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奴隸制國傢發展時期的政治思想。

  歷史背景 學者一般認為中國奴隸制社會是從夏代開始的,殷商和西周是中國奴隸制國傢發展時期。中國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有著自己的特點,奴隸的來源主要是氏族部落之間頻繁攻伐的戰俘,他們被集體地變為征服者氏族的奴隸。這些宗族奴隸不屬於個別奴隸主,而是屬於氏族貴族。中國奴隸社會的階級關係不僅為血緣關係所掩蓋,而且為宗族關係所掩蓋,從而出現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制度密切結合的狀況。

  這個時期,由於科學不發達,人們對自然現象還有許多不理解,對強大的自然力依然感到恐懼,從而存在原始宗教仍得以盛行的認識條件,奴隸主階級也就得以利用和改造原始宗教來論證對廣大奴隸進行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合理性。同時由於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密切結合,社會階級鬥爭也存在復雜狀況。奴隸階級為瞭求生存,同奴隸主階級進行瞭堅持不懈的鬥爭,使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受到沉重的打擊,“殷革夏命”,西周取代殷商正是借助於奴隸們的鬥爭。奴隸們的反抗鬥爭給新建王朝的統治者以深刻的教訓,留下強烈的印象。這些都對殷周時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很大影響。

  基本內容 殷代政治思想的主流是神權思想。殷商奴隸主貴族宣揚一種與祖宗崇拜相結合的“至上神”的觀念,認為“上帝”(或稱“帝”)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認為上帝能發號施令,實行賞罰,一切人事如年歲豐歉、戰爭勝敗、城邑興建都是由他決定的。他們還培養瞭卜、祝、巫一類人物。巫、祝們按照統治階級的意志,通過卜筮來傳達所謂上帝的意志,以愚弄民眾。殷商統治者在強調神權思想的同時,逐步註意人事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湯伐桀,一方面以“致天之罰”為名義;另一方面,也以“夏氏有罪”(《尚書·湯誓》),民不堪命為由。盤庚遷殷,雖依然聲稱以神意為依據,但同時也發展瞭暴力統治的觀念,強調官員要服從盤庚的統治,否則,將“罰及爾身”(《尚書·盤庚上》)。到瞭殷末,祖伊、微子、箕子等人還從奴隸的反抗鬥爭中認識到統治危機的出現是由於政治的混亂,人民的反抗是由於統治者治理不當和橫征暴斂的結果,而不能完全歸於天命。

  到瞭西周,政治思想的內容有瞭重大發展,實現瞭由“殷人尊神”到“周人尊禮”的轉變。以周公旦為代表的政治傢們對政治基本問題有瞭較深的認識,他們雖仍假借神意來說明和處理政治問題,但也明確提出瞭“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尚書·康誥》)的論點。意思是說,天威並非誠實可信,而民情卻總是可見的,表明小人是難以治理的。同時,西周統治者為瞭說明自己取代殷的合理性,還提出“天不可信”,“天命靡常”等觀點,以論證天命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提出“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以說明殷商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失德和喪失瞭人心。他們認為,隻有“敬德”,才能“永命”,從而形成瞭敬德、保民、慎罰、永命的統治思想,也就是所謂“以德輔天”的思想,並根據這種思想,制定出系統的禮樂制度。

  影響 殷周時期的政治思想對指導奴隸制國傢的統治有重要的作用,周公旦等人的禮治思想和殷周時期的禮儀制度在政治統治中發揮瞭重要作用,極大地影響瞭中國文化的發展。記述這些思想和制度的 《尚書》、《周易》、《周禮》等文獻,對後來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的發展產生瞭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