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一個主要學術流派。亦稱漢學、樸學或考據學派。因其在乾隆、嘉慶兩朝達於極盛，故名。惠棟、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吳、皖二派之分：吳派創自惠周惕，成於惠棟；皖派創自江永，成於戴震。乾嘉漢學傢繼承古代經學傢考據訓詁的方法，加以條理發展，治學以經學為主，以漢儒經註為宗，學風平實、嚴謹，不尚空談。古音學是乾嘉學派研究的主要物件，通過古字古音以明古訓，明古訓然後明經，為其共同的學術主張。此風自清初顧炎武開其端，中經閻若璩、胡渭等人人的推闡，至惠棟、戴震、錢大昕而張大其說，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遂臻於極盛。這一學派首重音韻、文字、訓詁之學，擴及史籍、諸子的校勘、輯失、辨偽，留意金石，地理、天文、歷法、數學、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諸經的校訂疏解中，取得瞭超邁前代的成就。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較大貢獻。長於考據，這是清代漢學傢樸實為學的傳統。但清初漢學興起之時，絕非以文字、考據、辭章訓詁為主要內容。明清之際的社會動蕩，理學的空疏衰敗及反理學思潮的形成，賦予它以鮮明的時代特征。於是在清初之學中遂有濃厚的反理學內容及反民族壓迫的思想，而考據隻是借以通經致用的手段。顧炎武關註社會現實，反對空談“性與天道”的理學，進而主張以經學去取代理學，目的就在於“經世致用”。他之治古音學，亦是為瞭“治國平天下”。顧氏之後，此風漸趨蛻變。稍後的閻若璩，雖亦反對空疏的王學，但已不具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精神，無非是當時權貴的食客。繼起的惠棟，有考據的著作，亦有反理學的思想，而同顧炎武相比，已經沒有那種愛國主義的熱情，失去瞭積極的政治思想。皖派大師戴震，是有名的考據學者，也是傑出的思想傢，他發展瞭清初反理學的傳統，然而同樣丟掉瞭“經世致用”的政治思想。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以下，更是遠離社會現實，止於訓詁考據。清初以來的漢學，逐漸失去其主要精神，形成一個偏枯的學派。乾嘉時期，思想禁錮，萬馬齊喑，脫離社會現實的考據之學風靡一時。因此，乾嘉學派是清初之學的倒退，這一倒退的原因，深植於清廷的封建文化專制之中。清初，為確立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在文化上也推行瞭極為酷烈的專制政策（見文字獄）。順治十四年(1657)的科場案，已經見其端倪；康熙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株殺無辜，殃及枯骨，則亙古未聞。至雍正、乾隆間，禁網大佈，更加冤濫。在文網羅織之下，封建知識分子動輒得咎，清初具有反理學、反民族壓迫思想的學者無不禁若寒蟬。惟有埋頭考據，才有立錐之地。加之清廷的崇獎，考據之學遂成為統治者與文化專制相輔為用的工具。然而就其為學的特色及其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言，乾嘉學派又是清初之學的發展。這一學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學者對宋明理學進行批判和總結的必然結果。清初之學，以博大為其特色。乾嘉漢學，則以專精而揚其幟。乾嘉學派諸學者，無論在經學、史學、音韻、文字、訓詁，還是金石、地理、天文、歷法、數學等方面，都取得瞭當時最好的成就。其平實、嚴謹的學風以及精湛的業績，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後，腐朽的清王朝搖搖欲墜。加以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問社會的現實問題而徒事考據之學。於是，學術風氣久經醞釀而發生瞭一個較大的變化，沉淪千餘年的今文經學（見清今文經學）得以復興。學風的轉變乃大勢所趨，即使是受過段玉裁傢學濡染的龔自珍，也在明“西京之學”，而去攻治“公羊春秋”。一時學者遂多舍棄文字訓詁，而從事於“經邦濟世”之學。同治、光緒之世，漢學於窮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孫詒讓諸人堅守壁壘，在古籍整理上同樣做出瞭值得稱道的成就。孫詒讓尤為突出，對《墨經》及《周禮》的校註整理，對古文字學的研究，成績均在乾嘉諸名傢上。而章炳麟，重倡顧炎武“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之學，以申張其政治主張，是漢學的一個光輝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