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進行革命戰爭的戰略依託。當時稱為“蘇維埃區域”，簡稱“蘇區”。它經歷瞭建立、發展以至受“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而大部分喪失的曲折過程。
從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為根據地的開創階段。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發動清黨反共事件後，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舉行瞭南昌、秋收、廣州三大起義和其他地方的武裝起義，保存下來的革命武裝，相繼轉入國民黨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農村，開展遊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各地先後建立的根據地有：彭湃領導建立的海陸豐根據地，毛澤東、朱德領導建立的湘贛邊界井岡山根據地，王文明、馮白駒領導建立的瓊崖根據地，吳光浩、徐朋人、曹學楷、周維炯、徐百川等人領導建立的鄂豫皖根據地，方志敏領導建立的閩浙贛根據地，賀龍、周逸群領導建立的湘鄂西根據地，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建立的湘鄂贛根據地，毛澤東、朱德領導建立的中央根據地，鄧小平、張雲逸領導建立的左右江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在國民黨軍隊的圍攻下大部分堅持下來，並逐步摸索到一套建立和發展根據地的方針、政策。其中，湘贛邊界井岡山根據地所創造的經驗，更具有典型意義。其他根據地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都創造瞭不少成功的經驗。在這個階段中，由於“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一度造成井岡山根據地1928年8月失敗，並成為同年3月海陸豐根據地和同年秋瓊崖根據地失敗的主要原因。“左”傾盲動主義被糾正後，各地恢復和發展根據地的鬥爭又走上瞭正軌。到1930年上半年，在蔣閻馮大戰期間，各個根據地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都有瞭較大發展，已遍及十餘省的一百多個縣。
毛澤東與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部分幹部在延安合影
從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上半年，為根據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開始時，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各根據地的鬥爭造成瞭局部的失敗和挫折。由於主力紅軍調離根據地去打大城市，招致右江根據地的喪失，並使中央根據地的贛西南、閩西地區，鄂豫皖根據地的皖西地區，閩浙贛根據地的部分地區，湘鄂西根據地的洪湖地區，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敵人的破壞和摧殘。經過毛澤東、朱德、方志敏、賀龍、周逸群、曾中生等人的努力，才使根據地避免瞭更大的損失，並在隨後進行的粉碎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的戰爭中，使根據地得到更大的發展。從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湘鄂西、湘鄂贛、中央、鄂豫皖等根據地先後進入全盛時期。1931年8月後，湘贛根據地繼續發展。1931年後，又在北方建立瞭由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成為日後南方主力紅軍戰略轉移的落腳點。
從1932年下半年至1935年11月，是南方根據地喪失階段。由於各根據地全面貫徹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造成瞭災難性的後果。1932年7月以母瑞山為中心的瓊崖根據地在第二次反“圍剿”中遭到失敗；1932年10月和1933年夏天，湘鄂西根據地的洪湖地區和湘鄂邊地區相繼喪失；1932年10月，積極推行王明“左”傾路線的張國燾，在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後，率部撤離鄂豫皖根據地；1934年7、8月和10月，湘鄂贛、湘贛、閩浙贛和中央根據地也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喪失；1935年初，東江根據地完全失敗；1933年1月開始建立的川陜根據地，於1935年5月又被張國燾擅自放棄，1934年6 月以後建立起來的由任弼時、賀龍領導的湘鄂川黔根據地，由於國民黨軍以重兵進行新的“圍剿”，紅軍多次尋戰未果，也於1935年11月被迫撤離，1935年5月初步建成的鄂豫陜根據地，紅二十五軍於7月離開西征，紅軍第七十四師繼續堅持鬥爭；全國僅剩的一塊完整的陜北（包括陜甘邊）根據地，也由於王明“左”傾錯誤而陷於極端危險的境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才把陜北根據地從危機中挽救出來。
從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是鞏固陜甘寧邊區根據地和準備向抗日戰爭轉變階段。1935年11月陜甘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根據地轉危為安。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西北，此根據地發展為陜甘寧邊區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中國革命的中心根據地。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農村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具體體現，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傢人民革命的一個創造。它的經驗證明，隻要是在遠離中心城市的農村，並具備一定的主觀條件（掌握正式武裝和實行正確政策），無論在山區或河湖港汊地帶、幾省交界或一省之內的幾縣、內地偏僻地區或沿海地區以至海島，均能建立根據地。這些經驗為以後的鬥爭提供瞭借鑒。
參考書目
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濟南，1987。
馬齊彬、黃少群、劉文軍：《中央革命根據地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