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日本派赴中國的使節團。唐朝代隋以後,日本沿襲遣使入隋的舊制,繼續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貞觀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後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開成五年)。894年(日本寬平六年,唐乾甯元年)又準備派遣,已經任命,由於菅原道真諫阻,遂從此正式停止遣唐使。從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餘年間,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達長安的日本使臣,兩次是送唐使臣回國,一次迎遣唐使歸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計有十二次。使團官員是正使、副使、判官、錄事。使使團成員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有主神、卜部、陰陽師、醫師、畫師、樂師、譯語、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師、船匠、木工、鑄工、鍛工、玉工等各行工匠。隨行有長期居留的留學僧、留學生和短期入唐、將隨同一使團回國的還學僧、還學生。還有從事保衛的射手。初期使團共二百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四艘,人數增至五百餘人,但其中隻有少數主要成員被允許進入長安。

遣唐使渡海圖 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藏鑒真傳繪卷

  遣唐使在難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過瀨戶內海,從博多(今日本福岡)出發。從7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約四十年間,航線采取北路,即沿朝鮮半島西岸北行,再沿遼東半島南岸西行,跨過渤海,在山東半島登陸,再由陸路西赴洛陽、長安。這條航線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較安全,船隻遇難情況較少。以後新羅滅百濟、高句麗,統一半島,與日本關系一度不甚融洽。於是遣唐使船在7世紀70年代到8世紀60年代這一百年間,改取南島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種子島、屋久島、奄美諸島,向西北橫跨中國東海,在長江口登陸,再由運河北上。這條航線主要航行於渺茫無邊的東海上,難以靠岸,危險較大。北路和南島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長時間。8世紀70年代以後,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線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邊的五島列島徑向西南,橫渡東海,在長江口的蘇州、明州一帶登陸,轉由運河北上。這條航線所需時間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達,但風濤之險基本上與南島路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於向中國學習,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視使團人員的選拔,特別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如高向玄理、吉備真備曾長期在中國留學;不少成員是文章博士,山上憶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學之士(後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兩傢父子先後被任命為使臣,也是由於具有教養和經驗,利於向唐朝學習。隨行的留學生,如阿倍仲麻呂(晁衡)與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歸航受阻,留唐官至秘書監。桔逸勢被唐人目為秀才。入唐的醫師、樂師、畫師,和各行業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業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時也從唐人獲益。遣唐使大量輸入中國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國文化風靡日本封建社會上層,滲透到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正倉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輸入的中國物質文化。遣唐使對唐的贈品,和唐朝的答禮,實際是兩國之間互通有無的貿易。

  入唐留學生姓名可考的隻二十餘人,而隨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見於文獻的達九十餘人。他們在中國巡禮名山,求師問法,帶回大量佛經、佛像、佛具等,同時傳入與佛教相關聯的繪畫、雕刻等,對促進日本文化的發展起瞭作用。最澄、空海分別創立瞭日本的天臺宗和真言宗,並且仿效唐朝,開創瞭日本佛教在山嶽建寺的風氣。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圓仁留唐十年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研究中國和日本的文藝批評、文字學和歷史的重要文獻。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時派遣“送使”同去。由於航行艱險,他們往往居留下來,歸化日本。如沈惟嶽、袁晉卿等,見於日本史書的有十餘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職。唐朝僧人也有隨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東渡傳授戒律的鑒真。隨遣唐使船到日本的,還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響的唐朝文物,也輸入日本。絲綢之路東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財力負擔很重。從任命使臣到出發,需準備兩三年,包括造船,籌辦禮品、衣糧、藥物、薪俸、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唐費用等等。采取南島路和南路時,還不掌握季候風規律,海上驚濤駭浪,隨時會把船裂為兩截。幾乎往返途中總有船隻遇難,隻有一次來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僅出發前禱告神佛,航行中還祈禱佛教的觀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羅神。受命為遣唐使雖是榮譽,也有人怕危險而畏縮不前。采取北路時,遣唐使平均約七年半一次,以後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後,經過五十五年才考慮派遣,最後終於停止。這固然與日本吸取唐文化趨於飽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關,同時,也由於負擔沉重和航行艱險。9世紀以後,往來中日之間的唐朝和新羅商船大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風規律,一般七月間乘西南風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東北風返回。這些商船航程需時較短,遇難可能較少,往來的間隔也較短。因此出現不少短期勾留的還學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紀中葉曾三次來往中日之間。遣唐使雖然停止,並沒有妨礙中日文化繼續交流。

  

參考書目

 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