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及北宋時期以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因同時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這一運動發起於中唐，但它的成功卻在北宋。除韓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傢中的其餘六人，即，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都是北宋中期人。
唐 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認為自己的散文繼承瞭先秦兩漢文章的的傳統，所以稱“古文”。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於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這種復古主張在當時得到廣泛的響應，成為一種社會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
以駢體文為代表的形式主義文風，肇始於東漢，風靡於六朝，至唐代又有發展；在此期間，玄學興起，佛、老盛行，儒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地位下降。由於形式主義文風的興盛與儒傢思想的相對衰落互為表裡，因此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也就成瞭相輔相成的運動。早在隋朝初期，李諤已提出反對駢體文。到瞭唐代，武周時的陳子昂效法西漢古體文作政論，對當時的文風發生瞭很大影響。唐玄宗開元及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人擯斥文壇浮艷之風，主張以三代兩漢古文為法，以儒傢經典為依歸，創作上亦力變排偶為散體，成為韓愈之前古文運動的先驅。
韓愈繼承前人主張，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發揚儒道，排斥佛、老。他說：我所以致力於古文，不隻是好其文辭，而且好其道。所謂道，就是與佛教、道教相對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這是韓愈倡導古文運動的基本觀點。就文本身而言，他主張“文從字順”，“惟陳言之務去”，強調既要博極群書又不蹈襲前人，做到推陳出新。韓愈不僅在文道合一和文體改革方面提出瞭比先前更為明確具體的主張，更重要的是他還將自己的主張貫徹於實踐，寫瞭許多優秀的作品，大大提高瞭古文的水平。他是古文運動公認的領袖。
柳宗元在古文運動中的地位僅次於韓愈，其論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寫出大量散體文，取得與韓愈相當的成就。他的理論和實踐同樣是古文運動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由於韓愈、柳宗元以及韓門弟子李翱、皇甫湜等人的宣傳倡導和創作實踐，唐後期古文寫作蔚然極盛，質樸流暢的散體終於取代駢體，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
唐代古文運動提出的“文以載道”對後世產生瞭深遠的影響。這個觀點不隻是把“文”歸結為傳“道”的手段，而且指文章要言之有物，文學要反映現實生活，要有充實的思想內容。古文運動所說的“道”，固然指的是封建主義的儒傢倫理，但韓、柳等人的創作也表明，他們主張的“傳道”、“明道”並不排斥對於社會現實的評議、批判和揭露。正因為如此，“文以載道”的主張為後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運動提倡散體文同樣影響深遠。它不僅結束瞭駢文的長期統治，恢復瞭古代散文的歷史地位，同時還把散文的實用范圍從著書立說擴大到抒情、寫景、紀遊等反映日常生活的廣泛領域。這種散文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而同諸子散文、史傳散文和政論散文相區別，韓、柳起瞭關鍵作用。再者，韓、柳所寫的人物“傳記”，大都出於虛構，亦有別於傳統史傳，推動瞭傳奇小說的發展，對後世戲劇亦有間接影響。北宋以歐陽修為首的文學改革運動，其主張與韓愈完全一致，實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並湧現出更多的有成就的古文作傢，形成瞭以後世所稱唐宋八大傢為代表的新的古文傳統。
宋 宋文繼唐文之後，形成新的特色，發展過程也比較曲折、復雜。總的看來，其內部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傾向，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北宋建國至11世紀初。代表作傢是柳開(947～1000)、王禹偁(954～1001)。
韓愈的古文，本有“文從字順”和“怪怪奇奇”兩種風格，後追隨者們片面發展瞭韓文奇崛艱深的一面，古文運動逐漸衰落，駢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壇上占據瞭主導地位。北宋建國之初，柳開曾大聲疾呼恢復韓柳的古文傳統，但所繼承的則是唐代古文運動末流奇澀古奧的遺風。與柳開同時齊名的有高錫、梁周翰、范杲，還有柳開的弟子張景，他們為文大抵皆偏於“辭澀言苦”，“義昧而意奧”。
王禹偁也反對五代以來浮艷相尚的文風，但所見與柳開不同。他在提倡“韓柳文章李杜詩”的同時，把“傳道而明心”和“句易通、義易曉”作為古文寫作的標準，糾正瞭柳開等人文風的流弊。
王禹偁的古文理論和實踐精神，為後來歐陽修、蘇軾等人所承繼，而柳開等人則基本上沒有成功的古文作品值得一提。宋代古文運動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尚艱澀和重平易兩種不同的傾向。
第二階段在11世紀上半葉，代表作傢有穆修(979～1032)、石介(1005～1045)、尹洙(1001～1047)、歐陽修、蘇舜欽(1009～1048)等。
王禹偁雖然為北宋古文指出瞭正確的方向，但由於缺少師友支持，未能形成一股足以力挽狂瀾的力量，故在其死後，以楊億(974～1020)、劉筠(970～1030)為代表的駢文傢仍然左右文壇二三十年。
