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說與《公羊傳》、《谷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實為記載春秋歷史的重要史學名著。亦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傳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作，實際成書時間當在戰國中期。春秋時中國已有專職史官用簡練的文字記錄重要史事的綱目，《春秋》就是流傳下來的一種。另有稱為瞽矇的盲史官，記誦、講述有關這些題目的具體內容及遠古傳說，口耳相傳以補充和豐富文字的記載，左丘明即為瞽矇之一。約在西元前4世紀中，魏國的孔門後學以《春秋》為綱，依據瞽矇的講史記錄《國語語》和當時尚能見到的其他典籍《夏訓》、《商書》、《周志》、《鄭書》等，編成瞭《左傳》這部豐富多采的中國古代編年史。從內容來看，該書應屬戰國中期作品，不可能成於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體可能是左丘明講述的史事，因而最後的編訂者才以他主名。
《左傳》是通過敘述春秋時的具體史事來說明《春秋》所記錄的綱目的。如在《春秋》魯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的題目下，《左傳》就用五百多字介紹瞭鄭伯（即鄭莊公），他的父親鄭武公、母親武薑、弟弟共叔段，以及他們相互間的感情糾葛和權力鬥爭；反映瞭春秋初期宗法制敗壞，貴族內部大宗同旁支的較量；突出瞭武薑的溺愛縱容、共叔段的驕橫擴張，以及鄭伯的深沉有謀、頗得臣民擁戴，所以能一舉挫敗共叔段經營多年的叛亂活動，迫使他逃亡，從而加強瞭君權，為其後鄭國的強盛和莊公的小霸打下基礎。從而解釋瞭《春秋》中這六個字所包含的褒貶。很顯然，隻有通過《左傳》介紹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這些標題目錄的全部意義。所以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
《左傳》不僅記載瞭春秋時代許多重要史事，還保存瞭前此的若幹傳說古史。有些記述已反映出某些進步的思想，如輕視鬼神而註重人事，強調君主忠於人民管好國傢等。同時，它也顯示出春秋時政治思想的一些特點，如不承認統一的專制君權，宣揚君臣為共同的國傢利益而結合，雙方都有選擇的自由，不主張臣民絕對效忠於君主。
《左傳》在西漢時屬“古文經”，並成為“古文經”中的主要經典。由於漢代經學傢的門戶之見，它長期不能立於官學，未取得設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於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卻能在民間廣泛流行，並得到不少著名學者的研習和贊賞（見經今古文學）。西晉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始將《春秋》與《左傳》合編為一書，博采漢儒解說，考訂異同，自成專門之學。其後《左傳》的地位逐漸超過《公羊傳》和《谷梁傳》。唐人孔穎達作疏，一遵杜註。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傳詁》，則對杜註多所指摘。又有劉文淇等作《春秋左傳舊註疏證》，搜羅前人註釋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楊伯峻作《春秋左傳註》，簡明適用。
參考書目
徐中舒：《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左傳選》後序，中華書局，北京，1963。
珂羅倔倫著，陸侃如譯：《左傳真偽考》，新月書店，上海，1927。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