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知和行相統一的觀點。知與行是中國哲學中一對古老的認識論範疇。“知”有知識、認識的意思；“行”引申為行動和踐履。知行統一觀也就是關於認識和實踐統一的理論、學說，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明確提出，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就是知和行的關係。
知、行概念最早見之於《國語》和《左傳》。《國語·周語上》有“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的話；《左傳·昭公十年》有“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的命題。以此為開端，知與行的關係就一直是中國哲學史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伴隨著哲學思想的發展，人們對知行統一問題的探索經歷瞭一個逐步走向科學的歷史發展過程。
傳統哲學的知行觀具有鮮明的倫理特點，哲學傢討論知行問題，多從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關系立論，主要是指個人的道德踐履和道德修養，但其中也包含著認識論上的意義。近代以後，知行問題逐漸擺脫瞭古代的樸素性，具有瞭一般認識論的意義。孫中山賦予“行”的概念以某些實踐的內容。毛澤東完整地規定瞭知行范疇的科學內涵，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根據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經驗，批判地繼承瞭中國哲學史上關於知行關系問題的有價值的成果，采用中國哲學的傳統術語，把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概括成知行統一觀。因此，從整個中國哲學傳統來講，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觀，既是中國樸素唯物主義知行統一觀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也是中國哲學史上關於知行問題的科學概括和總結。
中國古代哲學傢對知和行的問題作瞭系統深入的討論。在知與行的統一關系問題上，提出瞭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代表人物主要有荀子、王夫之和孫中山。先秦時期的荀子提出“知之不若行之”、“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荀子·儒效》）的思想，指出“知”的目的在於“行”，知輕行重。同時“知”對“行”亦有指導作用，他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從而較為辯證地說明瞭知和行的統一關系。荀子的知行觀是先秦認識論所達到的最高成就，但荀子所理解的“行”，主要是指個體的道德行為和道德修養，遠未上升到哲學的抽象高度。
明清之際，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第一次明確提出和系統論述瞭“行先知後”、“行可兼知”的知行統一觀。在知識的來源問題上，王夫之反對生而知之，明確提出“行而後知有道”的觀點。關於“知”與“行”的關系，他提出瞭“知行相資以為用”、“並進而有功”的著名論斷，指出“知”與“行”是既互相對立、又互相統一的關系，認為“知行始終不相離”，而且各有其功用，人的認識正是由於知行的互相促進而不斷地深化，由行而知，由知而行，從而使認識“日進其高明而不窮”（《思問錄·內篇》）。王夫之更進一步認為，“行”是“知”的基礎，“知”與“行”是在“行”的基礎上統一的，他說，“知雖可以為行之資，而行乃以為知之實”（《四書訓義》）。他還強調瞭“行”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行”是檢驗“知”的標準：“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因此，“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書引義·說命中》）。另一方面，“知”對“行”有指導作用，二者可以互相轉化，“人知之，而後能行之”（《四書訓義》）。雖然王夫之的“行”就其主要內容來講，還是指道德踐履、道德修養的活動，但其中也接觸到瞭一些科學實驗和生產活動的內容，其內涵已經深刻、豐富多瞭。王夫之的知行學說無論是在理論的深度和廣度上，都達到瞭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最高水平，是中國古代知行觀中最優秀的成果。
近代知行統一學說有瞭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時期對知行學說貢獻最大的是孫中山的“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的知行統一觀。孫中山認為從生產活動中取得的實踐經驗是人們認識的基礎，人的認識是一個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過程。一方面，他明確肯定瞭知識是在“行”的基礎上後天獲得的；另一方面，知識的目的在於學以致用，“知”對“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心理建設》）。他從探索革命道路艱難歷程的親身經歷中，體驗到認識中國革命發展規律的困難，提出“知難”；他主張“行易”，鼓勵人們勇於實踐，革命不隻是理論上的空談，更應重視自覺地實踐革命理論。因此，在知行關系上，孫中山肯定行先知後、知難行易。孫中山的知行學說較之傳統的知行觀有著更為純粹的認識論意義，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沒有從人的社會性、人類歷史發展和實踐基礎上來考察認識問題。孫中山的思想是從古代樸素知行觀向馬克思主義科學知行觀過渡的重要環節。
毛澤東在深入研究和揭示人類思維發展的基本機制和內在規律的基礎上，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全面地清理、批判和總結瞭中國傳統的知行學說，科學地解釋瞭知行問題，在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瞭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觀。毛澤東指出：“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瞭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實踐論》）毛澤東哲學的“實踐論”突破瞭傳統倫理學對“知”、“行”范疇的狹隘規范，從實踐的意義上理解“行”，並使之成為整個哲學體系的基石。毛澤東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牢固地確立瞭“知”對於“行”的依賴關系，從而科學地闡明瞭知和行、認識和實踐的對立統一關系，傳統的知行觀從此轉變成為現代科學的認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