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晚清的政治派系──洋務派的政治主張。洋務派以宣導引進西方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的洋務運動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
曾、左、李都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中取得地方軍政實權的清朝官員，維護封建社會統治秩序是他們的根本立場和出發點。但他們和其他封建統治者不同之處在於：開始認識到世界形勢的變化，承認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強盛，拋棄瞭閉關鎖國、妄自尊大的陳舊觀念，主張處理好和西方國傢的關係，並向西方學學習某些先進的東西，以振興中國，挽救清朝的危亡。“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概括瞭洋務派政治主張的兩個基本點。
“外須和戎”，主張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同外人的爭端，避免武裝對抗。洋務派認為，中外實力相差懸殊，如果打仗，中國“即暫勝終必敗”，遇到麻煩，應當“以理折之”。既反對不敢和外人爭議的畏葸，又反對輕易和外人決裂的魯莽。“以理折之”的原則是“守定和約”，即以既定的中外條約為準，承認侵略者業已取得的權益，抵制條約以外的索求。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列強得寸進尺，不斷發動侵略戰爭，迫使清朝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洋務派步步退讓妥協，沒有能夠阻止中國半殖民地化的不斷加深的過程。
“內須變法”，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富強的成功經驗，改變中國在軍事上、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的落後狀態，主張“借法自強”。他們認為國傢實力是外交談判的基礎，加強國傢實力是抵制侵略、維護和平的前提。洋務派經常用外交的挫敗來宣揚內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認為中外差距主要在軍事裝備上，從長遠的國防意義上考慮，必須取得外國的船炮。租借不如購買，購買不如自造，於是積極倡導引進西方造船制炮的機器和技術，創辦軍事工業。到瞭70年代，他們進一步認識到軍事工業需要配套的工交體系和雄厚的經濟基礎，認為“必先富而後能強”。中國利源外泄、利權不保，是貧弱的根源，於是積極倡導興辦輪運、電訊、鐵路、采礦、紡織、煉鋼等一系列工礦交通企業，采取“官為扶持”、“招商承辦”、“借用洋器洋法而不準洋人代辦”的方針，和洋人“爭利”以“求富”。在軍事、經濟建設的同時，根據實際的需要，他們創建瞭外語、造船、駕駛、電報、水師、武備、軍醫、水雷等各種專科學校，選派青少年到歐美去留學，並強烈要求變革封建的科舉用人制度。個別人士還提出瞭效法西方議會制度，以備咨詢、通下情的設想。經過30多年的經營，清朝軍隊專恃刀矛帆篷的落後狀態得以改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移植於中國，並出現瞭中國第一批企業傢、科技人員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洋務派代表瞭清朝封建統治階級中不甘滅亡的那部分人，他們不自覺地朝資本主義方向邁進瞭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滯著他們前進的步伐，他們始終沒有完全變成“資產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派奉行的理論原則。“中學為體”，即傳統的封建綱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動搖的；“西學為用”，即外來的科學技術等，隻是輔助性的，當因時制宜。由於階級的局限，他們的政治思想並沒有突破封建主義的藩籬。由於受頑固勢力的阻撓破壞和封建積習的幹擾腐蝕，他們的洋務活動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證明“稍變成法”的洋務運動並不能使中國擺脫危機。於是，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全面改革，變封建專制為立憲政體的維新運動迅速興起。洋務運動遂喪失瞭有限的進步性，洋務派的成員或轉化為維新派，或成為時代的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