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中國由長期的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的開始，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起點。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失敗為止的這段歷史時期，在文化教育領域裏，清政府繼續推行以尊孔讀經和八股文為主要內容的封建主義教育。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則利用不平等條約奪取到的種種特權，在中國設教堂，辦學校，開醫院，發行書刊，對中國進行文化教育侵略。
由於封建社會內部危機的加加深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在地主階級內部開始瞭改革派和頑固派之間的鬥爭。改革派是由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組成。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就是地主階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改革派的教育主張 改革派主張抵抗外國侵略，反對妥協投降，批評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要求改革現狀，主張瞭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傢的情況，學習西洋的某些進步的技術，以達到強國禦侮的目的。
改革派對當時學術界、教育界盛行的空談心性，崇尚空疏的“宋學”和專事考據、脫離現實的“漢學”提出批評，提倡“經世致用”的新學風。他們主張研究古代學術典籍，應該聯系當時的政治鬥爭。提出要本著重視實際和“經世致用”的精神研究外國的歷史、地理，研究本國政治、經濟情況。改革派極力反對頑固派那種對外國閉塞無知而盲目自大的保守主義立場。譏笑他們是“徒知侈張中華，未睹寰瀛之大”。主張必須研究和學習外國的長處，以抵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改革派又對八股取士的制度進行瞭揭露。他們認為這種文體控制瞭科舉考試500年，已到瞭窮途末路的境地，它標志著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已經日趨腐朽和反動。
由於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加深和激化，1851年終於爆發瞭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太平天國對封建主義的文化教育給予瞭沉重的打擊，並進行瞭教育改革的嘗試。但最後以革命失敗而告終止。
洋務派的教育 清政府在經過長期的農民戰爭的打擊後，統治力量大為削弱。為瞭繼續維持封建統治，它需要更多地依靠外國勢力。因此，它們對外國侵略者采取瞭“堅持一心，曲全鄰好”的賣國投降主義政策。至此，中國的封建統治集團和外國的侵略勢力結成瞭反革命同盟。並在中國封建統治集團內部開始形成瞭兩派──頑固派和洋務派。
洋務派以“自強”和“求富”為口號，推行瞭以拯救清朝封建統治為目的的“洋務運動”。他的代表人物有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洋務教育是洋務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是為洋務派的政治路線服務的。
洋務派最早創辦的一所“ 洋學堂”是京師同文館。它是1862年在北京設立的。後陸續開設瞭上海廣方言館(1863)、廣州同文館(1864)、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設的機器學堂 (1865)、福州船政學堂 (1866)、天津水師學堂(1881)、上海電報學堂 (1882)、天津武備學堂 (1885)、廣東水師學堂(1887)、湖北自強學堂(1893)、南京陸軍學堂(1896)等學校。
洋務派興辦的新式學校主要有三種類型：①同文館或廣方言館（外國語學校）；②武備、水師學堂（軍事學校）；③機器、電訊學堂（技術學校）。洋務派舉辦的“洋學堂”，沒有統一的學制，也沒有形成學校系統，它的教學內容，除瞭四書、五經等封建主義的“舊學”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藝”。
洋務教育的政治目的是為瞭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這些學校的教學大權又往往是掌握在外國傳教士、軍官和技師的手裡，所以這些學校的實質既是封建性的又是半殖民地性質的。
洋務派除舉辦“洋學堂”外，還辦理留學教育，派遣學生往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學習軍事、技術和自然科學。1872年曾國藩、李鴻章接受容閎的倡議聯名奏請清朝廷選派幼童赴美留學。奏折說：“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曾、李的奏折被清朝廷批準後，由容閎帶領幼童赴美，這是中國近代派遣到外國去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除瞭派學生留美外，洋務派還先後在1876年、1877年派遣學生到德、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傢學習陸軍、海軍和造船等科。
洋務教育的舉辦歷時30多年。它走的是一條“借材異域”的道路，不可能學到真正的科學技術，再加上學校管理腐敗，洋務教育的命運正如其他的洋務事業一樣，成效甚微。但是，由於它在近代中國開設瞭第一批外語、科技學校、派遣瞭第一批留美、留歐學生，翻譯瞭第一批科技書籍，培育瞭一批科技人才，在客觀上使封建主義的教育出現瞭縫隙，給教育領域裡帶來瞭一些資本主義的事物。它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上，是有一定影響的。
