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王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傢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大轉變的時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終結階段。
中華民國的創立 民國不同於此前中國的君主王朝，它是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鬥爭而建立的共和國傢。19世紀末年，由於清王朝腐敗不堪和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先進的中國人紛紛探求救亡圖存的辦法。隨著資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學說的傳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興中會的活動一開始便和傳統的王朝更替模式區別開來，而具有新時代的特點。但孫中山的創舉當時還不能為廣大群眾所理解，追隨他的志士，隻有百餘人。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維新變法的失敗和隨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八國聯軍的入侵，極大地刺激瞭中國社會各階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推翻清政府。於是，孫中山倡導的反清革命迅速地發展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20世紀初年，一批公開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團體在國內出現。湖南有黃興組織的華興會，江浙地區有以蔡元培為會長的光復會，湖北有科學補習所，四川有公強會，安徽有嶽王會，廣東有群智社等。包括興中會在內的這些小團體，在組織形式上大都受傳統秘密結社的影響，彼此缺少聯系。它們發動的反清起義或鬥爭相繼失敗，其領導人紛紛逃往國外。
革命的挫折並沒有使小團體的領導人沮喪，相反卻給瞭他們反思、改組和大聯合的機會。由於孫中山和黃興的聯合倡導，流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於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成立瞭同盟會。會員包括十餘省的革命黨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政黨。孫中山當選為總理，黃興負責執行部。仿照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建立起來的同盟會，以激進的民主主義綱領把小團體參差不齊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這個綱領就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由此進一步闡發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內容的三民主義。同盟會還宣佈在未來的民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個共和國的藍圖，對長期受封建君主專制壓迫的中國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會成立後，發行《民報》等多種書刊報紙，揭露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抨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宣揚的君主立憲主張，鼓動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經過與康、梁論戰，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與此同時，同盟會在南方一些省區不斷組織會黨和新軍起義。以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是同盟會推進革命運動的基本戰略。從1906年萍瀏醴起義至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共發動十餘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給清王朝一次次打擊，顯示出資產階級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由於起義有脫離廣大群眾的單純軍事冒險傾向，沒能從根本上威脅清政府的統治。而起義的連續失敗，卻使一些革命黨人產生消極情緒，成為此後同盟會上層渙散的重要原因。
一場真正的下層革命，從來不單純是少數英雄的業績，而必然伴隨著廣大人民的普遍覺醒。20世紀最初的十年，中國社會正處在劇烈動蕩之中，城鄉群眾自發的反抗鬥爭如波濤相逐，一浪高過一浪。北方各省民變迭起。長江中下遊各省連年發生災荒，饑民成群流入城市，搶米騷動時有發生。為瞭抵制革命、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清政府舉辦多種新政：練新軍、興學堂、成立各省咨議局、實行預備立憲，等等。1908年底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死後，三歲的小皇帝溥儀繼位，其父載灃監國。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內部傾軋日益激烈。載灃放逐北洋新軍首領袁世凱，組織皇族內閣，企圖把軍政大權收攬到滿族親貴集團手中，從而引起立憲派士紳官吏和北洋軍將領的普遍不滿。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實行“鐵路國有”。所謂國有，就是奪取民辦鐵路權力，轉賣給列強，而拒不歸還商民已集的股金。這一掠奪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憤。在與鐵路權益有密切關系的立憲派士紳和革命黨人的鼓動下，很快形成全國性的保路風潮，以川漢鐵路經過的四川最為激烈（見四川保路運動）。當清政府由湖北抽調新軍入川鎮壓民眾時，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乘機於1911年10月10日起義，一舉攻占總督衙門，並迅速光復漢口和漢陽。新軍協統黎元洪和立憲派首領湯化龍等都歸附革命。黎元洪被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軍政府宣佈中國為中華民國，主權屬於人民；號召各省響應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義震動全國。各省革命黨人紛紛發動新軍、會黨或商會起義。本來反對革命的各地立憲派紳商多順風駛舵，轉向共和，把他們控制的省咨議局變為鼓動獨立的機關。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棄職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擁護獨立。武昌起義後一個多月，湖南、陜西、江西、山西、雲南、上海、江蘇、貴州、安徽、浙江、廣西、廣東、福建、四川等省區先後宣佈獨立，清王朝的統治呈現土崩瓦解之勢。12月2日革命軍攻占南京，長江上下遊革命勢力聯為一氣，南方各省均告光復。湖北和上海軍政府都倡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召開，決定在臨時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軍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職權，並通過瞭《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代表會議還決定臨時政府設在南京，在南京召開大總統選舉會。經過反復協商，革命黨領導人多主張推舉剛剛從海外歸來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選舉臨時大總統，每省一票，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
新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是按照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三權分立的精神建立起來的。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總統府秘書長為胡漢民。政府成員有陸軍總長兼總參謀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等同盟會會員，也有實業部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等江浙立憲派名流，但張謇、湯壽潛等均未就職。掌握政府實權的是以孫中山、黃興為首的一批同盟會員。同時，各省代表會議改組擴充為臨時參議院，行使立法權，推舉同盟會員林森為議長。臨時政府成立之後，頒佈瞭不少除舊佈新的法令。臨時參議院通過的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瞭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一般原則，使共和國的方案具體化和法律化。南京臨時政府的主要成員及其所推行的政策，說明它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政府。它的成立結束瞭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誓詞
中國民國形勢圖（1917年）
孫中山與臨時大總統府官員合影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壓力，存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盡管臨時政府聲明承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及革命前清政府所借的外債，企圖取得列強的承認和財政援助，但列強不僅始終未予承認，而且以政治經濟手段壓迫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舉行南北和談。先是，武昌起義後北方政局發生巨大變化，以載灃為首的清政府被迫起用北洋軍首領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取得瞭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各地立憲派的擁護，掌握瞭清政府的軍政大權。他所統率的裝備精良的北洋軍牢牢地控制著直隸、河南、山東三省，並南下攻占瞭漢口、漢陽。在北洋軍的武力威脅下，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革命黨的不少領導人都主張將民國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以換取他推翻清王朝，支持共和國。袁世凱也不斷表示他的出山是為瞭救國拯民，一面命令北洋軍停止進攻，一面派唐紹儀為代表南下談判。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談判已經開始，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通過南方總代表伍廷芳繼續和談。經過幾個月的討價還價，終於達成協議。清帝於2月12日宣佈退位。次日袁世凱通電全國宣誓效忠共和。孫中山辭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借口北方發生兵變和列強幹涉，拒絕到南京就職。孫中山等人被迫讓步，允許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職，並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撫、總督一律改稱都督。中華民國在形式上接收瞭北方的統治權，完成瞭國傢統一。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與北洋將領合影
北洋軍閥的統治及混戰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遷後，依據《臨時約法》規定，由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國傢的政治體制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人員結構卻有重大調整。原來在政府中起主導作用的、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員，被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人和官僚所代替。憑借北洋軍的實力掌握中央政權，他們改變瞭南京臨時政府的民主施政方針，在解決重大政治難題時，常常直接以軍隊作工具，鎮壓人民，排除異己，實行軍事獨裁統治，以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北京臨時政府開始還不是北洋派獨占的政府，同盟會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視的政治和軍事力量。除總統府由袁世凱直接控制外，唐紹儀內閣閣員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會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會員參加瞭政府工作。在北遷後的參議院，同盟會仍占優勢。所以這是一個以北洋派占主導地位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的不穩定性是十分明顯的。
