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雇傭勞動稱為傭、傭作。雇傭勞動戰國時已出現。秦末農民戰爭領袖陳勝少時就曾為人傭耕。漢代土地兼併加劇，破產農民多數淪為佃客。甚至一些沒落的貴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也有潦倒到為人傭作的，使用雇傭勞動的範圍也相當廣泛，農業、手工業、商業、運輸業、建築業中，都見有使用傭工的。西漢倪寬傢貧為人傭耕；東漢第五訪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合浦太守孟嘗也曾身自耕傭。在手工業中，武帝官營鹽鐵之前，豪強大傢采鐵煮鹽，往往役使大量流亡人民充當他們的傭工。鹽鐵官營之後，采鐵鐵煮鹽，大抵使用卒、徒。但郡中卒輪到踐更時多有雇人以代的。私人采礦業如采黃金珠玉及東漢的冶傢，使用傭工，亦見記載。司馬相如設酒肆，與傭保雜作；東漢李固幼子為避禍變姓名為酒傢傭，則是商業特別是酒店中使用傭工的事例。此外，漆器制作、紡織、運輸、官府的治河、修陵等工程，以及官府、學校的烹炊、舂米、抄寫等，也都有使用傭工的，東漢班超投軍從戎之前，即曾為官傭書。傭工有的是短期出賣勞動力，有的是長期傭作為生。傭工一般由主人供給飲食及付工資，也有隻付工資或僅供飲食的。漢代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傭值各有差等。西漢政府參照市價規定的女工雇值為每月三百錢，一些記載中提到男子的雇值每月由一千至兩千錢。農民在農忙時也有雇工或按雇值換工的。東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詔無田農民應募遷徙他鄉，官府賜與公田，為雇耕傭。傭作在兩漢農業生產中也占一定的比重。
傭工對主人的關系，可分兩種類型。一種是自願的雇傭，自來自去，有行動自由，其身分和雇值都較高，有些傭工還是士人出身，在受雇期間可以自己讀書。這類雇傭可稱為“賣傭”、“市傭”。另一種是依附性的雇傭，逃罪、逃債、逃稅、逃役的農民和其他人，流亡他鄉，“依倚大傢”，受其雇傭，脫離名籍，失掉爵命（亡命），逃避瞭國傢的賦役負擔，卻作為依附，對豪強大傢有一定的人身隸屬關系，身分地位較低（近似農奴）。西漢前期私人鹽鐵主一傢聚眾至千人的即為這種依附性的雇傭勞動。這類雇傭有“隸傭”、“仆賃”之稱。史書所說的“流庸”大都為隸傭。
依附性雇傭在手工業中較多，人數也比戰國時增加，但不是自由的雇傭關系，而帶有封建的依附關系，所以不成其為新的生產關系的萌芽。在農業中，自由身分的雇傭關系雖有不少記載（如上述的倪寬、孟嘗，還有匡衡、第五訪等人，在為官前都曾為人耕傭），農忙時短工更是屬於自由的“市傭”，但畢竟還是一種零星現象、救急辦法，臨時外出傭耕者一般都有自己能借以糊口的幾畝土地。所以，秦漢時的傭作還是前資本主義時代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雇工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