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到西元前476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為前477年，《史記·周本紀》為前478年）周敬王卒的中國歷史時期，因魯史《春秋》記錄瞭這一階段的歷史而得名。由於周的東遷，前人也稱這時期為東周。
周東遷後，實力大為削弱。全國處於分裂割據的狀態。見於《左傳》的大小國傢約有一百二十多個。其中以姬姓者為最多，有晉（在今山西侯馬）、魯（在今山東曲阜）、曹（在今山東定陶）、衛（先在今河南淇縣，後遷至今河南濮陽））、鄭（在今河南新鄭）、燕（在今北京）、滕（在今山東滕縣）、虞(在今山西平陸)、虢（在今河南陜縣）、邢（初在今河北邢臺，後遷山東聊城）等國；薑姓國有齊（在今山東臨淄）、許（原在今河南許昌）、申(在今河南南陽)、紀(在今山東壽光)；嬴姓有秦（在今陜西鳳翔）、江(在今河南羅山西北)、黃（在今河南潢川）、徐(在今江蘇泗洪)；羋姓有楚（在今湖北江陵）；子姓有宋（在今河南商丘）、戴（在今河南蘭考）；姒姓有杞（原在今河南杞縣，後遷到今山東濰坊）；媯姓有陳（在今河南淮陽）；曹姓有邾（在今山東鄒縣）、小邾（在今山東滕縣）；任姓有薛（在今山東滕縣）；曼姓有鄧（在今湖北襄樊）。另外還有屬於風姓、己姓、姞姓、偃姓等小國。各國之中最強大者為晉、楚，其次為齊、秦，再次則為鄭、宋、魯、衛、曹、邾等國。春秋末崛起者為吳、越兩國。除以華夏族為主的大大小小國傢之外，還有不少的戎、狄、蠻、夷交錯其間。在長期的相互混戰之中，不少小國被強國所吞並。見於《左傳》的一百二十餘國，到春秋末隻剩下原來的三分之一瞭。
經濟
井田制和農業耕作狀況 春秋時各國都普遍實行井田制。據《左傳》，楚人“井衍沃”，鄭“都鄙有章”，“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所謂井田，是指田地被分劃成整齊的小塊，田間的土埂和溝洫成為田與田之間的一種界限。《國語》說齊桓公時，管仲以為“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這是為瞭消除農民之間的不滿情緒。所以強調把田地一定要劃分成等量的面積。另方面則出於對農民征收賦役的需要。與此同時，農民也被組織起來。如《國語·齊語》說齊國是“制都三十傢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把許多分散的農戶，納入這類村社組織之中，再派官吏去管理，可起到鞏固統治的作用。後來郡縣制下的鄉裡制就由此演化而來。
井田的最高所有權屬於國傢或貴族，農民僅有使用權而已。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小塊的私田由每戶農民去耕種，收獲歸己。公田則由大傢通力合作，收成歸國傢或貴族。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種公田的積極性日益衰退，從而影響瞭國傢的收入。於是各國對稅收方式也作瞭相應的改變。齊在桓公時就已實行按地畝征租稅，魯則在宣公十五年（前594）也宣佈“初稅畝”，長期以來的力役租被履畝而稅的實物稅所取代。
除田稅外，農民還要在有戰爭時向國傢交納軍賦。軍賦按井征收糧食、草料和牲畜。由於戰爭頻繁，國傢不斷加賦，如鄭作丘賦，魯季孫“用田賦”，都是違反舊制而加重農民負擔的一種新措施。
除劃分為井田的用地之外，還有不劃井的零散土地。如《周禮》說在國都附近有官田、士田、賈田、賞田等。官田、賈田是分給供職於官府的小吏、工商的祿田，士田是授予士傢屬的份田，《孟子》所說的“士有圭田”，即指這類形狀不規則的田。這些田的最高所有權也屬於國傢。當時卿大夫之間土地雖可以轉移，但在小貴族和平民中缺乏土地所有權，特別是買賣土地的現象還未曾出現。《禮記》說：“田裡不鬻”，與當時實際狀況相符。
耕作狀況 春秋時農業工具仍以木、石制品為主，耕作工具多為木制的耒耜。青銅農具甚少，僅在春秋末，今長江下遊一帶才有過較多的銅農具。由於工具、技術都和西周相差不遠，故耕作時仍須共同合作，耦耕到春秋末年還未絕跡。
由於農業受工具、施肥等條件的限制，土地仍須輪休。《周禮》說：“不易之田傢百畝，一易之地傢二百畝，再易之地傢三百畝。”即田地休閑的時間不等，長的兩年，短的一年，也有不須休閑者，不過數量較少。《左傳》中所說的“爰田”，和《周禮》中的“一易”、“再易”之田相似，說明休閑田的普遍存在。
青銅器陶范 山西侯馬出土
青銅蟠螭紋曲尺形建築飾件 陜西鳳翔姚傢崗出土
手工業和商業 手工業分民間的和官府的兩種。民間如紡織不過是傢庭的一種副業。官府工業則具有較大規模，《周禮·考工記》提到的工種有攻木、攻金、攻皮和刮磨、摶埴等項，冶鐵業大約出現於春秋末，但很快就獲得瞭較大的發展。
青銅蟠螭紋長方形建築飾件 陜西鳳翔姚傢崗出土
商業和手工業相似之處，除民間的相互交易外，就是由官府經營或控制的工商業，《國語》說：“工商食官”，正反映出手工業、商業都以官營為主的這一特點。在各國中，可能出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鄭國的商業較為發達。從文獻記載來看，有關鄭國商人的情況頗多，其足跡遍於周、晉、楚等國。商人在出賣貴重物品時，必須取得官府的許可，說明商人尚缺乏獨立的經濟地位。