由於臨時政府的存在，封建專制勢力的政治思想統治已不可能象前清那樣嚴密，而有瞭某些松動。民國元、二年間，全國出現瞭上百個黨會團體，其中有政治綱領並企圖競爭政權的就有三十多個。同盟會是最激進、最龐大的政黨。1912年8月，它聯合四個小黨改組為國民黨。這個黨雖然有少數人關註議會以外的鬥爭和保存地方實力，但絕大多數領導人都試圖通過議會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為瞭清除革命勢力，獨攬統治權，他逼迫主張調和南北矛盾的唐紹儀辭職，換上心腹趙秉鈞。接著派人暗殺瞭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鎮壓瞭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使資產階級推行政黨政治的計劃破產。孫中山、黃興被迫逃亡國外，繼續堅持反袁鬥爭。袁世凱還聯合梁啟超、湯化龍等組織進步黨，與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對抗。1913年10月袁動員軍警強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接著便下令解散國會，另行組織政治會議、約法會議和參政院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基礎不是人民，而是官僚，議員均由政府指定，選舉隻是形式。它們是此後民國史上一切類似機構的濫觴。1914年5月，袁世凱廢除南京臨時政府頒佈的《臨時約法》，公佈瞭《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成立政事堂和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美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大隈內閣乘機向袁世凱提出企圖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經過五個月的交涉，1915年5月袁世凱承認瞭“二十一條”的大部分條款，希圖以此換取日本政府對其帝制自為計劃的支持。同年12月，袁世凱公然稱帝，改稱中華帝國，以“洪憲”為年號。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社會各階層的憤怒，全國群起而攻之。蔡鍔奉梁啟超之命，潛赴雲南，組織護國軍，首先發難。貴州、廣西、廣東、浙江、湖南、四川先後宣佈獨立。北洋派也醞釀倒袁。袁世凱於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佈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6月6日憂懼而死。
袁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馮國璋為副總統。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握政府實權，極力主張對德國宣戰。1917年，堅決反對參戰的黎元洪解除瞭段的總理職務。段策動北洋派軍人宣佈獨立。駐紮徐州的張勛乘機率兵進入北京，於7月1日擁清廢帝溥儀復辟，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見張勛復辟）。在天津進行幕後策劃的段祺瑞，立即組織討逆軍，攻入北京。於7月12日趕走張勛，重掌北洋政府大權，迎馮國璋代理大總統，並於8月14日對德宣戰。段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1918年2月糾集官僚政客組成新國會（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
為恢復《臨時約法》及國會，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他率領宣佈脫離北洋政府的海軍於1917年7月由上海到廣州，聯合兩廣、雲貴地方實力派，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於9月組成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任海陸軍大元帥，雲南督軍唐繼堯和兩廣巡按使陸榮廷為元帥。護法政府擬由湖南進軍北伐。段祺瑞為瞭實現武力統一，於10月派兵進入湖南，陸榮廷等為瞭和北洋軍妥協，操縱非常國會於1918年5月改組並控制瞭軍政府，迫使孫中山辭去大元帥，離粵赴滬。
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失去統帥，內部權利之爭日趨激烈，逐漸形成皖、直、奉三大系，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雖然把持中央政權，從日本得到大量借款，編練參戰軍，顯示出比較雄厚的實力，但他沒有能力控制整個北洋派，追隨段的地方實力派隻有安徽、山東、浙江、福建等省。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主要在直隸及長江中下遊地區（包括江蘇、江西、湖北），這一地區是英國的勢力范圍，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1919年馮國璋病死，曹錕和吳佩孚繼承瞭首領地位。奉系首領張作霖則割據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在南方則有唐繼堯為首的滇系軍閥和陸榮廷為首的桂系軍閥。此外，還有許多割據一省或一地的小軍閥。除南北之間長期對峙的沖突外，軍閥內部為爭奪政權或擴大地盤而連年混戰。為爭奪中央政府控制權的大規模戰爭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發生的直皖戰爭。1918年段祺瑞對南方用兵，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加劇瞭直皖兩系的對立，使雙方矛盾公開化。段企圖利用直系軍隊進攻湖南，坐收漁利。而攻入衡陽的吳佩孚則暗中與南方桂系首領陸榮廷談判。1918年8月通電主和，指責皖系親日賣國。次年秋，鑒於皖系擴軍備戰，直系遂聯絡奉系組織八省同盟。陸榮廷等也決定“聯直倒皖”，秘密向吳佩孚提供物資，促其北撤。1920年5月吳自衡陽領兵北上，直達保定。1920年7月，段祺瑞組成“安國軍”與直系軍在直隸北部兵戎相見。奉軍入關助直，皖軍一敗塗地。直奉兩系控制瞭北京政府。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坐鎮保定，以勝利者自居，儼然成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對此，張作霖不甘心，雙方為爭奪地盤和北京政府的支配權，很快產生瞭矛盾。1922年發生瞭第一次直奉戰爭，這次戰爭，是以親直的靳雲鵬內閣倒臺，親奉的梁士詒組閣為導火線。吳佩孚指斥梁士詒親日賣國，矛頭指向奉系。張作霖指揮奉軍入關，雙方在京津和京漢兩鐵路線展開激戰，後因奉軍一部倒戈，全線崩潰，張作霖敗退關外，宣佈東北“自治”。與此同時，兩廣發生粵桂戰爭。滇、黔、川地方軍閥出現內訌，誰也不再打“護法”的旗幟。南北政治對峙雖然存在，但南與南戰，北與北戰，南北都失去瞭統一全國的力量。此時聯省自治的政治思潮應運而生。湖南軍閥首先掛起自治的招牌，制定省憲法，希圖自保的地方軍閥如雲南、四川、貴州紛紛效尤。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軍閥則依恃其龐大的軍隊，高唱“武力統一”和中央集權。
直系戰勝奉系後，獨占北京政權。它先打著“恢復法統”的旗號，推黎元洪復任總統，把徐世昌趕下臺；接著便高價收買國會議員，操縱選舉，於1923年10月抬出賄選大總統曹錕。這次“選舉”使國會聲名狼藉，議員被稱為豬仔。從此在人們的心目中，國會徹底破產，曹、吳派兵南征北討，軍閥混戰更加劇烈。
曹錕賄選後，全國各階層代表人物紛紛表示反對，北方政局也發生變化。浙江督軍盧永祥通電斷絕與北京政府往來，浙、滬一帶成為反直的中心。盧永祥和奉天的張作霖及廣東的孫中山建立瞭聯系，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吳佩孚派孫傳芳進入福建，又支持江蘇督軍齊燮元，以威脅盧永祥。1924年9月3日發生齊盧戰爭（又稱江浙戰爭），10月15日盧永祥戰敗。齊盧戰爭爆發時，張作霖趁勢率十七萬奉軍攻入關內。曹錕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吳統率二十五萬直軍迎戰，於是爆發瞭第二次直奉戰爭。10月中旬正當兩軍在山海關激戰時，與吳佩孚素有矛盾的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從熱河回師，發動政變，軟禁曹錕，吳佩孚在山海關一帶被奉軍戰敗，率殘部自塘沽倉皇南逃。11月，張作霖、馮玉祥推戴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權後，勢力擴張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及上海，與地方軍閥產生矛盾。軍閥間的混戰狀態仍然沒有結束。
國民革命的興起和失敗 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變化及其發展，孕育瞭新的革命因素，為國民革命的興起準備瞭條件。
民國期間，中國仍處於落後的農業社會，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農業工具落後，耕作幾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產力低下。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加上頻繁的戰亂，造成農村極端貧困，動蕩不安。與農村相比，城市經濟較為穩定，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較前清有所發展。這一方面是因為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頒佈瞭一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有所改善，無需再用金錢去捐官，刺激瞭他們發展實業的積極性；另方面，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先後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減少瞭對中國的經濟壓迫，給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有利時機。從1912～1920年，新建廠六百餘傢，新增資本總額約一億六千多萬元，超過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資。其中輕工業的發展比較迅速，1913～1920年間新增紡織工廠五十四傢，資本總額五千五百餘萬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島、武漢、蕪湖等地成為新的紡織工業中心。在世界大戰期間，新建面粉廠約一百傢。中國由面粉輸入國變為輸出國。其他如蒸氣動力、采礦、電力、交通運輸、卷煙、榨油、造紙等工業也有較大的發展。工業廠礦的分佈，有從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內地擴展的趨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還很小，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體系，對帝國主義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階級迅速成長壯大。1918年在中外企業裡工作的產業工人達兩百餘萬人，此外還有一千多萬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為瞭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自發的罷工鬥爭此起彼伏，罷工次數逐年增加。1916年罷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參加罷工的人數和規模不斷擴大，動輒數千人，說明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內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袁世凱的專橫統治和其後形成的軍閥混戰局面，使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深為不滿。為瞭改變假共和的局面，從改造社會入手，發動瞭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後改名《新青年》）雜志為起點。為該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如胡適、魯迅、李大釗等。他們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封建主義，樹立積極進取的科學精神。同時他們主張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他們提倡白話文，在文學領域進行一場革命，向“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舊文學挑戰。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給封建主義以沉重的打擊，促進瞭人民大眾的覺醒，但是這場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的范圍內，沒有與正在成長壯大起來的新社會力量相結合。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府宣佈廢除帝俄政府同外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的消息，很快傳到中國，給發動護法戰爭失敗的孫中山及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釗率先著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宣傳十月革命的劃時代意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勞工主義的勝利”，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先聲”。一些參加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要改變中國的現狀，隻有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革命鬥爭，走俄國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戰敗而結束，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德奧等國也發生瞭革命運動。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見巴黎和會）。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派代表出席會議。但會議拒絕瞭中國代表團關於收回山東主權的合理要求，而決定將德國在山東掠奪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這個消息傳到國內，群情激憤，輿論鼎沸。人們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幻想破滅瞭。
