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代民間藝人講說故事的專稱，相當於近世的說書。“說”字在古代就含有故事的意思，如韓非子的《說林》，劉向的《說苑》，都是故事的結集。隋代更以“話”字來稱故事，《太平廣記》卷248引侯白《啟顏錄》記載：楊玄感曾要求侯白“說一個好話”，侯白被纏不過，乃說“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雲雲。這是說書（或者是說故事）最早的記載。
說話的歷史流變 說話作為一種民間伎藝，興起於唐代代。唐代佛教寺院中流行的俗講，多為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一類的變文，如《漢將王陵變》、《季佈罵陣詞文》、《秋胡小說》、《韓擒虎話本》、《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唐代除這種說唱性質的俗講外，在民間已經產生瞭說話伎藝。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4《貶誤》篇記載：“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列於雜戲中的市人小說，當即職業性說話人的伎藝。唐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的詩句，原註雲：“樂天每與予遊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一枝花》就是白行簡所寫傳奇小說《李娃傳》的故事。說這一故事時，“自寅至巳猶未畢詞”，可見其不象《李娃傳》那樣粗略，必然極盡增飾鋪衍之能事，也可知當時的說話藝術已十分生動細膩。另外，郭湜《高力士外傳》記載唐玄宗退位以後，“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說明說話伎藝已經流入宮廷。這些記載都在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後，與寺院中俗講的興盛屬同一時期，從中也可約略考知說話伎藝對俗講的影響。
說話伎藝繁榮興盛於兩宋時代。宋代繼五代幹戈擾攘之後，建立起統一的封建王朝。隨著商業的繁榮，城市的擴展，市民階層迅速壯大。為適應市民階層的要求，城市裡遍立瓦肆勾欄以為娛樂場所，其中最流行的伎藝便是說話。《東京夢華錄》記述汴京（今開封）勾欄中說話藝人有講史7人，小說6人，說諢話1人。另外在閭裡坊巷之間也有說話藝人活動，蘇軾《東坡志林》記載：“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傢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至宋高宗南渡以後，都城臨安（今杭州）的城、郊區迅速拓展，人口增加數十倍，成為一個龐大的消費城市，百戲伎藝更為興盛。周密《武林舊事》卷6《諸色伎藝人》條記載，勾欄及宮廷中演史藝人23人，小說藝人52人，說經、諢經藝人17人，說諢話藝人1人。也有一些無名的路歧藝人進不瞭勾欄，隻在城市廣場上和鄉村做場獻藝，叫做“打野呵”；此外還有在茶肆、廟會、私人宅第中獻藝者。另外，小說藝人朱修、孫奇等都曾在德壽宮獻藝，得到高宗的賞識。宮廷中除瞭召喚說話藝人進宮供奉以外，還有一些內宮的近侍也會演述小說，如《三朝北盟會編》卷149記載內侍綱編撰邵青起義及受招安的故事為小說，為高宗演述，使高宗知道邵青及其部屬忠詐、強弱之本末。
南宋吳自牧《夢粱錄》曾提出“說話四傢”之說，但由於文字段落不明，句讀歧異，所以近代學者對四傢之分曾產生過分歧意見。在宋人著述中，耐得翁《都城紀勝》的記載比較明確：“說話有四傢：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樸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從這段文字記載的題材內容看，一般認為可分：①小說（又稱銀字兒）；②說公案、說鐵騎兒；③說經、說參請；④講史書。另外，據《西湖老人繁勝錄》“瓦市”條所載，則分為：小說、說經、說史書3類。《武林舊事》和《夢粱錄》記載諸色伎藝人姓名，也是按這3類劃分。清代翟灝《通俗編》引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之說，分為銀字兒、鐵騎兒、說經、講史四傢，近人王古魯《南宋說話人四傢的分法》一文也從其說，並加以闡釋。
小說 又稱銀字兒，一般認為是由於小說在說唱時用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來伴奏而得名。由於這種樂器吹奏的聲音悱惻動人，後來有些詩中常以銀字作為哀艷腔調的代稱。至宋代銀字引申為哀艷之意，像小說中煙粉、靈怪、傳奇一類，內容大都哀艷動人，因此以銀字兒來稱這一類小說，與公案、鐵騎兒相區別。宋代小說有說有唱，可以用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來伴奏，也可以吹起這種樂器來招徠聽眾。宋代，在民間諸色伎藝人中，以小說藝人為最多。據《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時出色的小說藝人有李慥、楊中立等6人。南宋時據《武林舊事》、《夢粱錄》等書記載，則有蔡和、李公佐等50餘人。可見南宋時小說伎藝比北宋時還要盛行。另據《武林舊事》載，南宋時小說人也有瞭自己的行會，名為雄辯社，在迎神賽社時與其他伎藝一起演出。
