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史上主張以鄉村“教育”、“改造”、“建設”來解決中國的出路和前途問題的改良主義理論。流行於20世紀20～30年代，代表人物有梁漱溟、晏陽初等。
鄉村建設的歷史，可追溯到1904年米迪剛在河北定縣翟城創辦的“村治”。辛亥革命後，山西省軍閥再倡“村治”。20世紀20年代，餘慶棠、陶行知、黃炎培等提倡辦學，南北各省聞風而動，紛紛從事“鄉村教育”、“鄉村改造”、“鄉村建設”，以圖實現改造中國的目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進入瞭高潮。其中以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和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兩個試驗區影響最大。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全國的鄉村建設運動被迫中止，隻有晏陽初堅持不懈，由國內轉到國外繼續進行試驗。
1930年以前，梁漱溟提出村治的構想，他的“村治”與翟城的村治和山西的村治有所不同，已不再是建設模范村的慈善事業和側重於保甲制度的鄉村治安，而是作為復興中國的起點和基礎來加以提倡的。1930年以後，他在廣泛調查和試驗的基礎上，將村治設想發展為鄉村建設理論，認為中國的出路問題，歸根結柢是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復興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復活中國傳統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鑄造瞭中國的社會組織，形成瞭“倫理本位”和“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結構。他認為中國現實問題的解決，隻能走農業立國、鄉村建設的道路，其他如俄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以至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鬥爭的道路，在中國都是走不通的。他認為這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他提出的鄉村建設方案是：從鄉村教育、農業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鄉村影響城市，以農業促進工業，逐步建設一個因襲“倫理本位”和“職業分途”傳統的新國傢。
晏陽初認為中國的問題，就是一個“人”的問題。隻有打好“人”的基礎，才能使中國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要建立“人”的基礎，必須明白中國人的毛病：“愚”，最大多數人目不識丁，缺乏知識；“窮”，在生和死的夾縫裡掙紮著；“弱”，病夫，又沒有科學治療，不講公共衛生；“私”，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訓練。要克服這些缺點，隻有在教育方面下功夫。中國人的最大多數生活在農村，所以要在農村開展平民教育。將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結合起來，就有希望改造中國。針對中國農民的四大病癥，他主張采用學校式、社會式、傢庭式三大方式，開展“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團結力以實現國傢的新生和“民族的再造”。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帶有復古和封建宗法色彩，而晏陽初的理論則顯露瞭西化和近代化的傾向。他們企圖以社會改良來代替社會革命，用枝節問題的解決來取代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這就從根本上離開瞭中國的國情，脫離瞭民主革命的目標，因此其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