在大的都邑中，都有專為交易所設的市，如《左傳》提到鄭、魯、齊、晉諸國的市。當時民間交易仍以物易物為主，但佈、帛之類已作為一般等價物，起到貨幣的作用。而使用金屬鑄幣則較晚，《國語》記周景王鑄大錢是在公元前524年，現在所見到的銅鑄空首佈，其中有一部分當為春秋末年所作。
庶人、工商和奴隸 庶人，或稱眾，是靠農耕而自食其力的人數眾多的平民階層，也稱小人，以區別於貴族身分的君子。《國語》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庶人多居於野中，故又稱為野人，或稱為甿。庶人不同於貴族之處是，隻有小傢庭而無傢族組織，故無氏，時人稱庶人為匹夫匹婦。
庶人勞動所得，其中一部分要上交，成為國傢或貴族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除租稅外，庶人負責沉重的徭役，他們要為國傢或貴族築路、修城和建造宮室。庶人一般都被束縛於土地上面，缺乏遷徙的自由。盡管庶人社會地位低下，但他們也能擁有一點財產，其中包括少量的牲畜。
庶人以農穡為其職業，有時也可在官府充當秩位卑微的府史，有軍功者有進仕之權利。在天下無道時，庶人可以議政。《左傳》說：“國將興，聽於民”，即認為君主能聽於民，才能使國傢走向興盛和發達。由於民在一國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故各國的賢明君主和政治傢都對庶民十分重視，提出瞭利民之類的政治主張。
工、商與庶人的社會身分比較接近。當時所謂的工商主要是指為官府服務的手工業者和商人，與後來具有獨立經濟地位的工商業者是有所不同的。工商本人有官府之廩給，其傢屬則仍須耕種官府頒發的“賈田”方能生活。
工商都居於國中，身分世襲，不能隨意改變職業。但與庶人一樣，享有一定的政治權利。當官府苛求無已時，工商往往起而反抗，其中以衛國最為突出。春秋晚期，由於經濟的發展，工商漸從官府的羈絆中解脫出來，因走向獨立經營而致富。如春秋末，晉國絳地之富商可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越的范蠡最後棄官從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弟子子貢，經商於曹、魯之間，成為孔門弟子中最富裕者。這種前所未有的現象，為以後戰國進入發達的商品貨幣關系階段奠定瞭基礎。
奴隸名稱不一，一般稱為臣妾，也有稱為仆、豎或牧、圉者。卿大夫傢中都擁有較多的奴隸，奴隸往往來自於賞賜，如晉景公曾賞給克狄有功的魏桓子“狄臣千室”。除私傢外，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隸，尤以罪犯奴隸為多。所謂的奚、罪隸、胥靡就是指這一類的奴隸。《國語》說：“皂隸食職”，即罪隸因有職事而受到官府的供養。
臣妾或仆、豎一般多從事傢內服役，而牧、圉則是專管牧放牛馬的奴隸。官府還有一批具有手藝的奴隸，如《左傳》有魯的孟孫曾賄賂給楚人“執斫、執鍼、執紝皆百人”的記載，這裡所說的是木工、縫衣工和織工。《國語》說當時有所謂隸農者，即使獲得肥沃的土地，但收成多少都和自己無關，當是從事於農耕的官奴隸。由於農業勞動中以庶人勞力為主。故奴隸勞動在生產中起不到支配的作用。
政治制度
國與野 春秋和西周相似，在王國或侯國之內，分成國、野兩個部分。國是都城及其四郊，是君主直接統治的區域；在郊以外到邊境為野，或稱野鄙，君主把野的一部分分封給卿大夫，由卿大夫去統治。
國中所居者為國人，其中包括士和工、商或其他一些平民。如齊國把國中分為二十一鄉，即士鄉十五和工商之鄉六。士是貴族中地位最低者，他們世代服兵役，出征時充當甲士；也可以仕進，國傢授予他們小塊土地以作為俸祿，故《國語》說：“士食田”。士在國人中屬於主體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包括士在內的國人在發生暴亂或政變時，往往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因此，君主或貴族經常“禮國人”，或是對國人“餼粟”，如他們能贏得國人的支持，將是政權能夠鞏固的重要保證。
在野鄙中，有大片的井田和一些都邑。如齊在野鄙中設王屬，每屬之下有十縣，每縣之下有三鄉，鄉下有十卒，卒下有十邑，每邑之下有三十傢。《周禮》說野中有六遂。“屬”或“遂”中的土地劃成井田，由農民去耕種，其收成歸國傢，成為國傢財政的主要來源。都、縣是貴族的封邑，晉國稱封邑為縣，魯國則稱為都。卿大夫從封邑所得的收入，其中一小部分要以貢的形式交納給國君。
野中的居民稱野人或庶人、野甿者。春秋前期，野人的社會地位較低，不服兵役，僅承擔交稅和服徭役等義務。到春秋晚期，野人也當兵，地位有所改變。但無論何時，野人也仍屬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階層。