在洋務運動期間，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繼續擴大他們的文化教育侵略的地盤，從19世紀70年代後期起，外國傳教士除瞭繼續增設中小學校外，開始在中國創辦教會大學，以培植符合他們需要的所謂“有勢力的人物”。其目的就是要豢養一批買辦洋奴式的知識分子，來代替中國的舊士大夫，便於他們對中國的侵略。
戊戌維新變法的教育 1898年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瞭一次變法圖強的維新運動。領導這次維新變法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他們受瞭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當時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為瞭傳播他們的改良主義維新思想，培養維新變法幹部，他們用向皇帝上書，組織學會，興辦學校，設立報館，著書，翻譯等辦法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的情況和文化思想，企圖以此向統治階級上層和知識分子宣傳維新富強的道理。但是維新變法思想的傳播與封建頑固勢力發生瞭尖銳的矛盾，通過報紙、奏折、書刊、學會和學堂的講壇，維新派同頑固派、洋務派在政治、文化教育領域內展開的激烈論戰，持續瞭幾年。而在教育戰線上主要是圍繞著要不要變科舉、廢八股和提倡西學，舉辦學堂的問題上進行的。
頑固派堅持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維護中學，反對西學。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兩派的基本態度是一致的。維新派則反對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他們認為它是為維護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服務的。這種考試制度培養和選拔出來的知識分子，實際都是一些“謬妄胡塗”的廢物，“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隳壞志節於冥昧之中”(嚴復:《救亡決論》)。這種封建主義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知識的貧乏到瞭驚人的程度；往往“鄉裡子弟，讀書十年……，而不能作一書札”，“通人學士，或有問一裡之長果幾許？無能答者”，甚至“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為何人，曾入翰林，而問司馬遷為何科前輩”（徐勤：《中國除害議》）。維新派對封建主義的教育制度十分痛恨，迫切要求廢八股，並把它列為維新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
維新派認為要想使中國富強，隻有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學習，設立新式學堂，建立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學習資本主義國傢的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社會政治學說。他們明確地宣稱：“救亡之道當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則庶乎其有鳩耳。東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嚴復：《救亡決論》）。他們把提倡西學作為救國的藥方。
與此同時，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從康有為到譚嗣同，他們都設計瞭各種各樣的發展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方案，把興辦新式學堂列為維新變法的重要內容。但是頑固派對此卻是十分仇恨，他們攻擊維新派興辦學校是散佈“邪說”，“名為培才，實則喪才”，“且貽人心風俗無窮之憂”（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這場在文化教育領域裡的鬥爭，實質上是舊學與新學，中學與西學，科舉與學校的鬥爭。這場論戰，開始沖破瞭封建主義的思想壁壘，使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頭腦初步清醒過來，重新認識世界。這場論戰，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
“百日維新”是維新變法運動的高峰，在“百日維新”期間，維新派積極“除舊佈新”，推行新政，通過當時的光緒皇帝頒佈瞭大批維新變法的詔令。除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改革外，屬於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①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凡國傢的會試，省級的鄉試及府縣的生童歲科(考秀才)，舊用的八股文，一律改試策論。各級考試仍定為三場，一試歷史政治；二試時務，三試四書五經；以後一切考試，取士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不憑楷法(寫字)好壞為取舍標準。在規定的考試外，又開設考試經世致用學問的“經濟特科”，選拔新政人才。