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要的政黨之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的性質和特點有不同的變化。
產生 中國國民黨是由孫中山創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政黨演變而來。1894年孫中山組織興中會，從事革命。1905年以興中會和黃興為首的華興會為基礎，聯合光復會組成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為綱領，由孫中山任總理。同盟會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結束瞭中國綿延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南京臨時政府。不久，資產階級同封建勢力妥協，政權落入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手中。同盟會內部分化，1912年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等黨派改組為國民黨，吸收瞭不少官僚政客加入，在參眾兩院中占多數席位，但黨的組織松散無力。孫中山為維護民主共和的成果，於1913年發動瞭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於1914年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國民黨員組成中華革命黨。袁世凱死後，孫中山回國，於1916年7月發出通知準備重組國民黨。1917年7月孫中山為反對北洋政府的獨裁統治，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廣東建立瞭護法軍政府，開展護法鬥爭。但由於黨組織松散，桂系軍閥乘機改組軍政府，排擠孫中山，造成護法戰爭失敗。五四運動後，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革命政黨的重要性，於1919年10月10日正式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新公佈的《中國國民黨規約》規定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孫中山被舉為總理。本部設於上海，下設總支部、支部、分部。總部組織機構設總務部、黨務部、財政部，孫中山委居正為總務主任，謝持為黨務主任、廖仲愷為財政主任。中國國民黨雖然改變瞭中華革命黨的組織方式，但沒有一個使政黨與群眾相結合的組織路線。
1920年8月駐在福建的粵軍，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回師廣東討伐桂系軍閥。孫中山回廣州恢復瞭軍政府。1921年4月舉行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政府，繼續以護法為號召，頒佈瞭一系列改革吏治和維護人民權利的法令。這個政府的成員以國民黨人為主體，但實權操縱在政府內政總長兼陸軍總長陳炯明手裡。陳宣佈粵軍集體加入國民黨，但實際上反對孫中山的基本政策。由於國民黨組織散漫，紀律松弛，又混進瞭許多軍閥、地主、買辦官僚和資產階級右翼分子，不能發揮革命作用。當孫中山發動北伐軍從粵北進攻江西直系軍隊時，陳炯明在英美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支持唆使下，授命部下葉舉等在6月16日發動軍事政變，迫使孫中山於8月9日離粵赴滬，至此第二次護法戰爭徹底失敗。孫中山和國民黨遭到嚴重挫折。
國民黨改組後的發展與變化 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總結以往革命的經驗教訓，開始進行聯俄、聯共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同時展開軍事鬥爭，集中力量驅逐陳炯明，恢復廣東革命政權和革命基地。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派李大釗等人多次訪問孫中山，共同商談“振興國民黨以便進而振興中國”的問題。9月起孫中山召開一系列有共產黨人參加的重要會議，商討國民黨的改組事宜。1923年元旦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並公佈黨綱、總章，提出一系列革命政策。孫中山與蘇聯特命全權代表越飛進行會談後，於1月26日在上海發表《孫文與越飛聯合宣言》，正式確立瞭聯俄政策。孫中山主張吸收革命分子，歡迎共產黨人大批加入國民黨；而把混在國民黨內的軍閥、地主、買辦、官僚清除出去。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決議案》，正式決定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0月蘇聯政府派鮑羅廷為駐廣州代表，隨後被孫中山委任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高等顧問。10月24日孫中山委派胡漢民、廖仲愷、譚平山等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黨改組和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11月6日公佈瞭《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黨綱和黨章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
1924年1月20～30日，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瞭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對內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權主義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會後不久孫中山提出實行耕者有其田）和節制資本為中心。大會通過瞭黨綱、黨章，並選舉產生瞭中央執行委員會。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的四十一人中，有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十人。會後，各省、市的國民黨黨部也大都進行瞭改組，積極發展組織，開展以工農為主體的國民革命運動。經過改組的國民黨，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成為當時革命政權和革命戰爭的核心骨幹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參加下，孫中山領導國民黨加強軍事建設，籌建革命軍隊。1924年5月在黃埔創辦瞭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10月設立軍校教導團，建立軍隊政治工作制度，自連以上設立黨代表，在此基礎上建立瞭革命軍隊。