世族與政治 春秋時各國的統治集團由國君的宗親或少數異姓貴族所組成。《左傳》說：“天子建國，諸侯立傢，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從天子到卿大夫都是實行嫡長子繼承制，次子則分封。各諸侯國之中，長子繼位後，次子或庶子為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公子、公孫的傢族稱公族。由於其貴族身份世代相傳，又稱之為世族。同姓或異姓貴族都有自己的氏名(見姓氏)，並享有封邑和田地。邑或田地的多少、大小，各國不盡相同。如衛國的卿可以擁有百邑，大夫為六十，而晉人以為大國之卿有一旅之田，上大夫有一卒之田。當時官祿與土地是相應的，有官則有土，亦享有祿。擁有大片的田地，是卿大夫在政治上具有強大實力的物質基礎。
卿大夫的其封邑上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統治機構。卿在封邑上修建起號稱為都的城堡，有的規模甚至可和國都相埒；還設置有治事的內朝和官屬。治理都邑的有邑宰。分管其他具體事務的有馬正、司馬、工師、賈師等官職。貴族還有權誅戮或懲罰有罪的族眾或臣僚，為瞭封邑的安全，一般都設有私人武裝的甲卒(或稱私屬)，國君出征時，貴族往往以其甲卒相從。可見在卿大夫都邑中，不僅有農民為貴族提供租稅和力役，而且還有軍隊、法庭和官屬。因而這類都邑實際上是侯國的一個縮影。
當時稱這種實力強大的卿大夫傢族為強傢。各國都有若幹在侯國統治集團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的強傢（公族）。君主如得不到公族的支持，其統治就很難維持下去。但公族勢力過於強大，又會削弱公室的力量。特別到春秋晚期，同姓或異姓的強傢，其實力越來越大，如晉的郤氏“其富半公室，傢半三軍”，魯國的季氏“富於周公”，君主已有名無實。這種“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造成權去公室，政在傢門的結局。所以不久之後，便出現瞭三傢分晉和田氏代齊。
官制和兵制 王室或侯國中職位最重要者為卿士，是君主之輔佐，當時簡稱為卿。一般高級官吏皆由大夫充任，而大夫中能秉國政者則號為卿。在卿位者多為公子、公孫。晉國情況略異，卿常由異姓大夫擔任。
卿除主政外，作戰時或充當將帥。春秋早期，周王室之左、右卿士及齊之國、高二氏，分別擔任左、右軍之軍帥。以後卿人數漸漸增多，如鄭、宋有六卿，晉最多時可達十二卿，而掌實權者仍是其中的一二人，他們被稱為正卿、塚卿，鄭則稱為“為政”或“當國”，以區別於其他的卿。在卿位者仍有具體官職，如魯的三桓，分別擔任司徒、司馬和司空；宋的正卿任右師、大司馬、左師、太宰等職；楚之二卿為令尹、司馬。卿的官位常是世襲的，故當時稱之為“世卿”。
各國管具體事務的官職有司徒、司馬、司空(見三有事)、司寇等，這四種官職名稱之前或有加上一“大”者。宰也是常見的官名，或稱太宰，有的國傢其地位頗為重要。屬於師傅之官有太師、少師、太傅。以上幾種官職常由卿來擔任。此外還有祝、宗、卜、史之類的官職。再有是掌管來往貴賓的行人，管理刑獄的理或大士和尉氏，管理市場和手工業的褚師、工正和工師，管理山林川澤的衡、麓和虞人，管理地方的封人、縣師或隧正。楚的官名較特殊，最高執政官的卿為令尹，其他管理各種具體事務者也多以尹為名，如有箴尹、沈尹、連尹、清尹等十幾種名稱。秦國也有庶長、不更等他國所不見的官名。
作戰時以車戰為主，故各國都有數量甚多的兵車。春秋晚期，晉有兵車四五千乘，其他如楚、齊也有幾千乘。出師作戰時，軍隊分為中、左、右三軍。中軍一般由君主統率，左、右軍則歸卿率領。晉於春秋早期即由卿主三軍，中軍帥稱元帥或將軍，同時又是晉之執政。軍隊士兵主要由小貴族士所組成，庶人或牧、圉也有隨軍出征者，但非軍中主要力量。中軍是王卒或公卒，即君主之族眾，當時稱之為國士，是三軍中精銳部分。左、右軍由卿大夫的族眾所組成。晉在軍師之下，有軍大夫、軍尉、司馬、候等官職。
銅柄鐵劍靈臺景傢莊出土
除戰車外，也有步卒。如晉國為瞭和戎、狄作戰，曾經“毀車為行”，“行”就是步兵，鄭國稱步兵為徒兵。但終春秋之世，車戰仍比步戰更重要。吳、越兩國設有舟師，是一支重要的水上攻戰力量。
春秋時的刑罰以五刑為主，即墨、劓、宮、刖、殺五種。殺為死刑，其餘皆為毀傷犯人身體某部的肉刑。特別是刖刑，是當時經常使用的一種懲罰手段。《左傳》說齊國於春秋末曾經“履賤踴貴”，表明被刖足者之多。有些貴族因犯罪也受此刑，齊的鮑牽即被刖足。較輕的刑罰有鞭刑，官吏有過者即遭鞭打。犯人也可用甲、盾或銅塊來贖罪。還有將犯人或其傢屬罰作奴隸者，《周禮》說：“丈夫入於罪隸，婦人入於舂藁。”
到春秋晚期，由於社會經濟發生瞭變化，在刑法方面也要求作相應的變革。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即把刑法條文鑄於鼎上。公元前513年，晉國鑄刑鼎，以公佈范鞅所作的刑書。公元前501年，鄭國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在此以前，所謂“議事以制”，就是判決者往往臨事作出懲罰標準，缺乏成文性材料的依據。而在刑法條文公佈之後，官吏或貴族的專橫獨斷受到抑制，這在歷史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並對以後戰國時期刑法條文的完善具有深遠的影響。