5月4日，北京大學等大專院校的學生三千多人於天安門廣場集會和遊行示威，要求“拒絕和約簽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要求罷免親日官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並放火燒瞭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學生三十二人，北京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罷課，通電全國各地表示抗議，要求釋放被捕學生（見五四運動）。天津、長沙等城市學生紛紛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五四”運動時，示威學生散發的傳單
6月初，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學生聯合會，逮捕上街講演的學生近千人。激起瞭全國人民更大的憤怒。上海人民首先行動起來，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六七萬工人聯合舉行瞭政治大罷工。上海的“三罷”鬥爭，很快波及全國二十多個省、一百五十多個大中小城市，形成瞭全國性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終於迫使北京政府釋放瞭全部被捕學生，免去曹、章、陸的官職，並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得以實現。在這次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此後，宣傳各種新思潮的各種社團和刊物，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於1920年先後在各地組成共產主義小組。次年7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各小組代表在上海召開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有李達、張國燾、毛澤東、董必武、王燼美、陳公博等十三人，大會通過的綱領規定：黨的奮鬥目標是，領導工人、農民、士兵進行社會革命，廢除私有制，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大會選出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他們三人組成中央局，作為黨中央的領導機關。次年又在上海召開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組織民主聯合陣線的主張，指明瞭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積極組織工人運動，1922年由香港海員工人罷工開始掀起瞭全國工人罷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血腥鎮壓，從此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京漢鐵路工人罷工失敗的教訓，加速瞭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過程。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確定瞭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參加國民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同時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這次代表大會對促進國共兩黨合作和後來國民革命的發展起瞭重要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積極展開革命活動的同時，共產國際的代表和孫中山也建立瞭聯系。
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從廣州來到上海。五四運動使他看到瞭人民群眾的力量，並開始註意俄國革命的經驗。他深感中華革命黨和舊國民黨的組織形式都不能適應革命需要，在1919年10月，進行瞭一次整頓，更名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粵桂戰爭之後，孫中山於11月重返廣州，一度恢復軍政府，再揭護法旗幟。次年4月，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開會，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建立正式政府。孫中山積極準備出師北伐。但平定桂系軍閥後，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於1922年4月在廣州發動政變。孫中山於8月被迫離開廣州到上海。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向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的建議，李大釗也多次拜訪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孫中山接受瞭改組國民黨的建議，於9月召開國民黨在滬各省負責人會議，擬定改組宣言及黨綱黨章。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等共產黨領導人，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1923年1月，蘇俄政府代表越飛到達上海，與孫中山進行多次會談，共同發表瞭《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隨後，孫中山又指派廖仲愷去日本熱海與在那裡的越飛繼續會談。同時孫中山策動滇軍和桂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2月孫中山回到廣州設立大元帥府，就任大元帥。繼又聘蘇聯代表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協助改組國民黨。10月，孫中山指示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委任廖仲愷、許崇智、譚平山等九人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共產黨員二十四人。孫中山以總理身分擔任大會主席，並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組成主席團。大會通過瞭《國民黨章程》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重新解釋瞭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重點為擺脫帝國主義壓迫，以求中華民族的解放；民權主義是要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則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原則。這樣解釋的新三民主義，其主要內容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是相同的，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礎。大會選出新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隨後，一屆一中全會組建瞭中央黨部，設立秘書處及組織、宣傳、青年、工人、農民、婦女、海外、軍事等八部，共產黨員也參加瞭中央黨部的工作。中國國民黨“一大”確立瞭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此在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組織和領導下，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南部廣泛展開，並迅速擴展到北方。
在蘇聯代表鮑羅廷等人的幫助下，孫中山總結瞭歷次失敗的教訓，決心建立一支革命軍隊。1924年6月，新創立的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正式開學，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至1926年北伐戰爭前，軍校招收學生五期，共約七千四百人，成為廣東革命政權的重要支柱。1924年10月，孫中山依靠軍校學生組成的革命武裝，在工農群眾組織的支持下，平定瞭以陳廉伯為首的商團叛亂，鞏固瞭廣東革命政府。與此同時，孫中山率軍北伐，擬出韶關攻贛南，支援江浙盧永祥的反直戰爭。
這時北方政局發生變化，盧永祥和奉天的張作霖及廣東的孫中山結成瞭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盧永祥與齊燮元發生戰爭，張作霖趁勢率奉軍攻入關內，爆發瞭第二次直奉戰爭。10月中旬馮玉祥乘機發動北京政變，結束瞭直系軍閥的統治。在國共合作領導下，北方群眾性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日趨高漲。受到國民革命影響的馮玉祥將所部改稱國民軍，組成以黃郛為代理國務總理的臨時混合內閣，並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同時為瞭聯絡皖系軍閥，緩和與張作霖的矛盾，又請段祺瑞出山。段祺瑞於11月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執政。應段、馮、張等人的邀請，孫中山決定北上。孫中山在北上途中，一再聲明北上的目的在於求和平統一，召開由人民團體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並廢除不平等條約。全國各地的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孫中山的主張，並分別成立瞭國民會議促成會等群眾組織，帝國主義列強和段祺瑞政府對孫中山的北上十分恐懼。段上臺後立即宣佈，尊重不平等條約，以此換取列強承認，並於1925年初召集由軍閥官僚參加的善後會議，下令查禁北京國民會議促成會等團體。孫中山由於旅途辛勞和對段政府的痛恨，肝病復發，醫治無效，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臨終遺囑喚醒民眾，將革命進行到底。
同年4、5月間，日、英、美等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連續制造瞭幾起屠殺中國人民的慘案，繼福州慘案和青島慘案之後，又在上海槍殺工人及學生六十多人，造成五卅慘案。慘案引起瞭全國性的五卅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的罷工、罷課、罷市鬥爭，迅速波及全國。香港工人大罷工堅持一年多（見省港大罷工）。在政治上、經濟上給英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五卅運動促進瞭全國革命高潮的形成。