據《醉翁談錄》、《也是園書目》和《寶文堂書目》中所記宋代話本名目，約有140多種，大部分已經散佚，留傳至今的有《京本通俗小說》殘卷。此外尚有《刎頸鴛鴦會》、《柳耆卿詩酒翫江樓》、《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等散見於明人所輯的《清平山堂話本》、《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熊龍峰刊本中。在《醉翁談錄》裡也載有《因兄姊得成夫婦》、《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張生彩鸞燈傳》等，不過都比較簡單。這些小說，有的取材於唐人傳奇，像《李亞仙》、《鶯鶯傳》、《大槐王》、《聶隱娘》等；有的采自歷史故事、神怪故事和民間傳說，象《薑女尋夫》、《楊令公》、《五郎為僧》、《紅蜘蛛》、《芭蕉扇》等。更多的是取自宋代社會現實生活，象《碾玉觀音》、《錯斬崔寧》、《志誠張主管》等，描寫的都是當時市民階層中的生活圖景，通過中下層市民的遭遇和命運，揭露瞭當時封建統治階級草菅人命迫害小民的殘暴行為，同時贊揚瞭這些下層人民的智慧、勇敢和反抗精神。這是在宋代小說中所出現的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題材內容。
鐵騎兒 是否與銀字兒別為兩傢，在近代學者中還有不同看法。根據《都城紀勝》所說，鐵騎兒是敷演“士馬金鼓之事”，由於它與講史不屬於一傢，所以嚴敦易在《水滸傳的演變》一書中認為當是專門講說宋代戰爭故事，包括農民暴動和起義以及抗金義兵的一些英雄傳奇。陳汝衡《說書史話》及李嘯倉《宋元伎藝雜考》都認為說公案、鐵騎兒應為一傢，“士馬金鼓”與“樸刀桿棒”題材相近，而與小說傢的傳奇、煙粉、靈怪題材不同，可分為文、武兩傢。
說經 說參請 演說佛經故事和參禪悟道故事。在唐代已很盛行，當時由僧侶們在寺廟中講唱。宋代說經，相傳最早的《香山寶卷》即為北宋崇寧二年(1103)普明禪師在武林所作，北京圖書館所藏《銷釋真空寶卷》也是宋末元初的抄本。可能因南宋瓦肆間以講唱勸世經文的為多，因此當時稱為說經或談經。南宋說經人，據《武林舊事》、《夢粱錄》等書記載，有長嘯和尚、達理和尚、喜然和尚、陸妙慧、陸妙靜等20人左右，都為僧尼。說諢經則有戴忻庵1人。
講史 即講說歷代爭戰興亡的故事，都是長篇。主要事跡基本符合史實，在細節和刻畫人物上則全靠藝人敷衍描繪。北宋時瓦肆間說三分已經很盛行，據《東京夢華錄》載，崇寧、大觀年間瓦肆中除去一般講史外，單有藝人霍四究專門說三分，還有尹常賣講五代史。南宋時講史更加發展，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當時在臨安北瓦的十三座勾欄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武林舊事》所記的諸色伎藝人中，除小說外，也屬講史藝人最多，計有23人。講史的伎藝要求有淵博的學識，象《醉翁談錄》所說，要通經史、博古今，才能“秤稱天下淺和深”。《夢粱錄》中所載的講史藝人王六大夫，便是“講諸史俱通”的，因此聽者紛紛。其他講史藝人象喬萬卷、戴書生、張解元、陳進士等，都是由於精通書史文傳，廣識博聞，才得到這類稱號的。
宋代所講說的史書，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以說三分和五代史為最流行。南宋時，據《夢粱錄》載，則有：《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在《醉翁談錄》中則載有：說孫龐鬥智、劉項爭雄、三國志、說黃巢……，“史書講晉、宋、齊、梁”等，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廣泛，既可給人以豐富的歷史知識，又可激發人們的愛憎感情。
與南宋同時，北方的金朝也有不少說話藝人。《三朝北盟會編》卷77《金人來索諸色人》條記載金人向南宋索禦前祇候，包括教坊樂人、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等藝人150餘傢。《金史》中記載有供奉宮廷的“說話待詔”，如說《五代史》的藝人劉敏曾為金主完顏亮之弟完顏充說梁末帝朱友貞殺朱友珪之事；還有賈耐兒、張仲軻等都以說話為業。
到瞭元明兩代，說話伎藝仍很流行，但以講史為最盛。元代以後，講史別稱“平話”，都是講歷史故事，以散說為主不須彈唱，與清代以後的評話、評書相同。另有彈唱的“詞話”，有說有唱，題材則較廣泛，既有講史，也有傳奇、公案之類。由於宋元說話的盛行，元明之間便有文人收集話本厘定加工、刊印流行。特別是施耐庵的《水滸傳》、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等書，重新結構，首尾完整。明代以後，反映歷史和現實的通俗演義小說刊印甚多，有的是借助於說話藝人在書場上渲染積累起來的歷史故事，參酌史乘及野史筆記加工寫成；有的則是小說刊行在先，然後才有藝人加以渲染演述，如明代的《英烈傳》。到明末清初，江南說書藝術傢柳敬亭以精湛的伎藝，風靡一時，為近代評話藝術開瞭先河，並被現代的南方評話、北方評書界共同尊奉為祖師。