強國的爭霸活動
周東遷和諸侯的強大 西周末年，關中因受戰爭和自然災荒的破壞而變得十分蕭條，力量微弱的周王室已無法再在鎬京一帶立足。公元前770年，平王依靠晉、鄭諸侯的幫助而東遷洛邑。
東遷後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陜西東部和豫中一帶的地方，後來這些領土漸被秦、虢等國所占據，周所能控制的范圍，僅限於洛邑四周。疆域的縮小，使周失去瞭號令諸侯的能力，各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職和納貢，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減少。周經常向諸侯求車、求賻、求金，失去瞭昔日的尊嚴，已和一般小國無別。
與周相鄰的鄭，也是西周末從關中遷到今河南新鄭一帶的，但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國中，堪稱佼佼者。特別到莊公時，鄭的武力較強，不僅戰敗戎人，而且還滅掉瞭許國。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伐鄭，結果被鄭打得大敗。此後，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來制服諸侯，而野心勃勃的鄭莊公則頗有稱霸中原之意。除鄭以外，宋、魯等國都很強盛。西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替代。
齊桓公的霸業 齊在經濟、文化上都較為先進，是春秋時東方的泱泱大國。春秋初年，齊內亂迭起，無暇對外。桓公繼位後，任用管仲為輔佐，穩定瞭國內的局勢，同時又註意發展經濟，國力大為充實。於是桓公積極開展對外活動，首先拉攏宋、魯兩國，接著把鄭也爭取過來。當時北方戎、狄勢力強大，華夏小國深受其害。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臺）；次年，狄又破衛（今河南淇縣），衛隻剩下遺民五千餘人。齊乃出兵救邢存衛，遷邢於夷儀（今山東聊城），遷衛於楚丘（今河南滑縣）。史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由於齊聯合其他諸侯摧折狄人南下的鋒芒，使邢、衛兩國轉危為安並受到保護，齊桓公在中原國傢中樹立起很高的威信。
南方的楚國，在春秋初年還並不強，但經過武王到文王的苦心經營，楚開始強大，先後滅掉瞭鄧、申、息等國，並漸向北發展其勢力。到成王時，楚打算更進一步向中原逼近，但正逢齊桓公的崛起，一向服屬於楚的江、黃等小國都轉向齊。這使楚大為不滿，於是連年進攻鄭，以此作為報復。公元前656年，齊桓公也采取相應的舉動，率領魯、宋、陳、衛諸國之師，討伐追隨於楚的蔡國。蔡不堪一擊而潰敗，齊遂進而伐楚。楚不甘示弱，派人責問齊師。最後兩國無法壓倒對方，故在召陵（今河南郾城）會盟。這次齊雖未勝楚，但楚北進的計劃受到瞭阻力。
春秋時期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圖
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今河南蘭考），參加盟會者有魯、宋、鄭、衛等國的代表，周天子也派人前往。盟會上規定：凡同盟之國，互不侵犯，還須共同對敵。通過這次盟會，齊桓公成為霸主。霸主就是代替天子而成為諸侯中的主宰力量。
桓公死，諸子爭立，內亂不息。齊失去其霸主地位。齊稱霸時間雖不長，但對阻止戎、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武力強而好戰的宋國，在宋襄公時期，也躍躍欲試，想乘齊中衰而成為霸主，但不久就被楚所摧敗。
晉的崛起和文公的霸業 晉在春秋初年比較弱小。其疆域僅包括今晉南和汾、澮流域一帶，都城在翼（今山西翼城）。《國語》說晉國是“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渠。”《左傳》說：“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由於晉國是“表裡山河”，有難攻易守的好處，但這樣的地理環境對於晉和中原的交往則頗為不利。
公元前745年，晉昭侯封其弟桓叔於曲沃（今山西聞喜）。桓叔實力超過晉君，雙方展開瞭不斷的激烈鬥爭。到公元前679年，桓叔之孫取勝而成為晉君，是為武公。到其子獻公時，晉改一軍為二軍以擴大兵力，隨後滅耿（在今山西河津）、霍（在今山西霍縣）、魏（在今山西芮城）三個小國，接著又滅虢(在今河南陜縣)、虞（在今山西平陸）兩國，晉國疆土從黃河北岸延伸到黃河以南。這對晉以後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獻公時晉開始強大。獻公死，諸子因爭位而釀成內亂。相繼在位的是碌碌無能的惠公和懷公，故一直受制於秦。晉長期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態。