孫中山北上後，廣東政府為肅清兩廣境內的軍閥勢力，先後舉行兩次東征，肅清瞭盤踞潮州及東江一帶的陳炯明殘部，又平定瞭劉震寰、楊希閔的叛亂，進一步鞏固瞭廣東革命根據地。1925年7月1日，改組大元帥府，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采取委員會議制，以汪精衛為主席，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分別擔任財政、外交、軍事部長。所屬軍隊一律改組為國民革命軍。1926年3月，廣西李宗仁、黃紹竑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其部隊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自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右翼集團妄圖改變孫中山三大政策，猖狂進行反共活動。堅持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在廣州被刺殺，謝持、鄒魯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書”。接著在上海另立所謂中央黨部，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相對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宣佈北京西山會議為非法（見西山會議派）。1926年1月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重申接受孫中山遺囑，完成國民革命的決心，對右派分子給予黨紀處分。新成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由汪精衛、蔣介石、譚延闓、胡漢民、林祖涵、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等九人組成。擔任第一軍軍長的蔣介石也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反擊國民黨右派的過程中他一躍而成為國民黨的重要人物。但蔣介石隨著地位的上升，暗中加緊瞭反共奪權活動。通過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他削弱瞭共產黨人在軍內的力量，並將共產黨人排斥出國民黨中央領導機構。汪精衛被迫出國之後，他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掌握瞭軍政大權。1926年6月，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9日誓師北伐。
當時，北方軍閥混戰加劇，北京政變後奉系軍力膨脹，總兵力達三十五萬人。奉軍入關，並南下控制瞭江蘇、上海一帶。孫傳芳聯絡長江下遊直系軍閥驅逐奉軍，擁兵二十萬，割據於蘇、浙、皖、贛、閩五省。吳佩孚乘東南戰爭之機於兩湖東山再起，並攻入河南，擁有總兵力約二十萬。在京津地區，奉軍與國民軍矛盾激化。郭松齡發動反奉戰爭失敗被殺。國民軍乘機控制瞭直隸全境。由於國民軍的革命傾向日趨明顯，1926年初，奉、直兩系在討赤的名義下勾結在一起，從南北夾擊國民軍。吳佩孚沿京漢路北上，奉軍占領天津。馮玉祥被迫通電引退。北京發生段祺瑞政府槍殺請願群眾的“三·一八”慘案。至4月中旬，段政府垮臺。國民軍由北京向南口撤退，直、奉軍占領北京後，攻擊南口，雙方激戰達四個月之久。
正當南口激戰時，廣州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國民革命軍共八個軍，約十萬人，分三路北進。北伐軍主力四、七、八軍擔任湖南、湖北正面主攻。由於工農群眾運動的有力支援，北伐軍節節取勝。10月攻占武昌，消滅瞭吳佩孚的主力部隊。前此，盤踞江西一帶的孫傳芳決定襲擊北伐軍。北伐軍乃於9月初命二、三、六軍進攻江西，11月初，四、七兩軍東下增援，北伐軍於南昌一帶殲滅孫軍主力十餘萬。12月北伐軍第一軍由福建經浙江北上，次年3月中旬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21日占領上海。與此同時，沿江東下的北伐軍於24日占領南京。長江以南廣大地區全為北伐軍占有。同時在北方，退到綏遠的國民軍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從五原繞道寧夏、甘肅攻入陜西、河南，有力地配合瞭北伐進軍。
北伐軍之所以能取得迅速勝利，與國共合作領導這次戰爭是密不可分的。共產黨人發動和領導工農運動，有力地推動瞭北伐勝利進軍，黨的組織也隨之發展，1927年初全國共產黨員已達五萬七千多人。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和工農革命運動的高潮，使帝國主義列強十分恐慌。他們一面推行炮艦政策，在各地制造慘案，屠殺中國民眾；另一方面則加緊在革命隊伍內部尋找代理人。1926年12月，廣州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遷武漢。武漢政府初期在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共同領導下，繼續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瞭黨權。這引起蔣介石的不滿，他由南昌到達上海後，便與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勢力勾結在一起，在國民黨右派的支持下發動“四·一二”政變，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對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群眾進行血腥大屠殺。寧、漢兩個政府經過一段時間的對峙和談判，至7月中旬武漢政府主席汪精衛公開宣佈“分共”，解散工農團體，鎮壓共產黨人。中共中央和國民黨左派宋慶齡發表聲明，揭露蔣、汪背叛革命，宣佈退出武漢政府，國共合作至此破裂，國民革命宣告失敗。
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與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 國民革命失敗後，中國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和張作霖的北京安國軍政府各霸一方，互相對峙。馮玉祥則控制著陜西、甘肅、河南三省。山西的閻錫山、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與劉文輝、廣東的李濟深等都各占一方，處於實際獨立狀態。經過清黨後的國民黨，已不再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並分裂為許多派系，各派系在反共態度方面雖然一致，但在爭奪黨權、政權、軍權方面卻互不相讓。
1927年9月，南京政府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聯合汪精衛集團，逼迫蔣介石下野。武漢政府宣佈並入南京政府。南京、上海和武漢的國民黨各派系合組中央特別委員會，改組南京政府，以譚延闓、汪精衛、胡漢民、蔡元培、李烈鈞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但蔣介石依靠其掌握的軍事實力，於1928年1月東山再起。通過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蔣介石出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雖然掌握瞭中央政權，但還沒有力量控制地方，不得不於廣州、武漢、開封、太原設立四個政治分會，分別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主席，表示承認地方實力派的地位。
當南方政局陷入混亂之際，盤踞北方的張作霖及孫傳芳乘機反攻，對國民黨實力派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南京國民政府決定繼續北伐。蔣介石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分別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擔任。1928年4月，北伐軍沿津浦、京漢兩鐵路向北推進。張作霖的安國軍節節敗退。5月3日，北伐軍攻入濟南，日本軍隊悍然進行武裝幹涉，制造慘案（見濟南慘案）。北伐軍繞道北進，6 月初逼近京津，張作霖見大勢已去，便退回關外，北伐軍進入北京。張作霖於撤退途中被日軍炸死（見皇姑屯事件），其子張學良繼任“東北保安司令”。經過半年的談判，張學良於12月29日通電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改易旗幟（見東北易幟）。至此，中國南北實現瞭形式上的統一。
南京國民政府在內政、外交各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鞏固其統治。蔣介石以實現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為名，頒佈“訓政綱領”，推行“以黨治國”：由國民黨“領導國民行使政權，國民政府總攬治權”。政府由司法、立法、行政、考試、監察五院組成。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1929年3月，蔣介石通過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使汪精衛的改組派等一切反蔣派別都受到打擊和削弱，蔣進一步控制瞭黨權。為瞭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鎮壓和對其內部的控制，蔣介石授意陳立夫、陳果夫、賀衷寒、戴笠等人建立特務組織，於20年代末組成CC集團，於30年代初組成“力行社”(其外圍組織稱“中華民族復興社”)。這兩個組織後來分別改組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同時還在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加強對城鄉人民的控制和壓迫。
為瞭取得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國民政府聲明對北洋政府遺留下來的外債，一般均予承認。在關於帝國主義炮擊南京事件和濟南“五·三”慘案的交涉中，采取瞭“忍讓”的方針。同時，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表瞭“關於重訂新條約之宣言”，否認列強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的合法性。經過談判，列強承認瞭中國關稅自主，但仍附有一些不平等條件。
得到江浙一帶大資產階級支持的南京國民政府，采取瞭一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和財政措施，以促使經濟發展和增加政府收入。由於連年用兵，政府財政支出不斷增加，軍費占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為瞭增加收入，穩定財政，在先後擔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主持下，提高瞭關稅，對鹽稅大加整頓，又裁撤厘金，對工業產品統一征收統稅。關稅、鹽稅和統稅逐年增加，在國民黨統治初期，約占中央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時整理金融外債，成立瞭中央銀行，享有經營國庫、發行鈔票和辦理內外債的特權。此外，進行幣制改革，統一全國貨幣，逐步確立瞭政府對金融的壟斷地位。隨著國民政府一系列經濟措施的實行，到30年代，中國開始出現蔣、宋、孔、陳四大傢族官僚資本。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最重視的是軍事。整頓財政、增加稅收的主要目的，是為瞭支持蔣介石掌握的軍事實力。1929年初，蔣介石召開“編遣會議”，企圖裁減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的軍隊。這就激化瞭他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同年3月，首先爆發的是蔣桂戰爭，以桂系失敗告終。接著發生蔣馮戰爭、第二次蔣桂戰爭和蔣唐（生智）戰爭。以國民政府名義下“討伐令”的蔣介石在這次戰爭中都取得瞭勝利。1930年發生的蔣閻馮大戰，歷時七個月，雙方死傷三十多萬人，這是民國史上最大的一次軍閥混戰。戰爭期間，國民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等反蔣派別在北平聯合召開瞭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成立瞭以閻錫山為首的國民政府。隨著閻、馮在戰場上的失敗，張學良指揮東北軍入關支持蔣介石，閻、馮和桂系反蔣聯合戰線傾刻瓦解瞭。蔣閻馮大戰結束後，蔣介石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企圖以此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蔣的主張遭到立法院長胡漢民的激烈抨擊。蔣於1931年2月將胡扣押，並於5月在南京召開“國民會議”，通過瞭《訓政時期約法》。於是，國民黨各派要人集中到廣州召開非常會議，通電要求釋放胡漢民、罷免蔣介石，並於5月28日成立瞭國民政府，推汪精衛擔任主席，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陳濟棠指揮粵軍北上，寧粵戰爭爆發。正當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全國各階層人民要求抗日，國民黨各派系也不得不停止混戰。12月，蔣介石被迫辭職。寧、滬、粵三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在南京聯合召開會議，改組南京政府，以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廣州政府雖然宣佈取消，但孫科無力應付日益混亂的局面和財政危機，於次年1月辭職。蔣介石重新上臺，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從此開始蔣汪合作的局面。
