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裡斯多德
古希臘思想傢。生於馬其頓的斯塔吉羅斯，其父是馬其頓國王的禦醫。西元前367年移居雅典，進入柏拉圖開設的阿加德米學園學習達20年。西元前343年任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的教師。西元前335年回雅典創辦呂克昂學園，致力於教學與著著述。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去世，雅典爆發反馬其頓運動。他避難於雅典以北的哈爾基斯。亞裡士多德的研究范圍極為廣泛，涉及多種學科領域。政治方面的代表作為《政治學》。據傳還和學生一起寫過158篇關於希臘各城邦政治制度的論著，但大部分已佚，僅於1880年發現《雅典政制》一篇。
亞裡士多德極為推崇政治學，認為它是“一切學術中最重要的學術”，主要研究人群的善，而倫理學則研究個人的善。《政治學》一書區分瞭政治學與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創立瞭西方傳統政治學體系。與柏拉圖側重演繹的方法不同，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研究中，註重收集、整理大量實際材料，分析、比較各種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並從中歸納出政治理論，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
亞裡士多德從人性出發探討國傢的起源和目的，他的基本命題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他認為，自然不造無用之物，自然賦予每一事物以一定的目的。自然賦予人類的目的是讓人們過有道德的優良生活。隻有當人們各以其本分參加一個政治團體(城邦)時，才能實現這一目的。任何事物的自然本性都有一個發展過程。人類最初由於男女、主奴兩種關系而結合為傢庭，繼而由若幹傢庭聯合組成村坊。最後，由若幹村坊組合為城邦。這時，社會就進化到高級而完備的境界，人類的本性也得以充分顯現。城邦是自然的產物，是至高而廣涵的一種社會團體，它追求的是最高最廣的善業。亞裡士多德認為國傢（城邦）高於個人，先於個人。公民是構成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城邦的質料，是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能的人，即享有政治權利的人。
亞裡士多德把政體看作城邦的形式，政體的異同決定城邦的異同。政體是指一個城邦中政治權力的分配制度。政體按照其宗旨以及掌握最高統治權的人數，分為2大類6種。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均屬正宗政體，隻照顧統治者利益的政體屬正宗政體的變態。在正宗政體中，一人執掌最高治權的稱君主政體，少數人執掌最高治權的稱貴族政體，多數人執掌最高治權的稱共和政體。變態政體，則相應為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凡富人掌權，即使是多數人，也稱寡頭政體；凡窮人掌權，即使是少數人，也稱平民政體。政體發生變革的主要原因在於人們對“正義”、“平等”的認識分歧。寡頭們以其財產優勢，將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分配視為正義，平民們則以其自由身份，將政治權利的平等分配視為正義。當某方的要求不能滿足時，便可能引起變革。亞裡士多德認為正義即平等。平等分兩類：“數量相等”(平均的正義)，即對人都一樣看待，人都是平等的，人的所得在數目和容量上都應相等；“比值相等”（分配的正義），即承認人們之間在功績和價值方面存在差異，並據此按比例分配與之相稱的財富、官職、榮譽。根據情況不同，在某些方面以數量平等，而另一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
在論述何種政體為最優時，亞裡士多德的指導思想不同於柏拉圖，他認為不僅應研究理想的最優良(模范)政體，也須研究可能實現的政體，並設計出最適合於一般城邦而又易於實行的政體。他認為變態政體都是不良的政體。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隻在特定的社會中是理想政體。最適合於一般城邦且易於實行的政體是共和政體，其中又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最為穩定。因為中產階級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也不像富人那樣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搞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他們是“中庸”的化身，最適合於充當富人和窮人的仲裁者，易於免除黨爭，減少內訌。
亞裡士多德反對柏拉圖取消私有財產和傢庭的主張，認為它違背城邦的性質和人的本性，他主張財產私有，但又須避免大富極貧。他反對柏拉圖的“哲學王”理論，主張公民輪番執政，但工匠、商販和農民應排除在公民之外，他還主張實行法治，認為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全然沒有感情，不會偏私。
亞裡士多德作為西方政治學的開創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所提供的歸納、比較研究的方法，以及一系列政治觀點，對後人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參考書目
朱庭光主編：《外國歷史名人傳(古代部分·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北京、重慶，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