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達十九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國繼位，是為有名的晉文公。他備嘗“險阻艱難”，所以即位後能奮發圖強，任用有才幹的趙衰、狐偃等人，並註意發展農業、手工業生產。經過文公的治理，晉政權不僅鞏固起來，而且還出現“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的局面。
同年，周王室發生內亂，周襄王出居鄭以避難。公元前635年，文公利用這一機會，出兵平亂，護送襄王歸國。襄王為瞭酬謝文公的功勞，把陽樊、溫、原和攢茅之田（今河南濟源、武陟一帶）賜給晉文公。文公通過興兵勤王，除得到土地外，還提高瞭晉在中原諸侯中的威望。
自齊霸中衰，楚又乘虛而入，中原的一些小國都在其支配之下。當時不僅魯、鄭屈服於楚，甚至象齊這樣的大國也受到楚的威脅。由於晉的強盛，晉楚之爭勢在必然。公元前632年，晉楚發生城濮之戰，楚人戰敗。晉文公和齊、魯、宋、衛等七國之君盟於踐土（今河南原陽），並得到周王的策命。是年冬，晉文公又會諸侯於溫（今河南溫縣），周王也被召去赴會，晉躍升為中原的霸主。
文公死，襄公立。襄公依靠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不僅能使內部穩定，同時還打敗白狄與秦人，故晉仍能保持其霸業。
秦霸西戎 周東遷時，秦襄公因護送平王有功而被封為諸侯。秦原來居於今隴東，周東遷後，占有岐西之地。德公時居雍(今陜西鳳翔)。到穆公時秦漸強大。秦和晉通婚，故關系較密切，兩國又因接壤而經常有矛盾。在晉文公卒後，穆公即乘晉喪而東向派兵襲鄭，後因鄭有備而退回，但在行經殽（今河南澠池、洛寧一帶）地時，遭到晉伏兵的狙擊，秦師全軍覆滅，三師被俘。此後，秦不斷和晉較量，如公元前625年，秦伐晉，戰於彭衙（今陜西白水），秦戰敗；一年後，穆公親自率兵伐晉，渡過黃河後，燒毀乘舟，晉人見秦有決一死戰之心而不敢應戰。秦由於國力不如晉，故屢與晉戰而很少得利。而晉正好堵住秦東向的通道，故秦很難進入中原。出於以上原因，秦隻好向西發展，擊敗附近的戎人以增強自己的力量。史稱穆公“益國十二，遂霸西戎”。同時，秦與南面的楚國加強聯系，從穆公以後到春秋末，秦一直和楚站在一起而與晉為敵。
楚莊王之勝晉 在晉文、襄時期，楚不敢與晉爭鋒。到楚穆王時，楚不斷對其鄰近的小國尋釁，先後滅掉瞭江（在今河南汝寧）、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河南固始）等小國。晉自襄公卒後，大權旁落於趙盾之手，趙盾為瞭樹立自己的勢力，排斥異己，殺靈公立成公，晉放松瞭對外的爭霸活動。而這時楚的國勢正盛，楚人范山對穆王說：“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看出晉國的弱點，很想到中原建立霸業，但不久穆王即死去。
繼穆王而立者是莊王。莊王初年，楚的局勢很不穩定，接連發生貴族暴亂，又逢天災侵襲，而鄰近於楚的群蠻、百濮也都乘機對楚進行騷擾。莊王平息亂事，並在內政方面作過一些改革，能夠賞罰分明，大小貴族各有所用，使“群臣輯睦”；對人民也有所加惠，即使經常出兵，但國內也可以“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由於莊王治國、治軍有方，楚國力日益強盛。
公元前606年，莊王伐陸渾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帶），觀兵於周郊，並派人向周詢問周九鼎之輕重，以表示有吞周之意。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陳的都城；次年又興兵圍鄭，鄭被困三月因城破而降楚。這使晉難堪，故晉派荀林父率大軍救鄭，晉楚兩軍大戰於邲(今河南鄭州北)。這時晉國政令不行，將帥不和，特別是副帥先縠剛愎自用，不肯服從命令，結果晉軍被楚打敗，狼狽逃歸。邲之戰是楚國在中原所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公元前594年，楚又圍宋達九月之久，宋向晉告急，晉因畏楚而不敢出兵。宋、鄭等國都屈服於楚，莊王成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戰和鄢陵之戰 隨著晉霸的中衰，常和晉站在一起的齊，漸對晉藐視起來。齊頃公時，齊一面和楚連結，一面又不斷對魯、衛兩國用兵。另外又不尊重晉的使臣郤克。公元前589年，魯、衛兩國因不堪齊的侵伐而向晉求救，晉派郤克率兵攻齊，兩軍激戰於鞍（今山東濟南），齊師戰敗。齊與晉結盟，並答應歸還占領魯、衛之地。這次戰役表明，晉雖不如以前強盛，但齊仍不是晉的對手。