當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時候，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在南方農村蓬勃展開。為瞭反擊國民黨背叛革命和對工農的屠殺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兩萬餘人，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等指揮，於1927年8月1日舉行南昌起義。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和結束瞭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並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趁秋收時節發動農民暴動。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到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2月，張太雷、葉挺等發動廣州起義。由於國民黨當局的殘酷鎮壓，各地起義均遭失敗。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撤退到井岡山，創立瞭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開辟瞭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此後，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部隊先後到達井岡山，壯大瞭革命隊伍。1928年夏，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瞭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展開土地革命，創建工農紅軍，建立蘇維埃政權，以武裝鬥爭推翻國民黨統治。此後，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都有很大發展。以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主力，開辟瞭中央革命根據地，包括湘贛、贛南、閩西、湘鄂贛和閩浙贛等幾個地區。此外，還有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陜北等十幾塊根據地。各根據地先後開展瞭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變封建地主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使紅色政權獲得深厚的群眾基礎。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任主席。
對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鬥爭，特別是紅色根據地的發展，國民黨十分恐慌。從1930年蔣閻馮大戰結束後，一方面在其統治區內加強對文化教育事業的控制，發動新生活運動，對進步文化實行文化“圍剿”。一方面抽調龐大兵力，由蔣介石指揮，對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四次軍事“圍剿”。工農紅軍打破瞭蔣介石的四次軍事“圍剿”，發展到三十萬人，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三省。蔣介石下令不抵抗，張學良的東北軍不戰而退。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戰（見“一·二八”事變），國民政府與日本侵略者簽定《淞滬停戰協定》，將十九路軍調往江西、福建反共戰場。同年2～3月，日本公然以清廢帝溥儀為傀儡，於長春成立“滿洲國”。日本侵略軍於1933年上半年大舉進攻熱河。駐守長城一線的國民黨駐軍奮起抵抗，在喜峰口、冷口及古北口等處，屢敗日軍（見長城抗戰）。馮玉祥同共產黨人合作在張傢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對日作戰，收復察哈爾失地。11月，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抗日，成立瞭“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見福建事變）。這些抗日活動先後被南京國民政府取消或鎮壓。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中國軍隊被迫從察北和冀東撤退。1934年，日本侵略勢力深入華北，收買漢奸，制造“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策劃“華北五省自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接受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提出的種種苛刻要求（即“何梅協定”），取消河北、北平、天津的國民黨黨部，禁止人民“排日”，撤退在河北境內的中央軍。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又屈從日本的壓力，撤銷北平軍分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使冀、察兩省特殊化。
對日本侵略者奉行退讓政策的蔣介石，對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卻不斷發動軍事“圍剿”。1933年7月，他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見廬山軍官訓練團），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教官，訓練瞭大批軍事人員；並於9月集中瞭一百萬軍隊、兩百架飛機，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瞭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用於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兵力就有五十萬。當時，由於共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占瞭統治地位，致使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局被迫由上海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為瞭全面推行左傾錯誤路線，他們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借此排斥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終於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央機關共八萬餘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出發，開始長征。同時長征的還有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1936年7月，湘西的二方面軍也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央紅軍攻占貴州遵義城，召開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瞭“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指揮下，中央紅軍於1935年10月抵達陜北根據地的吳起鎮。1936年10月，中央紅軍與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從而徹底粉碎瞭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勝利地結束瞭兩萬五千裡長征（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北實行軍事擴張，引起瞭中國國內階級關系的巨大變化。同時共產國際針對世界法西斯勢力擴張的情況，號召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因此，中國共產黨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瞭《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2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北平開始的“一二·九”運動，使抗日救亡的呼聲響徹全國。國民黨各派系在對日問題上進一步分化。在1935年底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勢力堅持不承認“滿洲國”的立場，對日態度轉趨強硬。中日談判陷入僵局。國民政府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開始作瞭一些抗日準備，但對內仍堅持反共方針。當時奉命在西北“圍剿”紅軍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他們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不滿，並同共產黨建立瞭抗日合作關系。1936年12月12日他們在西安扣留瞭蔣介石，實行“兵諫”，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提出瞭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經過談判，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後被釋放。他一回到南京就扣押瞭張學良，並將東北軍和西北軍調離西北。但迫於全國要求抗日的政治形勢，他不得不在實際上改變十年來的內戰政策，開始與共產黨談判。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民族和解的起點。
中華民族團結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為瞭實現其征服中國的計劃，於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武裝挑釁，並由此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見“七七”事變)。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慨，促使愛國的各種政治勢力團結禦侮，共赴國難。駐守平津的中國二十九軍官兵奮起抗戰。中國共產黨發出通電，號召“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一面密令軍隊北上增援，一面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事變的任何解決，都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否則隻有抗戰到底。國民政府的抗日決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政府雖表明應戰決心，但仍幻想英、美列強出面幹涉。二十九軍因孤軍奮戰失利，平津終被日軍占領。日本侵略者又於8月13日侵犯上海（見淞滬會戰）。蔣介石下達全國總動員令。淞滬地區的七十餘萬中國軍隊奮勇抵抗達三個月之久。日軍以死傷五萬人的代價於11月初攻占上海。中國軍民損失慘重，但使日本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夢想破滅。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的迅速擴大，造成中華民族的嚴重危機。國民政府召開國防最高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蔣介石出任陸海空軍大元帥。另設國防參議會，以各黨派的領導人和社會名流為參議員。軍事委員會將全國劃分為五個戰區，頒佈戰爭指導及作戰指導計劃。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何應欽、李宗仁分別擔任各戰區司令長官。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國民黨在政治方面作出若幹改革的許諾，承認瞭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並釋放瞭政治犯。抗戰開始不久，中國共產黨即公佈瞭《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闡明動員全國人民實行全面抗戰的主張，並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人參加國防最高會議和國防參議會。為瞭表示共禦外侮的決心和誠意，共產黨宣佈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名稱和停止土地革命，成立陜甘寧邊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下轄三個師，共四萬餘人）和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相繼奔赴抗日前線。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起瞭決定性的作用，為中國革命開辟瞭新紀元。