②在北京設立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將原設的官書局和譯書局並入大學堂。大學堂在課程方面采取中西並重的方針，並把課程規定為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京師大學堂的任務規定為：不僅是各省學堂的表率，而且還有統轄各省學堂的大權。③籌辦高、中、小各級學堂。各地舊有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和西學的學堂；省會的書院改為高等學堂，府城的書院改為中等學堂，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地方捐辦的義學、社學，亦令中西兼習。獎勵紳民興學。中學應讀之書由官書局頒發，民間祠廟不在祠典者，由地方官曉諭，一律改為學堂。④籌備設立鐵路、礦務、農務、茶務、蠶桑、醫學等專門學堂。⑤建立新的譯書局，編譯學堂，編譯外國書籍。⑥改時務報為官辦，鼓勵自由創立報館、學會。各省士民著作新書，創行新法，制成新器，合於實用的，均給獎賞，或量才授予實職。⑦派人出國遊學。由各省督撫就學堂中挑選聰穎學生有志深造者，派赴日本遊學。
京師大學堂學生足球隊員合影
從這些“詔書”、“上諭”中，可以看出在“百日維新”中無論是教育制度或是教育內容的改革，都具有資本主義色彩，是適應當時中國微弱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和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它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並對以後近代中國教育的改革起瞭一定的推動作用。雖然變法失敗後，除京師大學堂外，全部新法被頑固派所推翻；但新舊兩派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的思想影響卻是深遠的。
清朝政府的“改革教育” 至19世紀末，封建傳統的教育遠遠不能適應當時社會變化的要求，清政府也被迫進行瞭一些改良，陸續對當時的書院和科舉制度采取瞭若幹改變措施。其改變的方法不外三種：①把原有的（見中國古代書院）加以整頓，增添新的課程。例如，加強對學生的考核、約束。除傳統的中學外，增加格致、制造、算學、外國語等西學課程。②創設新式的書院。例如：1897年在杭州創設的求是中西書院，延請一西人為正教習教授各種西學，華教習二人副之，一授算學，一授西文。中西學兼習，學習期限為5年。③改書院為新式學堂。即將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
清末科舉制度從改革到廢除，也可分為三個步驟:①對科舉內容進行改革，例如：1901年第2次明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和廢除武試。②對科舉中額的遞減。③對科舉制度全部廢除。清政府在1905年發佈上諭：“著即自丙午科(1906)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清政府在1904年舉行瞭最後一科進士考試以後，就再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從書館的逐漸改為新式學堂，科舉制度的明令廢除，這標志著封建時代的舊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基本結束。以“癸卯學制為標志的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服務的教育制度正式形成和確立。
清王朝為瞭維護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從1901年起，開始實行一些所謂“新政”。“改革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清政府的《詔書》中說：“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1902年，清政府公佈瞭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一系列“學堂章程”，即《欽定學堂章程》（舊稱“壬寅學制”）。但是，這個學制未及實行，清政府又在1903年命張百熙、榮慶、張之洞重加擬定，並於1904年1月公佈，即《奏定學堂章程》（舊稱“癸卯學制”）。
“癸卯學制”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以法令形式公佈並在全國推行過的學校教育系統。為瞭從組織上保證“癸卯學制”的推行，清政府於1905～1906年間成立瞭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機關，管轄全國教育。清末各級教育行政機關系統如下：
清末各級教育行政機關系統
中央學部的最高長官為尚書，其次則為左右侍郎。部內的組織，分為五司十二科，分掌本部事務及全國各項教育。此外，還設有視學官，輪流出京視察全國各省教育。
省設提學使司，專管全省教育事務，主管長官為提學使。提學使司下分設六課，分掌本司事務及全省各項教育。此外，另設省視學，承提學使的命令，巡視本省各府廳州縣的學務。
府廳州縣設立勸學所。勸學所的職權不僅掌管本府廳州縣的教育行政，並有誘勸地方人士建立學堂推廣教育的責任。每所設總董一人。每府廳州縣劃分若幹學區，每學區由總董選舉本區“熱心教育”的士紳充任勸學員，負責推行本區的一切學務。