北宋承五代之凋弊，在其建國的頭幾十年裡，讀書尚未形成風氣，無論是沿襲五代的駢文，還是柳開等人的古文，均不免淺薄卑弱，因此當楊億、劉筠以“雄文博學”提倡雕章麗句，多用典故的聲律之體，一時“風采聳動天下，後進學者爭效之，謂之崑體”。西崑體從形式上看，可以講是唐宋五代駢文的繼續，但在技巧、風格和所產生的影響等方面，已大不相同。
這時較早提倡古文的是穆修，反對時文最激烈的是石介。兩人大抵從維護道統出發，提倡韓文，主張“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開北宋道學傢重道不重文的先聲，風格上同柳開是一路。
繼承王禹偁古文傳統而作出瞭較大貢獻、成為北宋古文運動中堅的是歐陽修、尹洙、蘇舜欽等人。歐陽修等人的古文創作，同當時的政治鬥爭息息相關。他們也主張“文與道俱”，但已偏重於實用，而不專指遙遠的道統和空洞的性理。對四六文的駢偶形式，也采取瞭比較實事求是的靈活態度：“駢儷之文，茍合於理，未必為非。”有時為瞭“取便於宣讀”，還常常有意識地采用散中有駢，駢散結合的方式創作古文，使文章顯得流麗暢達，讀來瑯瑯上口。歐陽修在王禹偁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創的這種平易流暢、駢散結合的古文新體制，從此成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並為此後元明清諸代所遵循。
第三階段在11世紀後半葉，以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為代表。
西崑體時文經過前一階段的打擊，到11世紀50年代前後，已經衰敗。此時形成為古文運動對立面的，是產生於其內部的“太學體”。所謂太學體，早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已肇其端，始作俑者是以激烈討伐時文出名的太學講官石介。其文體怪誕詆訕，流蕩猥瑣，是宋初柳開以來險怪奇澀傾向在古文運動後期登峰造極的發展。當西崑體的影響基本肅清之後，它自然成為以平易暢達為本色的北宋古文運動主流派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歐陽修主持禮部考試的嘉祐二年(1057)，是古文運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蘇軾、曾鞏(1019～1083)和蘇轍(1039～1112)都是這一年中的進士。再加上王安石、蘇洵(1009～1066)，歐陽修周圍重新團結瞭一大批比尹洙、蘇舜欽等前期古文傢更加優秀的人才。內中各人的政治見解和文學主張雖不盡相同，但在此前後，都寫出瞭不少成為後世典范的古文名篇。如歐陽修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醉翁亭記》、《秋聲賦》；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讀孟嘗君傳》、《遊褒禪山記》；蘇軾的《留侯論》、《石鐘山記》、《赤壁賦》；蘇洵的《六國論》；曾鞏的《墨池記》等，文采斑斕，使宋文於此極盛。
歐陽修重視獎掖後進，王安石、蘇軾皆出其門而相繼主盟文壇，宋文得以順利發展。嘉祐二年的科舉改革後，古文日益興盛，幾年後，太學體剽裂之文即一掃而光，古文從此取代駢文占據瞭文壇的主導地位以迄近世。
古文運動之所以在北宋中期取得成功，大致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治鬥爭對文體改革的推動。11世紀中葉，文壇鬥爭最激烈的時候，也正是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相繼進行的當口。歐陽修以“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的精神，通過古文創作幹預現實，激揚時局；王安石、蘇軾也均以“務為有補於世”和“言必中當世之過”，要求自己的古文寫作直接為現實鬥爭服務。政治鬥爭必然有勝有敗，勝者以古文為工具發號施令，務求使人明白易懂；敗者以古文為武器維護和抗言自己的主張，也以雄辯曉暢為鵠的。於是古文創作諸體齊備、層出不窮，宋文長於議論、平易暢達的特色也因之而形成。其次是儒學發展和變遷的刺激。11世紀40年代傳統的漢學開始受到沖擊，向宋學轉變，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古文傢對文體的變革，為宋學的建立提供瞭不受聲韻偶對限制、可以自由發揮的方便。宋學一開始就形成的那種疑經惑古的精神又啟發瞭古文傢的勇於創新。先後執文壇之牛耳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除側身政治舞臺外，在儒學上也均有建樹。第三，科舉改革的促進。北宋自宋太祖趙匡胤以來，特重科舉取士。歷朝科舉制的改革和主試官的選任，同文風的變遷緊密相關。“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送門生”。王禹偁多次出入內廷，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而始終沒有獲得知貢舉的機會，是他未能在宋初文壇團結後進，形成一股力量的主要原因。“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乃楊億等人的西崑體獨步一時的根源所在。嘉祐二年，古文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也正是由於歐陽修巍然端坐在主試官的位置之上。此外，古文傢隊伍的形成和壯大，以及優秀作品的大量問世，使古文運動具備瞭堅實的基礎，足資仿效的典范，也是北宋古文運動取得成功並對後世發生巨大影響的重要原因。唐宋散文繼承瞭秦漢散文傳統，又具有題材更廣、與現實生活聯系更密切、文學性更強等新的特點。新的古文傳統形成以後，駢文並未銷聲匿跡。當代和後世仍不斷出現駢文作傢和作品，古文傢亦時或采用駢辭麗句作為藝術手段。隻是駢文不再占據統治地位，由唐宋古文運動開始的古文新傳統，支配文壇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才被語體文所代替。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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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植鍔：《宋初古文運動的兩種傾向》，《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