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宋明理學思潮中關於以“心”、“良知”為宇宙天地萬物之體的學說。因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南宋陸九淵和明代王守仁，與北宋程頤和南宋朱熹所宣導的以“天理”為最高範疇的學說不同，故世人又稱為陸王心學。“心學”一詞，最早見於唐代韓愈詩句：“誰言賓朋老，猶自將心學。”（《昌黎先生集》卷八）作為學說名稱使用，則始見於北宋邵雍“心為太極”（《皇極經世·觀物外篇》）的提法。陸九淵不滿意程朱道學將理與心為二，遠承孟子“盡心”說說，近繼程顥“心是理，理是心”（《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三）的思想，雜糅禪學，提出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九淵集·雜說》）的命題，創建瞭以“心”為宇宙之體的哲學體系。他認為，充塞宇宙萬物之中的“理”就在人心之中，強調“心”與理或“心”與道的合一，主張“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陸九淵集·與李宰二》），將“心”視為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主宰”，是宇宙之體和倫理道德實體。陸九淵反對南宋朱熹倡導的讀書、窮理的“道問學”，即於事事物物上求理的做法，崇尚反省內求的“尊德性”，指出學問之道主要不是靠讀書、格物，而要“切己自反”，悟得本心，就能夠體認事物、判斷是非，提出瞭“先立乎其大者”、“發明本心”、“存心”、“養心”、“盡心”、“求放心”等道德認識修養方法。他說：“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隻是理會此。”（《陸九淵集·語錄下》）陸九淵與朱熹在1175年的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之會”上以及其後的往復通信辯論中，就無極與太極、形上與形下、陰陽、道器、心與理、天理與人欲、尊德性與道問學等基本哲學命題進行瞭討論和辨析，明確標榜自己的為學之方是“簡易工夫終久大”，譏諷朱熹之學是“支離事業競浮沉”（《陸九淵集·語錄上》）。
陸九淵心學在當時主要傳播於江西、浙東兩地，即以江西傅夢泉、鄧約禮為首的“槐堂諸儒”和以浙東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為代表的“甬上四先生”，他們繼承陸學，特別是楊簡將陸氏“心即理”命題發展為“萬物為我”的唯我論，所謂“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慈湖遺書·己易》）。由於宋以後程朱道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陸氏心學影響有限，至明朝中期，陳獻章由宗朱轉向宗陸，王守仁更是以陸學傳人自居，另辟途徑，在與湛若水共倡“聖學”的交往和論學中，倡導陸氏心學，將心學發展至高峰，成為心學的集大成者。王守仁在宇宙觀上接受陸九淵的“心即理”說，並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王文成公全書·與王純甫》）的命題，主張“意之所在便是物”，認為“良知”是人人具有的先天善良本性，即“天理”，也是唯一的體認對象和修養目標，提出“致良知”的體認方法、途徑，所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傳習錄中》）。針對宋儒的知先行後或知而不行的做法，提出“知行合一”說，主張“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同上），從道德主體修養的知行統一上，強調“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傳習錄下》）。明代後期，陽明心學大盛，其後學因對“四句教”的不同理解，遂發生分化，形成許多學派，依據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的劃分，主要有泰州、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七派，其中尤以王畿、錢德洪為代表的浙中學派和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影響為大。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具有明顯擺脫宗法禮教束縛的傾向，李贄提出“人之是非初無定質”（《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高揚個人主體精神，被視為“異端”思想，就深受其影響，而明末以劉宗周為代表的蕺山學派也承王學之餘緒，成為王學的殿軍，其弟子黃宗羲的哲學思想也深深地打上瞭王學烙印。
正因陸王哲學突出“心”范疇，形成瞭與程朱道學不同的特色，其最大的特點是反權威、不盲從，強調人的自主、自立、自覺、自信，凸顯主體的能動精神。從南宋至明末清初，心學對動搖和沖破程朱道學的統治地位及思想禁錮，對於觸發早期啟蒙思想的萌芽，都產生瞭深遠的影響。在近代史上，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陳獨秀等都從王學的自尊無畏、大膽懷疑中得到啟發，鼓吹維新變法。現代新儒傢代表如熊十力、梁漱溟、賀麟、牟宗三等也都推崇王學，闡揚心學觀點。明以後，王學流傳至朝鮮、日本，特別是在日本形成“陽明學派”，並成為顯學，與代表日本的“朱子學派”相對立，後來成為推動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指導思想之一，使日本的歷史航船駛向資本主義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