中國佛教從總體上說，逐漸由盛變衰；從形式上看，中國佛教從隋唐時期與道、儒三教鼎立，逐漸走向宋明以後的三教會同，佛教的宗教理論和思想滲透到儒傢的倫理綱常內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也被宋明理學所吸收。
北宋時期，除瞭徽宗、欽宗兩帝外，其餘七帝對佛教均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統治者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據佛教史料記載，從太宗即位到太平興國七年(982)，普度僧人十七餘萬人。同時創建規模宏偉的譯經院，使中斷一百七十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重新恢復。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從北宋開始出現雕刻佛經，為以後佛經的傳播提供瞭便利條件。以北宋的程顥、程頤和南宋的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大量吸取瞭佛教華嚴宗、禪宗的思想來豐富自身的內容，認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佛教宗派以禪宗為最盛，天臺宗、凈土宗、華嚴宗、律宗等也較活躍。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四十六萬人，寺院近四萬所。南宋偏安，由於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宗、凈土宗外，其他各宗趨於衰微。
元代統治者崇尚佛教，並實行帝師制度，特別崇尚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禪宗、律宗繼續流行發展。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有寺院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座，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人。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傢當過和尚，對佛教頗有感情。明代諸帝中，多半“與佛有緣”，且“好佛”。因此，明代佛教在日益衰微的總趨勢中有所發展。佛教諸宗中，相對活躍的是禪宗和凈土宗。明萬歷以後，佛教界出現瞭祩宏(1535～1615)、真可(1543～1603)、德清(1546～1623)、智旭(1599～1655)四大傢，他們都是禪教皆通，對內融匯禪、教、律學說，使佛教各宗趨向融合；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傢，儒化佛教，佛化儒道，進而達到“三教同源”。作為宋明理學中明代理學傢代表之一的王守仁，受禪宗思想影響很大，提倡“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認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萬歷年間在佛經雕刻方面出現瞭《方冊藏》(又稱《徑山藏》、《嘉興藏》)，初刻於五臺山。《方冊藏》的出現，“省梵䇲本全文之半，建者、運者、貯者、閱者均稱簡便，於是請藏之風極熾”。
清代前期幾代皇帝重視佛教。康熙年間，對漢地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雍正重視藏傳佛教，但提倡儒佛道異用而同體，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璧大藏全咒》。清末民初，佛教在社會上仍有一定影響，一些佛教宗派和組織又有所抬頭，如清末楊文會、歐陽竟無等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和支那內學院。五四運動後，太虛等人曾通過興辦學校，印刷出版刊物，發起“佛教復興運動”。但西方現代思潮已湧進中國，佛教服務的對象及其社會作用，也與過去有所不同，成為歐亞現代思潮匯合時期的佛教。中國近代一些進步思想傢，如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梁啟超、嚴復等人，都受過佛教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