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無產階級政治傢、革命傢、軍事傢和外交傢。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求學,接觸馬克思主義。1919年回國國,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1920年11月到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秋回國,1924年起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27年8月領導南昌起義,1927年起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等職。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期間,代表中共中央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解放戰爭期間,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並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周恩來一直擔任政府總理,曾兼任外交部部長,並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擔負處理黨和國傢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瞭各種形式的鬥爭,為使黨和國傢的工作正常運轉進行瞭不懈的努力。1976年1月8日因患癌癥在北京逝世。

  周恩來一貫重視從中國國情出發,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在黨的建設、白區工作、軍隊建設、統一戰線工作、民族工作、外交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等方面作出瞭重大貢獻,豐富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寶庫。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

  關於黨的建設的思想 周恩來很早就關註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他從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的國情出發,闡明瞭中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正確方向和途徑,指出黨必須加強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抵制和肅清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重視思想教育,提高黨的思想理論水平,以此保證黨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引導革命取得勝利。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領袖與集體的關系。在組織上既要擴大黨內民主,又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既要反對隻有機械服從的封建傢長制,又要反對不執行黨的決議的極端民主化。他指出,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是鞏固黨的組織的基本條件。領袖必須服從大多數人通過的決定。他指出要註意黨在執政後的地位變化,強調要加強執政黨的黨風建設,擴大民主,警惕驕傲腐化的產生,防止和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他告誡領導幹部一定要過好“五關”,即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經受住執政與和平環境的考驗。周恩來的這些思想觀點,主要體現在《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反對官僚主義》、《過好五關》等著作中。

  關於黨在白區工作的思想 周恩來是中共在白區以及後來的國民黨統治區工作時間最長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善於根據國內鬥爭形勢的變化,部署黨在白區和國統區的工作。他先後在《組織問題的報告》(六大)、《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建全黨的組織工作》、《關於在蔣管區的工作方針和鬥爭策略》、《蔣管區鬥爭要有清醒頭腦和靈活策略》等報告和著作中,比較系統地提出瞭關於黨在白區和國統區工作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制訂和健全瞭黨的秘密工作制度。他指出要改變在白色恐怖下黨的機關形成空架子和黨的幹部同人民群眾完全隔絕的狀況,強調黨的領導機關要職業化、社會化和群眾化,指示領導者要到工廠、農村去,在尋找職業和深入群眾中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並在思想上、組織上鞏固黨的組織。他指出:要善於分析形勢,正確運用政策和策略,使上層和下層工作相配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工作相配合,黨外的和黨內的聯系相配合。針對1947年後國民黨對進步力量的瘋狂鎮壓,他強調,黨組織要及時改變國統區工作的組織路線和工作方法,保持清醒頭腦,既堅定勇敢,又機警謹慎,利用合法形式,避免硬碰,嚴守精幹隱蔽、公開與秘密分開、上下分開、城鄉分開、進攻與退卻結合、直進與迂回結合等原則,保持並發展自己的陣地。

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明確提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傢。(1954年9月)

  關於軍隊建設的思想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懂得軍隊、軍隊建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國民革命軍及軍事政治工作》、《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等報告和著作中,提出瞭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他強調,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隊不可;否則,反動統治階級是推不翻的。他指出,認清革命軍隊的性質、任務和宗旨,是搞好軍隊建設的首要條件;真正的革命軍隊應是革命的工具,是一支為人民的幸福當兵並為人民所用的軍隊。他闡明革命軍隊必須置於革命政黨的領導之下。黨的領導首先是政治思想的領導,同時要加強軍隊的黨的組織建設,從組織上制度上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他提出軍隊要加強軍事訓練,嚴格組織紀律,堅決廢除肉刑;要優待俘虜,做好瓦解敵軍的工作。周恩來在《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質》等講話中,強調人民解放軍要善於根據社會主義時期所面臨的新任務和國際形勢的新變化,抓緊抓好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和革命化建設,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一支既有高度軍事素養又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能夠適應現代化戰爭的國防軍,使祖國不受外敵侵犯。他重申黨一定要管軍隊,提出軍隊要增強內部團結,關心並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改造和密切軍民關系。

