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傢、史學傢。一名鞏祚，字瑟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年隨父宦遊北京、徽州、上海等地。二十七歲為舉人。此後，五次會試落第。道光元年(1821)官內閣中書，任國史館校對官。九年，始成進士。官至禮部主事。十九年，棄官南歸。二十一年，於江蘇雲陽書院猝然去世。
龔自珍外祖父為乾嘉時期著名學者段玉裁。自珍初承傢學淵源，從文字、訓詁入手，後漸涉金石、目錄，泛及詩文、地理、經史百傢。他受當時崛起的“春秋公羊學”（見《春春秋》、《公羊傳》)影響甚深。面對嘉道年間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他毅然棄絕考據訓詁之學，一意講求經世之務，一生志存改革，每多驚世駭俗之論。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的積弊，進行瞭揭露和抨擊。他認為當時的社會已處於“衰世”，清王朝的統治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提出“探世變”、“思更法”的主張。後假《公羊傳》大義，進一步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這些思想為後來康有為等人倡公羊之學以變法圖強開瞭先聲。中年以後，雖然志不得伸，轉而學佛，但是“經世致用”之志並未消沉，對鴉片為禍、白銀外流、國匱民乏的憂慮，多見諸其詩文雜著。他支持林則徐查禁鴉片，並致書林則徐建議加強軍事設施，做好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準備。
龔自珍一生追求“更法”，雖至死未得實現，但亦在許多方面產生瞭有益的影響，起瞭開啟風氣的作用。在社會觀上，他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於“貧富不相齊”。認為要改變這種不齊的現狀，必須收拾“人心”。與之相應，要求改革科舉制，多方羅致“通經致用”的人才，呼籲“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哲學思想上，闡發佛教中天臺宗的觀點，認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後起”的一傢之談，為其收拾“人心”、重視“人才”的社會主張提供理論依據。在史學上，發出“尊史”的呼籲。他潛心於西北歷史、地理的探討，提出開發邊陲、保衛疆域的一系列切實可行的主張，不僅有益於國傢統一的鞏固，而且對清中葉以後西北歷史地理的研究起瞭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文學上，則提出“尊情”之說，主張：“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一生憤世疾俗，發為詩文則汪洋恣肆，奧博雄峻，自成一體，一掃乾嘉以來“剽掠脫誤，摹擬顛倒”的文風，對晚清文學影響甚大。生平詩文甚富，生前雖已陸續結集自刻，但故世後多有散失。近世曾有《定盦文集》、《定盦遺著》諸本刊行。今人輯諸本為一，詳加校勘，成較為完備的《龔自珍全集》，頗便檢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