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傢。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1989年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2002),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93~2003),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9~200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0~2005)。江蘇揚州人。194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學生運動。194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廠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廠黨支部書記、第一副廠長,上海制皂廠第一副廠長,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科長。1955年赴蘇聯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回國後,任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動力處副處長、副總動力師、動力分廠廠長。1962年調任一機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一機部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代理黨委書記,一機部外事局副局長、局長。1980年後,任國傢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傢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1980年8月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作瞭有關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經濟特區的發言,為會議審議和通過有關特區條例提供瞭決策依據。是中國經濟特區的創建人之一。1982年後,任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部長、黨組書記。1985年後,任上海市市長,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他在工作中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並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傾聽群眾意見,總結群眾經驗,為促進上海地區的穩定、改革和發展做出瞭重要貢獻。他廣泛開展同國外的經濟技術交流活動,提出瞭發展對外經濟交流的四項原則,即相互瞭解、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和長遠考慮,有力地推進瞭上海同世界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政治風波,他旗幟鮮明地擁護和執行黨中央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確決策。同年6月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0年3月,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在外有壓力、內有困難的情況下,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繼續前進。為保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把黨的思想建設放在首位,堅持對全黨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教育,同時采取有力措施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努力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努力提高全黨同志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努力提高全黨各級組織的戰鬥力,努力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認真解決國傢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保證瞭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沿著既定的戰略目標持續健康地向前發展。他要求全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總結經驗,豐富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他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鄧小平同志已經為它確定瞭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則。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大發展。我們希望,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都要把心思用在這裡,經過實踐,集思廣益,繼續把這篇大文章作好。”在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嚴重挫折而處於低潮的情況下,他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黨員正確認識歷史的曲折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堅定社會主義的信念,並註意提高警惕和平演變的自覺性。隨著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和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他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作瞭進一步的新的概括。他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必須堅持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和鼓勵其他經濟成分的適當發展,既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搞單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動搖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須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形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須建立適應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在國傢法律法規和計劃的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積極作用,既克服過去那種過分集中、管得過多過死的弊端,又不能過於分散和削弱宏觀調控。我們應該牢牢把握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這些基本要求,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各項政策措施,逐步實現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能削弱和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種多黨制。我們應該牢牢把握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這些基本要求,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發展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保證人民當傢作主和國傢長治久安。”“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傢爭鳴’的方針,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不允許毒害人民、污染社會和反社會主義的東西泛濫;必須繼承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而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不允許搞民族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我們應該牢牢把握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這些基本要求,極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

  在對外關系中,他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中國一貫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強調每個國傢的人民都應有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和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的自由。他在眾多的外事活動中,為發展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促進世界的和平與進步做出瞭積極的努力。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傢主席、中央軍委主席。2000年,他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發展瞭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見《論“三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