  關於統一戰線的思想 周恩來是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之一和執行人。在長期革命鬥爭和工作中,他逐步形成比較系統和完整的關於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思想和觀點、原則和工作方法,豐富瞭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提出建立和鞏固統一戰線必須正確區分敵人和朋友,保持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始終堅持領導權,當好司令官。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會的,統一戰線應建立在全民族團結抗日的基礎上,改變國共兩黨的不平等狀況,實行民主政治,對社會的解放起進步的推動作用。他強調,統一戰線應以國共兩黨為主,地方實力派與其他黨派為輔,堅持又聯合又鬥爭,開展廣泛的多層次的工作;扶持和發展進步力量,團結和爭取中間勢力。國共關系破裂後,他明確提出中共願意與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士(包括從反動營壘中分化出來的)合作,共同對付最反動的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他指出共產黨要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隻有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他指出,共產黨的領導任務就是正確協調和處理統一戰線中的階級、黨派、民族和上下的關系: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對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幫助少數民族在經濟上、文化上穩步發展;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他強調,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共事,要謙虛謹慎,襟懷博大,平等待人,肝膽相照,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廣交畏友、諍友,搞好內部團結合作。他指出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要有廣泛的代表性,要健全政治協商制度,造成敢於講話的民主風氣,使之真正成為各階級、各黨派的政治聯盟。周恩來的這些思想、觀點,集中體現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中。

  關於民族工作的思想 周恩來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考察國內民族關系的歷史與現狀。他先後在《關於西北地區的民族工作》、《民族區域自治有利於民族團結和共同進步》、《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等著作中,系統闡述瞭國傢的民族政策,提出瞭正確處理民族問題的措施和辦法。他指出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傢,在近代革命的過程中,國內各民族沒有出現過分裂,而是團結得更緊密瞭;強調中國不應實行聯邦制,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把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團結和睦的民族大傢庭,實現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發展和繁榮;要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實行幹部民族化;強調隻有依靠人口眾多、經濟與文化比較發展的漢族和處於地域廣闊、資源豐富地區的少數民族的相互間的通力合作,才能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關於外交工作的思想 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的創始人之一,並以決策人、指揮者和實踐傢三位一體的身份,卓有成效地長期領導外交工作,形成瞭一套獨具特色的新中國外交思想。他是當代中國和世界享有盛名的外交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事業開創瞭一代新風。他強調戰爭與和平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指出中國始終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把爭取和平作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務,以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提出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割斷屈辱外交的舊傳統,決不依附於別的國傢;指出堅持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正確結合,這是處理本國利益與別國利益的行為準則。他認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處理國傢之間的關系,對已經建交的國傢應以政府外交為主,民間外交為輔,對未建交的國傢則民間先行,以民促官。他認為革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情,既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他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出這應成為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指導國際關系的普遍原則和國際法的基本準則。他強調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擴大互通有無、相互援助的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以利於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繁榮。他認真吸取中國傳統哲學的精華,用深邃哲理的格言闡釋瞭見機而作、彎弓不發、有備無患、細水長流、見縫插針、互諒互讓、求同存異等外交政策和策略。他倡導並在外事活動中生動地體現瞭原則堅定、策略靈活,落落大方、不亢不卑,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光明磊落、說話算數,廣交朋友、團結多數,平等協商、以理服人等為國際社會註目的富有中華民族特色的外交風格。周恩來的這些思想、觀點,集中體現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

周恩來總理在機場迎接坦桑尼亞總統J.K.尼雷爾(1974年3月)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 周恩來在26年的總理任上日夜操勞,為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貢獻瞭後半生的全部精力。他指出,社會主義改造,是從經濟基礎到政治、思想的上層建築的全面改造;社會主義建設,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思想文化建設。他強調,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不僅要基本上實現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還要實現國傢的工業化。他提出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建設目標。他認為國傢落後面貌的改變,必須從經濟落後面貌的改變做起,必須始終把經濟建設擺在全國工作的首位。他很早就提出“農業是基礎”。他強調,國傢經濟建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執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他指出要在增加生產和實行計劃生育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在中共“八大”前後,他闡明在經濟管理體制上要正確處理中央集權和地方與企業的自主權問題,指出適當分權給地方,才能有效地發揮地方與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才能更好地實行中央集權。他強調在分配政策上要堅持並充分體現按勞分配原則,既反對平均主義,又不使收入過於懸殊;否則,不利於發揮最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指出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盲目求大、求純的做法是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客觀需要的,主張允許作為公有經濟補充的私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各行各業都可以搞點私營,活一點有好處。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他完整地提出瞭“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挑起領導經濟調整的重擔,重申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水平和農民的覺悟程度來決定,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在經濟形勢基本好轉後,他提出瞭分兩步走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戰略部署。周恩來的這些思想觀點,集中體現在《周恩來選集》(下卷)中的多數篇目和他的許多講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