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

  中國近代思想傢、翻譯傢、教育傢。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縣(今閩侯縣)人。他在青少年時代,曾考入福州船政學堂,後被保送到英國留學,回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後升總辦,曾協助張元濟辦北京通藝學堂,並在天津主辦《國聞報》。<

  嚴復是中國最早系統地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理論和學術思想,宣傳“西學”、“新學”並以它與封建主義的“中學”、“舊學”相抗衡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先後翻譯瞭英國生物學傢T.H.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譯其中一部分名為《天演論》),古典經濟學傢亞當·斯密的《原富》,哲學、經濟學傢J.S.米爾(舊譯穆勒)的《邏輯體系》(嚴復譯其中一半名為《穆勒名學》),法國思想傢 C.de S.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嚴復譯本名為《法意》),社會學、教育學傢H.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嚴復譯本名為《群學肄言》)等。特別是他所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對當時影響較大。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嚴復認為既不能依靠舊的法制,也不能單依靠興辦洋務的治標辦法,應該從中國最根本的文化教育入手。“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鼓民力”就是要增強人民的體質;要註意操練、飲食,提倡醫學,尤其是應當嚴禁鴉片和禁止纏足。“開民智”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習西方科學傢研究學問的方法。“新民德”就是提高人民的道德,極力主張采用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社會道德。

  嚴復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進行瞭深刻的揭露,並指出它所造成的三大禍害:即“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所以,嚴復斷然指出:欲使國傢富強,多出胸有實學的人才,則非“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與此同時,嚴復嚴厲批判中國傳統的“舊學”──“漢學”、“宋學”等種種封建主義文化,不但是“無實”、“無用”,而且是“謬種流傳,羌無一是”,“徇高論而遠事情,尚氣矜而忘實禍”的高談闊論和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的東西。他認為這些“舊學”不能拯救國傢的危亡,是“學術末流之大患”,“皆宜且束高閣”。

  因而,他呼籲:“求才為學二者,皆必以有用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強,富強之基,本諸格致”。應把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之類的教學內容引進學校的課程中來,設立新式學堂,建立新的教育制度。

  1902年,嚴復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提出瞭一個比較詳細的學校教育制度的藍圖,並對各級學校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提出瞭自己的主張和要求:①初等教育:“學生未進中學之先,舊學功課,十當處九”。學習的目的是執筆能為“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但也應該用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一些西學方面“最淺最實之普通學”做為輔助讀物。對舊的教學方法也應有所改革,“減其記誦之功”而“益以講解之業”。②中學教育:中學堂的功課,應以“西學”為重點,“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③高等教育:中學堂學習四五年後,“使可升入高等學堂為預備科,三四年後,便可分治專門之業”,即學習各種專門的學科。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核,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之”,即讓學生在課餘時間通過自學來解決。

  嚴復又是一位在近代中國積極介紹西方科學研究方法的思想傢。他指出西方科學傢研究學問的根本精神不外“實”和“用”兩個方面,就是根據客觀事實探求真理的態度和學以致用的研究精神。他還贊美西方科學傢研究自然科學都是以實驗方法為基礎的,通過客觀事實的普遍證明,然後建立公理或原則。他說:“西學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嚴復當時所傳播的這種初步具有科學觀點研究學問的思想方法,啟發瞭當時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和不少的知識分子,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嚴復後半生不能跟隨歷史的潮流前進,及至辛亥革命以後,竟在政治上贊成帝制,思想上轉向尊孔讀經,從先進走向它的反面。他的著作有《瘉壄堂詩集》、《嚴幾道詩文鈔》等。著譯編為《侯官嚴氏叢刊》、《嚴譯名著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