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中國南宋思想傢、哲學傢。字元晦、仲晦，號晦庵，晚年自號晦翁、遁翁、滄州病叟等。死後諡文，後世尊稱朱文公。安徽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19歲中進士，先後任過同安縣主簿，南康軍知官，浙東、江西等地的司法官，以及漳州、潭州的地方長官官，還任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一生多數時間以講學著書為務。朱熹著作極豐，主要有《四書章句集註》、《周易本義》、《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
主要政治思想 朱熹是客觀唯心主義理學的集大成者，並用“理”的概念來討論政治。他認為，在物質世界之外，先驗存在著一個理（也稱天理、道或太極），理是萬事萬物的根源，也是社會產生和運行的根源，人君治國隻須本理而行。以天理治國便是王道，以人欲治國便是霸道。他認為，夏、商、周三代君主心術明正，完全以天理行事，因而三代是王道政治；三代以下的君主包括唐宗、漢祖，都心術不正，違天理而行人欲，因而三代以下，包括漢、唐盛世，都是霸道政治。他指出，理是永恒不滅的。自秦漢至南宋，治國之理雖然未被很好施行，但“終殄滅他不得耳”。
朱熹的理學為封建倫理道德和等級秩序提供瞭理論根據。他說宇宙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因天理是永恒的，故三綱五常也是永存的真理。他還宣稱，人的富貴貧賤都是天賦的，是稟氣不同所致。稟得清高之氣便貴，稟得豐厚之氣便富，稟得衰頹薄濁之氣便為愚不肖、為貧賤。這些稟賦是天理流行的結果，任何想改變天生差別的言行都是人欲。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想以此來束縛人們的思想，維護封建統治秩序。
朱熹提出“嚴本寬濟”的德政主張。他認為，寬政隻能使“奸豪”得志，平民遭殃，為政“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他認為實行嚴格的刑罰就是仁政，否則就是害人。他說：“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其中”，否則，“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從，雖曰仁之，適以害之”（《朱子語類》卷七十八）。因此，朱熹不僅主張重刑，甚至倡言恢復肉刑，要以嚴刑補德之不齊。
反對君主獨裁，提倡相對君權。朱熹認為，國傢大事，君主不可擅作主張，應該同臣僚們商量，作出決定，然後公佈實行，即“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識，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剳子》）。他指出，君主個人獨裁是一種不正常現象，即使有些事情作得“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因為獨裁的作法，將會導致“將來之弊”（同前）。
朱熹還主張君臣平等，認為中國古代君臣是相對平等的。古禮規定，“君與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朱子語類》卷八十九），即皇帝應該參加大臣的葬禮。“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在漢代，“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朱子語類》卷九十一)。他嘆息，現在是“君太尊，臣太卑”(同前)。他還認為，君主不應該有絕對權威，應該“君臣上下，兩盡其道”。他贊成孟軻的說法，如果“君之視臣如犬馬”則應該“臣視君如寇讎”。
面對南宋朝廷的腐敗無能，加之他多次為地方官的親身經歷，朱熹提出過一些社會改革主張，如：限田數量，抑制兼並；量地正界，合理賦稅；移兵屯田，愛惜民力；設立義倉，緩和民困等。他還主張適當加大地方路、州、縣的政、兵、人、財四權。
在對待女真族侵略的問題上，朱熹起初主張抵抗“夷狄”，收復失地，反對議和，後來面對南宋朝廷日益腐敗，他隻是空談整飭綱紀，積蓄待日，反對立即北上收復失地，實為對抗金喪失瞭信心。
影響 在朱熹死後不久，他的理學被欽定為正統官方哲學。此後朱熹的理學支配瞭宋、元、明、清四代的政治思想。他的《四書章句集註》和《詩集傳》是明、清兩代指定的教科書，他的註釋被認為是對儒傢正統觀點的權威解釋。他的《朱子傢禮》為封建士大夫所奉行，在社會上具有規范風俗習慣的力量。朱熹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影響最深遠的思想傢，其影響遠及朝鮮、日本、泰國、緬甸、越南等亞洲國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