說話的藝術特色 宋、元的說話伎藝，雖有“四傢”之別，在藝術上最有成就、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講史和小說。講史是“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屬於長篇大書，多要依據史乘、參以野史傳說，在情節的穿插敷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都城紀勝》說：“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提破，《夢粱錄》做“捏合”。提破和捏合，是指小說傢可以不受書史文傳的局限，能夠集中地描寫一個故事，人物刻畫也顯得生動活潑。如小說《張子房慕道記》的情節描寫，比《前漢書平話》豐富充實得多；《史弘肇龍虎君臣會》的故事，在《五代史平話》裡隻有淡淡的幾筆。而這兩篇小說既有自己的主題，又有生動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刻畫，極能引人入勝。元代刻印的講史話本，隻是說話人的提綱，不象小說話本那樣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所以藝術上顯得粗糙拙劣，不能反映出講史藝人演述時的藝術特色。但是，從流傳下來一些小說話本，還可以看到宋元時代說話的藝術特色。同時，南宋人羅燁《醉翁談錄》中的《小說開辟》一節，也記載瞭當時說話藝術技巧的概貌。
小說的篇幅較講史為短，相當於現代的中篇，一個故事要分成若幹回來演述。如話本《西山一窟鬼》裡說：“自傢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蹺蹊作怪的小說。”這一話本在書面上隻有6000字左右，可見在演述時必有大量的穿插敷衍，每回都留有懸念，方能吸引聽眾。這種穿插敷衍，要做到《小說開辟》所說:“講論處不滯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傢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這些都表現瞭說話藝人“隨意據事演說”的口頭創作的特色。隻有具備豐富的社會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善於發揮想象虛構的能力，對紛繁復雜的故事情節能加以嚴密的組織，才能取得這樣的藝術效果。
說話伎藝註重詩、詞、賦贊的運用是受唐人的影響。魯迅說：“因為唐時很重詩，能詩者就是清品，而說話人想仰攀他們，所以話本中每多詩詞。”在演述正文之前，多用詩詞做為“入話”；正文中間也往往穿插一些詩詞，或作為引證，或作為描寫人物景色，或作為書中人物的吟詠。在描寫人物景色時，有時也用駢體的賦贊。有的話本在分段之處還以兩句詩做結，宋元習語稱為“按喝”，近於現代北方評書的“撥口”。正文的最後多用七言絕句收尾，有的則用四句話總括故事大意，類於元人雜劇的“題目正名”。
說話須憑口才，有的還要歌唱。宋代講史多用散說，而小說在初期是有唱詞的，如《刎頸鴛鴦會》、《快嘴李翠蓮記》、《張子房慕道記》等，唱詞或為說書人口吻的敘述體，或為書中人物語言的代言體。但至南宋以後，歌唱成分似漸稀少，所以《醉翁談錄》中敘述小說伎藝，隻說“曰得詞，念得詩，說得話，使得砌”，可見書中的詩詞都隻用念誦瞭。
“使砌”也是說話中一項重要的特色。“砌”就是插科打諢，以語言滑稽為主，似也兼有動作（神態、手勢等）滑稽的涵義在內。說話的“使砌”，有諷刺譏笑反面人物的，如話本《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在引入正文時說：“如今再說一個富傢，……隻為一點慳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變做一段有笑聲的小說。”以下即有一段砌話。也有在故事之外穿插一些笑話的，如《醉翁談錄》收有“嘲戲綺語”一卷，即是供說話人選用的砌話。這種傳統一直還保留在現代評話藝術中。
說話的影響 在北宋時已發展成熟的說話，對後世的說書藝術乃至中國戲曲的形成和白話小說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明代文人創作的小說，采取擬話本的形式，進一步推動瞭白話章回體長篇小說的出現。宋、元說話的故事，還為宋元的戲文和北雜劇提供瞭豐富的題材。戲曲中的自報傢門、下場詩、插科打諢、以敘述來描繪戰爭場面、描繪人物和景色時使用駢儷文體、劇尾的題目正名等等都留有說話的痕跡。
參考書目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北京，1980。
陳汝衡：《說書史話》，作傢出版社，北京，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