經過平定商團叛亂，進行兩次東征，統一瞭廣東革命根據地。1925年7月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黃埔軍和各地方軍統一編成國民革命軍。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後，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大肆活動，並於1925年11月在北京召開“西山會議”，反對三大革命政策，進行分裂黨的活動。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重申瞭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處分瞭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成員。蔣介石取得瞭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國民革命軍總監等要職。但是，他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日益懷疑，忌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一起共事，疑懼蘇聯顧問的工作。他利用國民黨內不同派別的爭執和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制造瞭“中山艦事件”，並在5月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黨務整理案”，對共產黨進行種種限制和排擠，致使共產黨員被迫辭去他們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蔣介石先後攫取瞭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以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掌握瞭領導大權。由於蔣介石當時的力量不足，未敢使國共合作徹底破裂，革命仍能繼續進行。
1926年6月5日，國民黨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出師北伐，以掃除軍閥，統一全國”議案。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其主力以第四軍兩個師和葉挺獨立團為先鋒，偕同第七、第八軍，在湖南、湖北工農運動配合下，迅速打敗吳佩孚的北洋軍，10月攻克武昌。隨後國民革命軍又在江西和福建擊敗孫傳芳主力。12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往武漢。1927年3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堅持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對蔣介石的獨斷專行。但是正當國民革命軍勝利進軍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區，北洋軍閥的統治即將垮臺時，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發動瞭“四·一二”政變，進行反共清黨，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不久汪精衛在武漢也步蔣介石的後塵，於7月15日實行“分共”，破壞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使大革命遭受失敗。
國民黨成為統治全中國的執政黨後的蛻變 國共合作破裂後，國民黨雖然在口頭上還喊著三民主義，但實際上已背叛瞭孫中山的革命政策。它已經不再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而蛻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1928年2月3～7日，在蔣介石主持下，在南京召開瞭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全面篡改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內容，拋棄瞭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確定國民黨的理論綱領，推行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會議通過的《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監督”，政府委員人選由中央委員會推舉；蔣介石被選舉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兼政治會議主席。經過國民黨幾個軍事實力派聯合對奉軍的作戰，並爭取張學良實行東北易幟成功，1928年底實現瞭全國形式上的統一。國民黨宣稱全國進入“訓政”時期，公佈瞭《訓政綱領》和《國民政府組織法》，改組國民政府，設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試、監察五院，推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海陸空軍總司令，“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1929年3月15～28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訓政綱領》有“法律上確定之效力”，實施國民黨一黨專政。
在國民黨“指導監督”下的國民政府，依附於帝國主義，奉行屈辱妥協的對外政策；對內則采取獨裁專制的反動政策，扼殺民主自由，維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在蔣介石的操縱下，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曾作出決議：三至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國民政府一再發令“圍剿”中國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屠殺共產黨人、愛國人士和無辜人民。對於與蔣介石爭奪權勢的各軍事實力派，國民政府也先後發令討伐，其中1930年的蔣閻馮大戰延續七個多月，死傷官兵三十餘萬。蔣介石對於國民黨內反對自己獨裁統治的政治派別，如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以胡漢民、孫科為首的“再造派”，以李濟深為首的“生產人民黨”等也加以打擊和排斥。蔣介石還在國民黨內建立以CC系和黃埔系分子為骨幹的中統和軍統兩支特務勢力，專事鎮壓和破壞共產黨及革命組織的愛國民主活動，並對付反蔣派系的爭奪。