鞍之戰晉獲勝後，又引起楚對晉的敵意。這年冬，楚以救齊為名而大興師。接著楚在蜀（今山東泰安）舉行瞭盟會，參與者有齊、秦、宋、鄭、衛等十國，聲勢頗盛。晉不敢出來與楚抗爭。當然，楚也不敢攻晉，兩強處於相持階段。
公元前580年，晉厲公立。厲公頗有重整晉國之意，於即位之初就打敗瞭狄人和秦人。被晉人稱為“四強”的齊、秦、狄、楚，這時除楚之外，都為晉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晉、楚兩國在宋華元的調停下議和，但兩國均缺乏誠意，隻能使矛盾獲得暫時的緩和。公元前576年，楚首先違約而向鄭、衛發動進攻。次年，晉國以鄭服於楚為借口而伐鄭，鄭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大軍救鄭，晉、楚兩軍大戰於鄢陵，楚戰敗而退兵。鄢陵之戰後，晉在實力和條件上略勝於楚，晉厲公因此驕傲自滿起來。次年，“欲去群大夫”，殺掉瞭郤至、郤犄、郤，想以此來加強君權，但晉室弱而權在卿大夫的局面已很難扭轉，所以次年厲公即被欒書、中行偃這些實力很強的大臣所殺死。
晉悼公復霸 厲公被殺之後，晉國卿大夫之間的鬥爭也趨於緩和，故在悼公時期，晉勢復振。
悼公在對付戎人方面采取魏絳和戎的策略，即用財物去換取戎人的土地，以代替過去的單純的軍事殺伐，借此抽出部分的兵力來加強對中原的爭霸活動。
公元前571年，晉在虎牢(今河南氾水)城以逼鄭。鄭背楚而倒向於晉。這時晉、楚俱在走向下坡，但相比之下，晉略占優勢，故楚不敢與其相抗。悼公能夠復霸，原因就在於此。當然，晉的霸業，至此也已接近尾聲。
向戌弭兵 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繼華元而提出弭兵之議，晉、楚、齊、秦四大國都表示同意。是年六、七月間，晉、楚、齊、秦、宋、衛、鄭、魯等十四國在宋都開弭兵之會。齊、秦是大國，邾、滕是齊、宋的屬國，這四國不參加盟約。會上規定晉、楚之從必須交相見，就是說兩國的仆從國既要朝晉又要朝楚，同時承認晉、楚為霸主，遂出現瞭前所未有的霸業由兩強來平分的現象。
弭兵之會後的幾十年中，由於晉、楚兩強力量的接近於平衡，彼此的軍事沖突較以前大為減少。
小國對霸主的貢賦 西周時各諸侯都要定期對周天子納貢，春秋時因周衰而此制漸廢。隨著大國爭霸的出現，各小國都要向霸主國交納貢奉。特別到春秋晚期，霸主國為瞭加緊對小國的勒索，甚至規定出貢賦的標準，如魯襄公幾次到晉國去聽政，就是去聽取晉對魯賦的具體數目。霸主為瞭能保證有這種收入，時常對小國施加軍事威懾，小國為瞭不致遭受戰爭的災難，故必須不斷地對霸主交納奉獻。《左傳》說：“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除瞭晉以外，楚是另一個霸主，齊是強鄰，魯對這兩國也不敢稍有違抗。據《左傳》記載，魯在春秋時期，對晉、楚、齊三國共朝見過三十三次。
鄭國地當晉、楚之間，兩強發生軍事沖突時，鄭受害最大。鄭在子駟當政時期，采取唯強是從的策略，“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後來子產當政，他對晉人說：“以敝邑之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鄭和魯一樣，為瞭少受討伐，隻能向兩強多交貢賦。鄭人每次赴晉，都要帶著豐厚的禮品，如晉安葬晉平公，鄭執政子皮帶著一百輛車的禮物前去送葬。
春秋晚期，晉的執政都很貪婪，加重瞭對小國的壓榨。《左傳》說：“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又說：“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霸主國的苛求無厭，使小國承受著很重的負擔。但和魯鄰近的滕、小邾、杞、鄫等小國，都要經常去朝魯，如杞對魯稍有不敬，魯則出兵討伐之，可見魯又模仿著強國去對待比自己弱小的國傢。
吳的興起和吳破楚 地處長江下遊的吳國，由於經濟文化較落後，在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國少有來往，其活動狀況也不見於史書記載。
從春秋晚期開始，吳漸漸強大起來。公元前583年，晉采納從楚逃亡到晉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吳國以制楚，派巫臣使吳，並把中原的乘車、射禦、戰陣都教授給吳人，還“教之叛楚”。從此，吳果然加緊對楚的進攻，屬於楚的一些蠻、夷，也漸被吳所吞並。
公元前515年，吳公子光殺王僚而自立，即吳王闔閭。《左傳》稱闔閭與民“辛苦同之”，是一位有作為的君主。吳在其治理下而日益強盛。公元前512年，吳滅徐（在今安徽泗縣北）。楚的卿大夫這時已感到吳的威脅，而且也預見到吳將是楚不易對付的強敵。
吳重用楚亡臣伍員。伍員認為“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建議吳王把吳軍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師以擊楚，如此輪番地去擾楚，便可削弱楚人，最後以三軍攻之，楚一定無法支持。吳王接受瞭這一計謀，果然，從楚昭王即位之後，“無歲不有吳師”，使楚疲於奔命。