平津陷落後，日本增兵華北，總兵力約三十萬，分別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線擴大侵華戰爭。沿平綏線進犯的日軍占領張傢口、大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奉命在山西組織抵抗日軍，衛立煌統率的國民黨中央軍及晉軍在忻口一帶阻擊日軍，激戰二十餘日。八路軍也參加忻口會戰，一一五師在平型關首戰告捷（見平型關戰鬥），打破瞭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與此同時，沿平漢線南犯之敵於占領石傢莊之後，分兵西犯。國民黨中央軍及晉軍紛紛南撤，11月9日日軍占領太原。由石傢莊南犯的日軍11月5日陷安陽，劉峙統率的國民黨中央軍不戰而潰。防守津浦路方面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棄黃河天險不守，逃到魯西南。日軍12月27日攻陷濟南。從此華北戰場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防禦戰爭基本結束。
日本的工業水平和軍事裝備都遠居中國之上。在強敵進攻面前，南京國民政府為瞭堅持長期抗戰，於1937年11月決定遷都重慶。由於蔣介石及政府中樞主要人員遷往武漢，所以1938年10月以前，武漢是中國抗戰、內政及外交活動的中心。中國的工業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大城市。戰爭爆發後沿海工業遭到浩劫。為瞭發展戰時生產，支援抗戰，資源委員會所屬工礦及私營工廠約六百餘傢在政府的協助下遷往內地，為戰時西南和西北大後方工業的發展奠定瞭基礎。同時還有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大中學校師生也陸續內遷。國民黨軍隊從上海撤退後，蔣介石部署瞭南京保衛戰。唐生智奉命統率十餘萬軍隊保衛南京。南線日軍攻占上海後分三路進犯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軍占領南京後，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約有三十萬中國人被殺害（見南京大屠殺）。此後，日軍一部沿津浦路北上，企圖與從華北進入魯南的日軍合圍徐州，但被中國軍隊阻止在淮河一線。同時在李宗仁指揮下，集結在魯南地區的十二萬中國軍隊與三萬日軍展開會戰，取得臺兒莊大捷，消滅日軍萬餘人（見臺兒莊戰役）。
日本一面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一面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和平談判條件”，期望中國政府在其武力打擊下屈服，但中國政府拒絕接受日本的苛刻條件，日本近衛內閣遂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中國愛國政治力量以團結抗日回答瞭日本的恫嚇。1938年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瞭《抗戰建國綱領》及宣言，表示抗戰不達目的，決不中止。對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工作都加以改善。在軍事委員會內設立政治部，以陳誠為部長，邀請周恩來擔任副部長，郭沫若擔任主管宣傳的第三廳廳長。文化藝術界成立瞭各種抗日救亡團體，在宣傳抗日及振奮民族精神方面發揮瞭重要作用。同時組成有國民黨、共產黨、國社黨、青年黨、救國會等各黨派和民主人士參加的國民參政會，取代瞭國防參議會。中國共產黨支持國民黨當局的抗戰活動，毛澤東在延安作《論持久戰》的講演，駁斥瞭“亡國論”及“速勝論”等錯誤思想，闡明瞭抗日戰爭的總方針。但國民黨當局仍拒絕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的主張，繼續實行其片面抗戰方針。國民黨決定強化其組織，實行總裁制，以蔣介石、汪精衛為正副總裁，繼續堅持一黨專制和獨裁政策，又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作為國民黨控制和訓練青年的組織。
臺兒莊附近中國軍隊指揮所孫連仲將軍正部署出擊
日軍在臺兒莊受挫後，便增派援軍，重新部署兵力，從南北夾擊徐州，企圖消滅中國軍隊主力。在徐州一帶的六十萬中國軍隊奉命避免決戰，向豫南和鄂北轉移。日軍占領徐州後，在合肥、蕪湖、南京等地集結，沿大別山山麓和長江兩岸西犯，目標是攻占武漢。為瞭保衛武漢，中國調集約一百萬軍隊，組成四個作戰兵團進行防禦堵截，大小戰鬥數百次，歷時四個月，但終未能阻止日軍的進攻，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於10月24日下令放棄武漢（見武漢會戰）。與此同時，日軍在廣東沿海登陸，國民黨軍隊撤離廣州，退至粵北山區固守。武漢撤退後，國民黨軍政機關遷到長沙。11月底，蔣介石主持在湖南南嶽召開的軍事會議，制定瞭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提出以整訓部隊、強化戰力為中心。會議接受瞭中國共產黨強調的遊擊戰略，抽調部隊進入敵後。還重新部署軍事力量和調整戰區，簡化瞭指揮層次，軍委會下轄十個戰區。
由於國民黨最高當局實行片面抗戰的方針和戰略戰役上指揮失誤等因素，抗戰僅一年餘，國民政府退到西南一隅，大片國土遭到日軍蹂躪。但中國軍隊的抵抗和戰略退卻，消耗瞭日軍的力量，使日本速戰速決的計劃徹底破產，並為持久抗戰贏得瞭寶貴的時間。從1938年底起，日本暫時停止瞭對正面戰場大規模的戰略進攻，推行以政治誘降為主的方針，並竭力尋找其代理人，以實現“以華治華、以戰養戰”的企圖。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屈從日本的壓力，散佈“再戰必亡”的謬論，主張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經日本特務機關秘密策動，汪精衛一夥於1938年12月從重慶逃往上海敵占區，先組成偽國民黨中央，接著於1940年3月在南京組成傀儡政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前此，日本制造的北平“華北臨時政府”和南京“維新政府”均並入汪偽政權。日本侵略軍在淪陷區進行殘暴的殖民統治，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實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汪偽政權和“滿洲國”一樣，都是侵華日軍的工具，隨著1945年日軍戰敗而垮臺。
與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敗退的同時，堅持全面抗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迅速地開辟瞭敵後戰場，建立瞭大小十餘塊抗日民主根據地，其中著名的有聶榮臻統率八路軍一一五師創建的晉察冀邊區，賀龍、關向應領導的八路軍一二○師建立的晉綏邊區，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統率的一二九師建立的晉冀魯豫邊區，及葉挺、項英、陳毅等率領的新四軍開創的江南、江北根據地。此外，還有東北抗日聯軍和廣東華南抗日遊擊隊建立的根據地或遊擊區。從1938年7月至1941年5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對敵作戰三萬餘次，斃傷日軍十二萬人，偽軍八萬餘人。其中1940年，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持續作戰三個半月，斃傷敵偽軍兩萬五千餘人。至1940年，抗日根據地人口發展到一億，軍隊近五十萬。因此，敵後戰場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吸引瞭侵華日軍的主力和幾乎全部的偽軍。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成瞭全國抗日的中心。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壯大，由抗戰初期的約四萬黨員，增加到八十萬，成為完全成熟的全國性的大黨。1941年和1942年，由於日偽軍的反復“掃蕩”和華北地區嚴重的自然災害，根據地范圍縮小，人口和軍隊都有所減少。在極端困難的時期，中國共產黨發動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普遍展開反掃蕩鬥爭。至1943年底，根據地又恢復到1940年的規模，為實行戰略反攻打下瞭基礎。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力量的發展，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慌。1939年初，蔣介石在重慶召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除表示要繼續抗戰外，最重要的議題是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政策。這次會議標志著國民黨開始推行消極抗戰和積極反共的方針。會後，國民黨不僅公開叫嚷“取消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政府”，還多次制造反共軍事摩擦。1941年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襲擊新四軍，制造瞭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對於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中國共產黨人作瞭有力的回擊，揭露其內戰陰謀，迎擊其軍事進攻，但為瞭民族的利益，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博得瞭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許多國傢的人民自願捐款或來華支援中國抗戰。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努力爭取歐美國傢的財政和軍事援助，但在1938年底之前，援助中國的隻有蘇聯政府，美英等國政府主要是道義上的支援。1939年，美國政府廢除《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後，開始向中國提供貸款。處境困難的中國基本上是獨自抗擊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對日正式宣戰，中國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戰場聯為一體，美、英與中國正式結盟，在重慶召開瞭“東亞軍事會議”。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國將軍史迪威為總參謀長。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配合盟軍作戰，給日軍以重創。1942年，中國從美、英國傢得到大量貸款和軍火物資援助。次年經過談判，中國政府與美英等國簽訂新約，廢除瞭不平等條款，取消瞭領事裁判權。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商定瞭聯合對日作戰計劃。此後作為世界四大國（美蘇中英）之一的中國，積極參加組建聯合國的活動。
抗戰以來，國民黨統治集團始終拒絕實行民主改革，頑固地堅持腐敗的獨裁制度。1943年8月林森逝世後，蔣介石接任國民政府主席，並兼行政院長，直接掌握黨、政、軍大權。他借口適應抗戰需要，大力強化獨裁統治，加緊反共宣傳，鼓吹封建專制主義，摧殘進步文化，廣設集中營，迫害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同時，由於政府實行對金融和工業的壟斷，對農民橫征暴斂，使民族工業凋敝，農業經濟衰敗，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日益困苦。這一切引起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普遍不滿。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等黨派團體不斷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中國共產黨派駐重慶的、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積極領導和支持國民黨統治區人民要求民主的鬥爭，發展壯大瞭抗日民主力量。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大規模的戰略反攻階段。日本與南洋的海上交通線被美國切斷。侵華日軍集中五十一萬兵力，發動豫湘桂戰役，企圖打通大陸交通線，並摧毀中國西南部的空軍基地。在豫中、長(沙)衡（陽）、桂（林）柳（州）諸會戰中，各地中國陸軍在中美空軍的支援下，大都進行英勇抵抗，戰況激烈，日軍傷亡慘重。但由於國民黨當局企圖保存實力，對抗戰趨於消極，對日軍冒險進攻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使中國損失兵力六七十萬。至1944年底，日軍侵占瞭河南、湖南、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領土。日軍雖一度打通大陸交通線，但兵力更加分散，戰線更加延長。1945年春，中國陸軍在西南各戰區開始反攻，取得湘西戰役的重大勝利，並收復南寧、柳州、桂林等地。與此同時，乘大批日軍南下之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向日偽軍展開全面攻勢作戰。1944年初至1945年春共斃傷日偽軍三十八萬餘人，俘日偽軍九萬餘人，收復縣城七十七座。抗日主力部隊發展到九十餘萬人，民兵兩百多萬。在華北、華中、華南建立瞭十九個大解放區，使日軍占領的大多數城市和重要交通線都處在抗日軍隊的威脅之下。
抗日根據地軍民進行地道戰