國民政府在其統治的初期，采取瞭一系列經濟政策和財政措施，在經濟上有緩慢的斷斷續續的發展。但外國資本發展速度超過民族資本，而且加速發展官僚資本，逐漸形成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陳立夫四大傢族為主體的官僚資本集團(見四大傢族官僚資本)。國民黨政權將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棄置不顧，沒有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村土地關系繼續惡化。
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嚴重時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領導集團仍然奉行對內鎮壓和對外妥協的反動政策，集中幾十萬大軍“圍剿”紅軍。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命令不抵抗，使東北三省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廣大學生和各階層人民掀起抗日愛國運動，國民黨政府采取瞭殘酷的鎮壓措施。同時，蔣介石發動瞭更大規模的對工農紅軍的“圍剿”。1933年10月的第五次“圍剿”，調集瞭一百萬軍隊、兩百架飛機。一年鏖戰後紅軍撤離南方根據地進行長征，蔣介石又調集幾十萬軍隊圍追堵截。
日本帝國主義於1935年策動華北五省“聯合自治”，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掀起瞭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對此，1935年11月12～23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調整內外政策的表示，宣言要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但是蔣介石仍然企圖消滅經過長征到達陜北的紅軍。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西安事變，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經中共調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答應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共同抗日。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確定瞭和共產黨重新合作的方針。國民黨和共產黨代表進行瞭一系列會談。國民黨向著聯共抗日的方向轉變，從而初步形成瞭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宣佈準備抗戰的自衛方針。日軍占領北平、天津後，南下進攻上海，嚴重威脅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正式達成協議，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全國軍民團結禦敵，並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許諾，釋放政治犯，修改一些反動條例，召開國防會議，承認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愛國團體的合法地位。國內出現瞭民族團結、一致抗日的新氣象。
在全國軍民奮起禦敵的推動下，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初期采取瞭積極抗戰的方針。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國民黨調動上百萬軍隊，負責正面戰場的防禦戰，以持久消耗戰略進行瞭淞滬、忻口、徐州、武漢四大會戰。廣大愛國官兵同仇敵愾、英勇作戰，阻擊瞭日本侵略軍主力，打亂瞭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為中國的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瞭一定貢獻。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並在宣言中宣稱：“抗戰之目的，在於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以救國傢民族於垂亡”，“不達目的決不中止”。大會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取代抗戰初期的國防參議會，由國民黨、共產黨、其他抗日黨派和民主人士兩百人組成。大會選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並決定組建三民主義青年團。但大會鼓吹“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一個政府”的謬論，表明國民黨要堅持一黨專政。在實際上，他們始終不肯改革腐敗的政府機構和軍隊制度，堅持獨裁統治政策，不讓群眾積極行動起來參加抗戰。他們還幻想並等待英美等國“調停”制止日本侵略。在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之下，一年多時間，華北、華東、華中和沿海的重要地區相繼淪陷。國民黨軍隊主力撤到西南和西北地區，而以四川重慶為大本營。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以後，中日戰爭進入瞭戰略相持階段。日本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並竭力尋找其代理人，以實行“以華治華、以戰養戰”的企圖。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人，屈從於日本的壓力，公開叛國投敵，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傀儡。蔣介石國民黨雖繼續抗戰，但由抗戰初期的聯共抗日，轉向積極反共，消極抗日。1939年1月21～30日，國民黨在重慶舉行五屆五中全會，部署對日繼續防禦和對部隊的整訓，同時決定設立“防共委員會”，確定瞭“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全會還決定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指揮，由蔣介石任委員長。此後，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長期進行包圍封鎖，不斷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初發動對新四軍的包圍襲擊，制造瞭皖南事變，遭到中國共產黨和廣大愛國軍民的憤怒譴責和國際輿論的反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得到瞭美英更多的財政和物資援助。中國派出遠征軍去緬甸，協同英美盟軍作戰。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擊日本侵略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瞭巨大的貢獻。