公元前506年，吳大舉攻楚。吳軍溯淮而上，轉戰於小別山、大別山一帶。繼而吳與楚軍戰於柏舉（今湖北麻城），楚軍失利。吳從攻楚以來，五戰皆捷，吳軍遂攻入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昭王奔於隨（今湖北隨縣）。楚申包胥入秦乞師，秦襄公派兵車五百乘以救楚。楚人在秦的支援下，把吳軍逐出楚境。楚因遭到這次大敗而失去其霸主地位。
吳伐越和越滅吳 越和吳相毗鄰，占有今浙江一帶。越乘吳忙於攻楚而經常出兵以襲吳。公元前496年，吳伐越，戰於檇李（今浙江嘉興），吳師敗，吳王闔閭負傷而卒。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為報父仇而敗越於夫椒（今江蘇蘇州），又乘勝而攻入越都。越王勾踐率領五千甲盾而退保於會稽山（今浙江紹興），並使人向吳求和，伍員要求夫差滅越以除吳心腹之患，而夫差因勝越而驕傲自滿，不聽伍員諫阻而許越議和。
吳勝越以後，自以為從此可無後顧之憂，於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晉、齊試比高下。公元前486年，吳人在邗（今江蘇揚州附近）築城，又開鑿河道，將長江、淮水接連起來，開辟出一條通向宋、魯的水道，進逼中原，在其壓力下，魯、邾等國紛紛臣服。公元前485年，吳派舟師從海上伐齊；次年，又興兵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今山東萊蕪），齊軍主帥國書戰死，吳俘獲齊兵車八百乘。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與晉、魯、周等國會於黃池（今河南封丘）。在這次會上，晉與吳都爭作霸主，晉由於國內內亂未止，故不敢與吳力爭，使吳奪得瞭霸主的位置。
《左傳》說夫差時，“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又說他不恤民力，“視民如讎”。吳在爭霸方面雖得逞，但連年的興師動眾，造成國力空虛。越王戰敗以後，不忘會稽之恥，臥薪嘗膽，“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的國力漸漸恢復起來。而吳對此並不警惕。吳王為參加黃池之會，竟率精銳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踐乃乘虛而入，大敗吳師，並殺死吳太子。夫差聞訊而匆匆趕回與越議和。吳長期的窮兵黷武，民力凋敝，難以和越對抗。公元前473年，越滅吳。
勾踐滅吳之後，步吳之後塵，以兵北渡淮，會晉、齊諸侯於徐州。越兵橫行於江淮以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墨子》說當時的強國是楚、越、晉、齊，“四分天下而有之”。在春秋末到戰國初，越代吳成為長江下遊的強國。
各國君主權力下替和卿大夫的兼並鬥爭
春秋時從周王室到各個侯國，君權不強者占大多數。魯、宋、鄭、齊、晉等國的君權日益衰弱，而主宰國傢命運的卿大夫為瞭爭權奪利，又不斷地展開激烈的兼並鬥爭。
魯國在僖公時，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其後代稱季孫氏。季友之兄慶父、叔牙之後為孟孫氏、叔孫氏。這三傢皆為桓公之後，故稱三桓。僖公以後到春秋末，魯的政權基本上由三傢所把持。襄公時，季孫宿執政，三分公室，魯君實力被削弱。到昭公時，昭公被逐出魯國，流浪在外七年而卒。《左傳》說：“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由於季氏頗得民心，故魯國出現“民不知君”的現象。但隨著三桓勢力的過於強大，三桓的傢臣也非同一般。在春秋晚期，南蒯、陽虎、侯犯等先後起來反對季氏和叔孫氏，象陽虎就一度執掌魯的大權，即所謂的“陪臣執國命”。由此又反映出三傢也在走向衰微。
宋國的卿大夫和魯一樣，以公族子孫為主，如有戴公之後的華、樂、老、皇四傢，後來有桓公之後的魚、蕩、鱗、向四傢。整個春秋時期，宋國的執政不出於戴、桓兩族，其中尤以戴族為多。各大族的傾軋很激烈，到春秋晚期，桓氏勢力被鏟除，剩下戴族的樂、皇幾傢。
鄭國的執政以穆公後人為主。穆公有十三子，其中罕、駟、豐、遊、印、國、良七傢為強族，即所謂的七穆。從春秋中期到晚期，任鄭執政者不出這七傢。
齊國在春秋早期由國、高二氏掌握大權，以後又有崔、慶二氏，這四傢都是齊的公族。屬於異姓貴族者有姬姓的鮑氏和媯姓的田氏。田完本為陳國的公子，後逃到齊，桓公使其為工正。齊莊公時，田氏漸漸得勢。景公時，田乞為大夫。田氏為瞭擴張自己的勢力，“其收賦稅於民，以小鬥受其粟，予民以大鬥”，以此來籠絡人心，抬高田氏在齊國的聲望。景公死後，田氏滅國、高二氏，田乞專齊政。到其子田常時，鮑氏、晏氏也為田氏所除，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齊君的封邑還大。到田盤時，田氏的宗族“盡為齊都邑大夫”。田氏在外則和晉通使，成為齊國的實際統治者，齊宣公則有名無實。後田氏廢康公（宣公子），代替薑氏而統治齊國。