癸卯學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瞭興辦學堂事業的發展。由此，在20世紀初期，不僅國內學堂紛紛成立，知識分子人數急劇增加，而且，出國留學也成為一種風氣。當時不但清王朝中央政府派出留學生，地方官僚軍閥也派出留學生，不但有官費留學生，也有自費留學生。特別是科舉停止後，出國留學就成為知識分子尋找政治出路、職業出路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更為重要的是當時不少知識分子痛感民族的危亡，憤恨清政府的腐敗，為瞭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才離鄉背井，飄洋過海。“東亞風雲大陸沉，浮槎東渡起雄心。為求富國強兵策，強忍拋妻別子情”，這正是當時進步的知識分子出洋留學心情的真實寫照。據統計，當時留學生的人數約在2萬人以上，僅日本一國，在1906年就有中國留學生1.3萬餘人。
1905年學部成立後，就厘訂瞭各項留學章程，規定瞭各項留學資格、管理、獎勵等制度。此外還特別制定瞭《貴胄遊學章程》，使清王朝的王公貴族及其子弟獲得出國留學的特權。
清政府無論是興辦學堂或是派遣留學生，學習的無論是政治、軍事或工程技術，目的依然是為瞭維護其搖搖欲墜的封建專制政權。但是，相當一部分青年留學生接觸瞭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感受著民族危難的刺激和群眾鬥爭的影響，思想上有瞭變化。在辛亥革命的準備時期，這些年輕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不少人都成瞭勇敢的革命闖將。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教育 在辛亥革命準備期間，在思想、教育領域裡，資產階級革命派與清政府推行的忠君、尊孔讀經的反動教育進行瞭鬥爭，也對保皇派的保皇尊孔思想進行瞭批判。資產階級革命派指斥孔學為“奴隸之學”，“偽學”，並嚴正宣稱：“偽學不除，乾坤將無寧日”（《中國古代限抑君權之法》）。他們又以尖銳的筆觸揭露瞭清王朝利用孔學統治學術界、教育界的真相。呼籲知識分子趕快從清王朝所設置的“髫齡入學，皓首窮經”，“困之以八股，試帖、楷折，俾之窮年矻矻，不暇為經世之學”（鄒容：《革命軍》）的圈套中跳出來。
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清政府及保皇派的尊孔讀經逆流的痛擊和批判，使當時的知識界和教育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從孔孟之道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推動瞭民主革命的向前發展。但是，在民主革命未能取得勝利之前，教育權和學校仍掌握在封建統治階級手裡，而封建主義的專制教育和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對當時的教育界和知識分子的毒害是十分深重的。所以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派積極開展各種教育活動，一方面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消除封建主義和奴化教育的思想毒素，教育人們奮起革命；另一方面創辦革命學校，培養革命的骨幹和人才。
1903年，孫中山親自在日本東京練兵場附近創設革命軍事學校，聘請日本軍事學傢及退役軍人為留學生教授軍事。入學者一律宣誓服從革命領袖，實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許多革命分子積極入校學習。青山軍事學校成瞭革命派鼓吹革命，培養軍事幹部的生氣勃勃的場所。
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人在上海創立中國教育會，由蔡元培任會長。中國教育會積極支持當時青年學生們反迫害的革命行動，還設立瞭愛國學社，接納受迫害的學生入學。中國教育會還開設有愛國女學校，提倡男女教育平等，婦女獨立。此外，為瞭組織革命力量，擴大革命影響，中國教育會還“派遣會員分赴江浙各省組織支部，興辦教育”。於是中國東南各省教育界、知識界興學之風，盛極一時，都以“振興學務為救國保種之惟一途徑”，“學生之趨向激烈論者，所在多有”。它有力地推動瞭革命浪潮的發展。
1905年，光復會成員徐錫麟、陶成章在浙江紹興創辦大通師范學堂，邀請女革命傢秋瑾主持校務，設置國語、教育、倫理、圖畫、音樂等文化和教育課程。但特別重視軍事體育(包括器械體操，兵式體操，夜行軍，爬山，泅水等）。學堂還利用取得官府公文護照的合法條件，買來槍枝子彈，聘請革命黨人擔任教官，對學生進行比較嚴格的軍事訓練，有時則是真槍實彈的軍事演習。大通師范學堂的學生大多數參加瞭當時的革命組織光復會。這些學生是徐錫麟、秋瑾準備武裝起義計劃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武漢向稱“九省通衢”，革命黨人的教育活動也很活躍。1904年革命黨人成立武漢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名為研究學術，實則預謀革命。1906年革命黨人又成立日知會，日知會本來是公開的群眾閱報機關，以劉靜庵為首的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利用這個機關宣傳革命思想。湖北地區由於革命黨人工作的努力和深入，革命力量迅速壯大，在全國各地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鬥爭蓬勃發展形勢的鼓舞下，很快爆發瞭武昌起義，終於推翻瞭清王朝的腐朽統治。辛亥革命勝利後，取消清政府規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廢除癸卯學制，並在教育內容、方法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它反映瞭中國資產階級要求建立一個獨立富強和文化教育發達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強烈願望，這符合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潮流。
參考書目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