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發起國之一。與此同時，國民黨繼續堅持一黨專政，強化專制統治。以四大傢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利用政治經濟特權，得到迅猛發展。他們壟斷貨幣發行權，對工礦業、交通運輸、對外貿易和農業進行控制，牟取大量財富。官僚資本的比重急劇上升，民族工商業受到極嚴重的排擠和打擊，瀕臨破產。廣大人民的生活，因苛捐雜稅繁重、法幣貶值、物價飛漲而困苦不堪，引起各階層人民越來越強烈的不滿。1945年5月5～2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瞭堅持獨裁統治、準備內戰的路線和政策，蔣介石號召“建立與中共鬥爭的體系”，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強烈願望，拒絕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表示要在1945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實質上是繼續其一黨專政。
國民黨對中國大陸統治的終結 抗日戰爭勝利之際，國民黨鑒於解放區的強大，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不敢立即大規模發動內戰。同時，蔣介石還需要時間，把美械裝備的中央軍從西南大後方運到前線去，部署兵力，搶占戰略要地。在發動大規模內戰的時機和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蔣介石於1945年8月邀請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等到重慶談判。經過雙方代表四十三天的磋商，簽訂瞭《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見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但三天後蔣介石即指揮八十萬軍隊進攻解放區。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瞭《和平建國綱領》以及政府改組等協議。但是3月1日在重慶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卻推翻政協決議，堅持“軍令政令統一”，為發動內戰制造輿論。與此同時，國民黨派出瞭大批官員到收復區接受敵偽資產，大量掠奪人民的財富，化為四大傢族官僚資本的財產，致使民族工商業倍受摧殘。為瞭取得美援，不惜損害國傢主權，與美國簽訂瞭一系列條約和協定。支持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壓迫，並且進行橫征暴斂，強化保甲制度，強拉壯丁充當炮灰等，激起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和反抗。
1946年7月蔣介石及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悍然撕毀《雙十協定》、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發動瞭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同年11月悍然在南京召開所謂制憲“國民大會”，制訂瞭“憲法”，宣稱要“實施憲政”，實際上仍實行一黨獨裁統治。國民黨軍隊雖在戰爭初期占領瞭解放區的部分城鎮和交通線，但有生力量不斷被殲，在戰爭的第一年便在幾個戰場上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打退，被殲一百一十二萬人。1947年7月，國民黨政府發佈“戡亂建國”總動員令，加強瞭各個方面的內戰部署。但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反攻下，很快被迫轉入防禦地位，在第二年中又被殲一百五十二萬人。戰爭的延續和擴大，消耗瞭國民黨政府的巨大財力，軍費開支達到總開支的80％以上，財政赤字達到總開支的90％，造成通貨惡性膨脹，後來還發行金圓券以代替法幣，限期收兌金銀、外幣，大量掠奪人民資財，加速瞭財政經濟的全面崩潰。國民黨在總崩潰的前夕，仍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於1948年3月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李宗仁為正副總統，至1948年6月，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已降至三百六十萬，可用於戰爭的隻有一百七十多萬，且兵無鬥志。1948年1月，國民黨內的反蔣人士和愛國民主派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行列。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進行瞭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戰略決戰，結果國民黨軍隊被殲一百五十四萬餘人。蔣介石及國民黨賴以發動內戰、維護獨裁統治的有生力量喪失殆盡。蔣介石被迫於1949年1月21日引退，但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操縱黨政軍大權。國民黨政府以李宗仁為代總統，派出代表與中共代表和談，但又拒絕在《國共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上簽字，導致國共和談破裂。中國人民解放軍4月21日勝利渡過長江，於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繼而先後解放中南、西北和西南廣大地區。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標志著蔣介石及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二年統治的終結。同年12月蔣介石將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往臺北。蔣介石退到臺灣後，繼續沿用“中華民國”的稱號，以“反共復國”、“光復大陸”和“三民主義建設臺灣”為號召，阻撓祖國統一。
1950年3月，蔣介石在臺灣復任“總統”，並繼續擔任國民黨總裁，1975年4月病逝。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後，這個職務由李登輝繼任。
參考書目
榮孟源等：《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光明日報出版社，北京，198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86。
朱建華等：《中國近現代政黨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哈爾濱，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