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國共兩黨都在考慮戰後中國的命運。為瞭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的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瞭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制定瞭黨的路線，通過瞭中國共產黨章程，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他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總結瞭抗戰中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條不同的路線，指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才是時局的出路。5月5～2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瞭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瞭國民黨政綱、政策及有關措施，雖也宣佈將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以“實施憲政”，但拒絕成立聯合政府。這實際上是堅持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在這次大會上，國民黨還為發動反共內戰作瞭準備。蔣介石連任總裁。國共兩黨代表大會的召開，表明在戰後建立什麼樣國傢的問題上鬥爭日益尖銳。在此之前，國共兩黨就對解決國內政治問題進行多次會談，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妄圖限制和取消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政權，使談判陷於僵局。美國為瞭利用中國抗戰力量戰勝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命史迪威為中國戰區統帥部總參謀長。他與國共兩黨都保持合作的關系，但1944年10月史迪威被調回國（見史迪威事件），美國派赫爾利和魏德邁來華，美國對華政策即從聯共抗日向扶蔣反共轉變。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變化，擴大瞭中國內戰的危機。
歐洲戰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後，1945年7月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但日本拒絕接受。8月，以外交部長王世傑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前往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被迫承認有損中國主權的《雅爾塔協定》。同時，美國在日本擲下兩枚原子彈。蘇聯對日宣戰，一百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中國軍隊在各地向日軍展開全面反攻，收復國土。8月15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戰區的受降范圍包括中國本土（東北三省由蘇軍受降）、臺灣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共有日軍一百二十八萬，偽軍一百四十六萬。9月9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南京接受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投降，歷時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南京國民政府的垮臺與中華民國的終結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國共兩黨在對日受降及國內政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生尖銳的沖突。蔣介石把全國劃為十五個受降區，各區受降長官都委派瞭國民黨系統的戰區司令長官或方面軍司令官，但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大都遠在西南、西北，調動需時。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卻大都在華北、華東地區，這一帶正是日軍主要占領區。為瞭阻止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受降，蔣介石命令國民黨的部隊照計劃推進，而命令共產黨的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勿“擅自行動”。由於美國陸海空軍直接幫助運送瞭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接收瞭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長沙、武漢、南昌、太原等大城市及許多戰略要地，收編偽軍數十萬人，並將各大城市敵偽經營的龐大的工商業資產變為所謂“國有”企事業，從而使官僚資本惡性膨脹。蔣宋孔陳四大傢族控制瞭中國經濟的命脈。中國共產黨堅決拒絕蔣介石“駐防待命”的命令，並聲明國民黨不能代表解放區接受日偽投降。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命令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奪取並解除日軍武裝，迫使敵偽無條件投降，並配合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作戰。各地解放軍收復威海衛、煙臺、張傢口、邢臺、邯鄲、焦作等中小城市近兩百座。對此蔣介石惶恐不安，除以“維持治安”為名命令各地日偽軍抗拒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外，還借口“恢復鐵路交通”派國民黨軍隊進犯解放區，造成嚴重的內戰危機。
當時，飽受戰爭苦難的中國各階層人民迫切需要國內和平，休養生息，強烈反對內戰。國際進步輿論也認為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於1945年8月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會談的中心是政權和軍隊問題。共產黨要求國民黨承認解放區政權和軍隊，以實現國內和平，避免內戰；而蔣介石則堅持所謂“軍令、政令統一”，其目的是要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蔣介石一邊談判一邊派兵進攻華北各地解放區，施加軍事壓力。共產黨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實行自衛反擊，於綏遠、上黨及邯鄲等地接連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事。10月10日發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見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但在解放區政權和軍隊問題上仍未能達成協議。11月，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辭職，美國政府派馬歇爾為特使來華(見馬歇爾調處)，調解國共爭端，促成“中國之統一”，其目的是企圖在中國組成一個以蔣介石國民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12月，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達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的建議。經過多次談判，1946年1月5日國共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議》。10日，國共雙方發佈停戰令，由張群、周恩來和馬歇爾組成三人小組，負責調處國共軍事沖突，執行停戰令。在停戰令頒佈的當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在此以前，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人士積極為國內和平奔走，主張通過政治革新，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要求民主，在促進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等方面起瞭積極作用。政協會議圍繞著改組國民政府、施政綱領、軍隊問題、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等五個方面進行討論。鬥爭的焦點是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傢化的問題。經過激烈爭辯，通過瞭《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否定瞭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規定全國團結一致建立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傢化、黨派平等合法化，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傢和平發展，等等。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合影
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瞭有利於人民的決議，受到全國人民的歡迎。國民黨雖然也宣佈批準政協決議，但提出許多保留條件。接著，在3月間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則公然不承認政協會議的約束力，繼續鼓吹一黨專政。同時對全國人民要求遵守政協決議和反對內戰的活動橫加破壞鎮壓，制造瞭“校場口事件”、“李聞血案”及“下關慘案”等流血事件。國民黨為獨占東北三省，蠻橫地拒絕與共產黨談判有關東北問題。蘇聯軍隊自東北撤退後，由美國飛機、軍艦運送國民黨部隊十餘萬人到達東北，進駐長春、沈陽等城市。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頻繁進犯，造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對於國民黨挑動內戰的種種行徑，共產黨進行瞭堅決鬥爭，一方面堅持與國民黨談判，在馬歇爾的斡旋下，2月完成國共整軍方案，3月達成東北停戰協議；另一方面積極準備自衛戰爭。中共中央制定瞭“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從關內各地調集軍隊和幹部約十五萬人到東北，建立瞭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使國民黨未能達到獨占東北的目的。同時在各解放區普遍開展練兵運動、減租減息和生產運動，增強瞭解放區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1946年5月，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國共談判也轉到南京舉行。蔣介石借口共產黨拒絕從蘇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調集二十萬軍隊，於6月大舉圍攻以宣化店為中心的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
全面內戰爆發時，國共雙方實力對比甚為懸殊，國民黨兵力為四百三十萬，其中正規軍約兩百萬，擁有現代武器裝備，控制著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占據著大城市和交通幹線，擁有現代工業技術和豐富的資源，在軍事物資和財政上得到美國政府的大量援助。與國民黨相比，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及經濟實力方面都處於劣勢。解放軍隻有一百二十多萬人，裝備簡陋，沒有空軍和海軍。解放區隻有一億多人口，現代工業甚少，經濟上沒有外援，但在國內外得到道義上的聲援。國民黨依恃其軍事優勢，把一百六十萬軍隊用於內戰第一線，采取全面進攻、速戰速決的方針。計劃一舉全殲中原解放軍之後，攻占蘇北，打通津浦路和膠濟路，在三至六個月內消滅關內解放軍，然後再解決東北問題。戰爭初期，國民黨軍攻占瞭解放區的一些城市，1946年11月11日攻占張傢口時，達到瞭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的高峰。
占領張傢口後，國民黨當局以為勝利在望，便不顧共產黨、民主同盟等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反對，公然踐踏政協決議，在南京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由於內戰日趨劇烈，1947年1月馬歇爾宣佈調解失敗回國，美國退出軍調部；中共駐南京、上海等地軍調處的代表被迫撤回延安。國民黨一意孤行，於同年3月又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在民主憲政的幌子下，繼續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
