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始見於南宋，以明清兩朝最甚，為文化專制之集中體現。
宋代文字獄始於高宗紹興年間。時秦檜當政，深忌主戰言論，並排除異己。紹興十一年(1141)，以誹訕罪將前參知政事李光貶官藤州（今廣西藤縣）；十二年前樞密副使王庶以“譏訕朝政”，死於貶所道州；十四年，太學生張伯麟因題壁以春秋事譏諷高宗，被刺刺配吉陽（今海南三亞市崖城鎮）；十九年，又有私史之禁，李光父子及官員多人因此再度受禍；二十至二十一年，右迪功郎安誠等先後以“訕謗”之罪處以“編管”；二十二年，又有“四大獄”之案，王庶子之奇、之荀，直龍圖閣、提舉臺州崇道觀葉三省，黃巖縣令楊煒及兄左從政郎楊炬，免解進士袁敏求均被處以“編管”；二十三年，太府寺丞范彥輝因詩致禍；二十四年，湘潭縣丞鄭杞、主簿賈子展，以嘲謔語除名“編管”；二十五年，常州通判沈長卿等因詩獲罪。當時，捕風捉影羅織罪名之事，亦不可勝數，從而形成宋代著名的紹興文獄。
明文字獄始見於洪武七年(1374)。時蘇州知府魏觀將新府衙建於張士誠宮殿舊址，高啟作《上梁文》中又有“龍蟠虎踞”四字，因此觸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諱而被殺。據傳高啟為翰林編修時曾作《宮女圖》詩，諷喻宮闈，為朱元璋所忌，借機報復。此外較典型的文字獄有禦史張尚禮《宮怨》詩案，因詩文能摹寫宮人心事，被殺；僉事陳養浩作詩寫嫠婦哭征夫，頗傷時事，被投水而死。僧人一初、止庵作詩，朱元璋疑詩句暗指其用法太嚴，肆意殺戮，二僧皆獲罪。兗州知州盧熊因州印所刻兗字誤類於“袞”，朱元璋疑罵其“滾”，盧熊因此被牽入黨案處死。據傳洪武十七年以後，發生多起賀表、謝箋案。作表箋者多地方儒學教官。因其表箋中有犯忌諱文字，如“作則”，“則”音同“賊”，“取法”音近“去發”，“式君父”音近“失君父”，“法坤”音同“發髡”，“藻飾太平”音近“早失太平”，朱元璋認為暗含詛咒，作表箋者均被處死。因此洪武二十九年禮部專為此頒行謝表式。再如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進試卷中有“一氣交而萬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認為譏諷朝廷，有兇惡字而獲罪。
洪武以後，文字之獄仍時有發生。如正統十四年(1449)都禦史張楷以詩獲罪；天順間江西萬安人羅學淵因詩文坐妖言罪論斬；正德間浙江僉事韓邦奇寫詩諷宦官采辦之害獲罪，被斥為民；嘉靖中，都禦史胡宗纘因被誣其所作《迎駕詩》謗詛，革職；天啟間，揚州知府劉鐸以詩諷時政，為魏忠賢逮治。
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文字獄，主要圍繞皇權專制而發生。清代的文字獄，則在皇權專制基礎上，又增加瞭民族矛盾的內容。清代文字獄，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明史》案為起始，亦有追溯到順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的，下限則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賀世盛《篤國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餘年間，文字獄多達上百起。死於文字獄者，亦數以百計，被株連而判刑者，更不可勝計。
清代前期文字獄大致有三種情況：①清先世曾臣服於明朝，受官襲爵。入主中原之後，清廷對此段史事諱莫如深，因此，不僅將舊有史籍刊削，禁毀，而且對凡繼續編寫乃至收藏者，則定以“大逆”之罪。莊廷《明史》案即最典型者。死於此案的多達七十餘人。莊廷雖案發前即已故世，也被開棺戮屍。②清初為瞭強化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對反清及“夷夏之防”思想采用暴力加以打擊。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的呂留良、曾靜案，為此類文字獄的典型事例。被牽連受害至數百人，《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慘遭殺害，已經故世的呂留良父子等均被剖棺戮屍。③康雍之際，清皇族中權力鬥爭空前激化，史稱奪嫡之爭。清世宗胤禛即位之後，為瞭鞏固已得的勝利，除殺戮奪嫡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獄來打擊“黨附諸王”的勢力。雍正四年的汪景祺《西征隨筆》案，以及同年的查嗣庭“維民所止”案、雍正七年的謝濟世註《大學》案、陸生枬《通鑒論》案等，盡管所加罪名不一，但目的皆在於打擊異己。此外，尚有皇帝濫施專制淫威而出現的文字獄，如乾隆四十二年王錫侯編纂《字貫》一書，僅僅因為對《康熙字典》進行瞭議論，忽略瞭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避諱，便橫遭斬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