對於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中國共產黨采取瞭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的方針，主要目標在於殲滅敵軍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奪取城市。因此，人民解放軍進行積極防禦作戰，經過中原突圍的勝利、蘇中戰役、定陶戰役、晉北戰役、新開嶺戰役、宿北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等十幾個戰役，挫敗瞭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至1947年2月，解放軍以二十四萬人的損失，殲滅國民黨軍隊七十一萬人。由於兵力不足，蔣介石自1947年3月被迫放棄全面進攻，對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戰場轉取守勢，集中兵力對南部戰線的兩翼──山東和陜北，實施重點進攻。到同年夏天，經過青化砭、羊馬河、蟠龍、孟良崮等戰役，陜甘寧和山東兩解放區粉碎瞭國民黨軍隊的重點進攻。6月底，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劉(伯承)、鄧（小平）大軍約十三萬人渡過黃河，挺進大別山，揭開瞭人民解放軍戰略大反攻的序幕。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的力量主要集中在華北；抗日戰爭勝利後依靠華北，奪取東北。1947年，共產黨向全國頒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開始全力開辟中原地區。為瞭配合劉鄧大軍南下，八九月陳賡、謝富治率領另一支晉冀魯豫野戰軍八萬餘人，由晉南強渡黃河，挺進豫西；陳毅、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十八萬餘人越過隴海路，輾轉於豫皖蘇地區。三支大軍互為犄角，逐鹿中原。這一勝利，沖破瞭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圍攻，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
同時，中國共產黨建立瞭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國民黨統治區，由於四大傢族官僚資本和美國壟斷資本控制瞭經濟命脈，民族工商業破產。財政經濟急驟惡化，民不聊生。在京、滬、平、津等大城市裡接連發生以學生為主體的抗暴運動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形成反美、反蔣的第二條戰線，搶米風潮席卷全國。廣大中間階層迅速覺悟。1947年7月，蔣介石發佈“戡亂總動員令”，解散瞭民主同盟。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拋棄瞭中間路線，擁護中共的主張。國民黨進一步分化，一些地方實力派開始與中共聯系，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
在全面防禦計劃破產後，蔣介石被迫采取分區防禦。為此，1947年底至1948年夏在華北（北平）、東北（沈陽）、華中（漢口）、華東（徐州）、西北（西安）分別設立瞭“剿匪”總司令部，並提出軍事、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總體戰方針。但這並未能改變國民黨的敗局。各地解放軍經過清風店戰役、石傢莊戰役、運城戰役、臨汾戰役、鹽城戰役、豫東戰役、西府隴東戰役、洛陽戰役、襄樊戰役、膠濟路中段戰役及東北解放軍的秋季和冬季攻勢作戰等，從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共殲滅國民黨軍一百五十二萬人，收復或攻克石傢莊、四平、吉林、沈陽、開封、濰縣、臨汾、延安、寶雞等縣城以上大小城市一百六十四座，使解放區聯成一片，並開辟瞭新的中原解放區。1947年，在解放區深入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徹底消滅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數百萬農民子弟參加瞭解放軍，有力地支援瞭解放戰爭。在新解放的城市裡，積極執行保護工商業、學校、教堂的城市政策，擴大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1948年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到達晉察冀解放區的平山縣西柏坡村，與前此到這裡的劉少奇、朱德率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會合。面對日益有利的戰爭形勢，中共中央及時抓住戰略決戰的有利時機，連續組織瞭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
為瞭挽救危局，1948年7月底8月初，國民黨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分區防禦”改為“重點防禦”，即裁撤綏靖區，收縮戰線，集中兵力於沈陽、北平、西安、漢口、徐州五大戰略要地，以衛立煌、傅作義、劉峙、胡宗南、白崇禧分別擔任總司令，掌握各戰區的軍政大權。各“剿總”企圖依托大城市堅固的陣地進行防禦。同時抽調精銳部隊組編機動兵團，加強應援能力。蔣介石還計劃把東北的國民黨軍撤至關內，以便集中兵力。中共中央毅然決定在蔣介石尚未決策從東北逃跑以前，首先發動遼沈戰役。為瞭就地殲滅國民黨軍，東北野戰軍七十萬人在林彪、羅榮桓指揮下，連續作戰五十二天(9月12日至11月2日)，以傷亡六萬九千人的代價共殲滅國民黨軍四十七萬，攻克長春、錦州、沈陽，東北全境宣告解放。同時，華東野戰軍在粟裕、譚震林指揮下攻克濟南，殲滅國民黨軍十餘萬人。華東野戰軍及中原野戰軍在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指揮下，發起淮海戰役。以徐州地區為中心的這次戰役，是國共兩黨進行的空前規模的決戰。國民黨軍集結近八十餘萬人，解放軍六十餘萬人，經過六十六天（1948年11月6日至次年1月10日）的激戰，解放軍以傷亡十三萬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五十五萬餘人，解放瞭長江中下遊以北廣大地區。在淮海戰役接近結束時，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與華北野戰軍會合，發起平津戰役，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指揮包圍平津。經過六十多天戰鬥和談判，以傷亡三萬九千人的代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隊五十二萬，攻占天津、張傢口等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佈和平解放。在三大戰役中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支援解放軍，各地支前民工達五百四十萬人，支前糧食近十億斤，充分顯示瞭人民戰爭的威力。同年春，解放軍實行統一整編，西北、中原、華東、東北各野戰軍相繼改稱第一、二、三、四野戰軍，大大提高瞭正規化程度和機動作戰能力。3月5～13日，中共在平山縣西柏坡村舉行瞭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主持會議並作瞭報告。全會制定瞭迅速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方針。全會認為，全國勝利後必須“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傢”。為此，全會規定瞭勝利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會後，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平，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
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北平入城式
經過三大戰役，蔣介石賴以發動內戰的主力部隊幾乎損失殆盡。國民黨政府在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都已瀕臨絕境。國民黨的總兵力下降到二百零四萬人；其中能用於作戰的隻有一百四十六萬人。這些部隊分佈在從新疆到臺灣的廣大地區，已無法在戰略上組成有效的防禦。經濟情況迅速惡化，金圓券急劇貶值，物價飛漲，從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上海的物價上漲瞭八萬多倍。政府財政枯竭，赤字高達九百萬億元。翁文灝內閣無法維持政局宣告垮臺。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傾軋愈演愈烈，四分五裂，南京政府已陷入“一國三公”的境地。蔣介石派宋美齡赴美乞求援助，未能成功。美國政府不得不承認眾叛親離的蔣介石政府已很難挽救瞭。但蔣介石不甘心失敗，一方面在長江以南及西北地區繼續拼湊軍事力量，準備抵抗；另一方面於1949年元旦發表文告乞求“和平”，並提出以保存“憲法”、“法統”和國民黨軍隊作為國內和平的前提，其真正的目的是企圖取得喘息的時間。中國共產黨提出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改革土地制度、廢除賣國條約、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八項條件，作為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蔣介石求和的陰謀被揭露以後，被迫於1月21日宣佈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蔣氏退到浙江奉化傢鄉後，仍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操縱南京政府。
李宗仁上臺後表示願意以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派遣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到北平談判。中國共產黨也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和談代表團。4月1日雙方舉行談判，南京代表團要求人民解放軍不渡長江，妄圖造成隔江分治的局面，以維持國民黨在江南地區的統治。中共拒絕瞭南京代表團的要求，於4月15日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在懲辦戰犯和改編軍隊等方面對國民黨作瞭一些讓步，限定以4月20日為簽定日期。李宗仁拒絕簽字，聲明撤銷談判代表，和談破裂。國民政府行政院遷往廣州，準備作最後掙紮。
4月21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向全國進軍令。百萬雄師強渡長江，摧毀瞭國民黨軍的防線，於23日解放南京。中華民國在大陸最後一屆反動政府垮臺，宣告國民黨在大陸二十二年統治的結束。接著，解放軍攻占上海、杭州、南昌、武漢等城市，共殲滅國民黨軍四十三萬餘人，取得瞭渡江戰役的勝利。殘餘的國民黨軍隊紛紛退向兩廣、西南、西北及臺灣等地。蔣介石從幕後走到前臺，在廣州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直接掌握軍政大權。後又退到四川，企圖負隅頑抗。為瞭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人民解放軍分路展開追殲戰，席卷兩廣、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區。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形勢下，綏遠、新疆、湖南、雲南等省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通電起義。蔣介石帶領餘部逃往臺灣省，仍沿用“中華民國”。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1949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大會通過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重要文獻；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平，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紀年，以五星紅旗為國旗；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華民國時代結束，開始社會主義中國的新紀元。（見彩圖）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圖為毛澤東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天安門廣場上參加開國大典的群眾
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報道在政協一屆全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
參考書目
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1編，中華書局，北京，1982。
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1、2卷，中華書局，北京，1987。
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85。
魏宏運主編：《中國現代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哈爾濱，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