晉國從獻公時起，不許立公子、公孫為貴族，公子、公孫隻好離晉而仕於他國。這就是所謂的“晉無公族”，為春秋時他國所無的現象。排斥公族，導致異姓或國姓中疏遠的卿大夫得勢。文公、襄公時，狐、趙、先、郤、胥等氏頗有權勢，以後又有韓、魏、欒、范、荀氏等強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後，卿大夫之間兼並激烈。從厲公時起，郤氏、胥氏、欒氏被翦除，到春秋晚期隻剩下最強的趙、魏、韓、范、中行氏。後來趙又滅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強，趙聯合韓、魏而消滅智氏。晉長期的卿大夫兼並鬥爭到此告一段落，晉國也被這勢均力敵的三傢所瓜分。到戰國初年，三傢得到周天子的認可，晉國乃分成趙、魏、韓三國。
以上幾個國傢都因為存在強大的同姓或異姓貴族勢力，致使君權削弱，“權去公室，政在傢門”。卿大夫為瞭爭權奪利，引起內亂頻繁發生。但並非諸侯國皆如此，如楚王的宗族雖強盛，卻未形成象魯、晉那樣實力很大並能控制君主的強傢，故楚的君權較許多中原國傢為強。秦的情況和楚也有某些相象之處。
華夏和戎狄蠻夷的關系
由於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春秋時居民中有華夏和戎、狄、蠻、夷的區分。各諸侯國經濟文化上較先進而自稱華夏，他們把較為落後的小國或部稱之為戎、狄、蠻、夷。有些戎、狄、蠻、夷居住在遠離華夏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是和華夏緊密相連，或是錯雜在一起的。
戎和狄主要分佈在今黃河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區。北戎、山戎分佈在今河北和遼寧等地。薑戎、陸渾之戎本在今甘肅一帶，後來被迫遷徙到今豫西。在周的南面有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另外，魯的西境以外也有戎人，在衛都的城墻上可以望見戎人的村落，晉國的周圍都是戎狄人，故《左傳》說：“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
狄分為白狄、赤狄和長狄。白狄在今陜西一帶。白狄別種的鮮虞、肥、鼓則在今河北的西部、中部。赤狄中有潞氏、留籲、鐸辰、東山皋落氏、廧咎如，都分佈在今晉東南一帶。長狄之名見於《左傳》，具體情況不詳。
夷分佈在今山東、安徽、江蘇北部一帶。萊夷在齊的東面，淮夷分佈在淮河中、下遊。《左傳》中提到東夷，《論語》中提到九夷，大約都是居住在今山東一帶的夷人。見於《左傳》的小國介和根牟，即東夷人所建立。諸夷中以淮夷為最強大，並不斷和魯發生沖突。《詩經》的《泮水》，即為歌頌魯僖公戰勝淮夷而作。淮夷還參加楚主持的盟會，又隨楚伐吳。萊夷和齊是世仇，《左傳》中齊伐萊的記載甚多，最後為齊所滅。
群蠻和百濮居於楚之南。楚與晉戰於鄢陵，蠻人也出兵隨楚。濮在江漢之南，或說在今雲南一帶。
據古書記載，戎狄多為“披發左衽”。《左傳》說薑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這種生活習慣、禮俗、語言的差異，把戎狄和華夏區分開來。自然，差別並非都標志著民族的不同。如戎人中有薑姓、姬姓之戎，顯然他們和周人本為同族人，隻是出於歷史或文化的原因，使他們分道揚鑣。盡管戎狄和華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但這對彼此交往並無太大妨礙，如周王曾娶狄女為後，晉獻公、文公都娶戎族女子為妻。
春秋早期，戎狄勢力很盛，中原的華夏諸小國受其威脅較嚴重，即使晉、齊等大國也經常要遭到戎狄的侵襲。從春秋中期開始，華夏各國有瞭較大發展，特別是通過稱霸而相互聯合，增強瞭對戎狄的防禦能力，不少的戎狄漸被華夏所征服。如在今山西、河北境內的赤狄、白狄大部分為晉所滅，齊滅萊夷，秦滅掉西戎的小國，楚國吞並瞭數量甚多的蠻人或濮人的小國。由於各族長期和華夏聚居在一起，經過不斷的相互影響，文化禮俗等方面的差別日趨減少。到春秋末年，原來散居於中原各地的戎狄蠻夷差不多都已和華夏融合在一起瞭。
孔子及其學說思想
春秋晚期，從社會結構到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文化教育也不會例外。原來各種專業知識多由少數祝史等人員世代傳習，而這種“學在官府”的情況已不適應新的形勢需要。社會要求在官學外還應有私學，以培養、造就更多的學者和官吏人才。孔子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出現於當時的。
孔子（前552或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先世本為宋的貴族，後遷於魯。他從五十歲起，才開始在魯國做過較大的官，不久即失去職位，以後一直到處奔波，去過不少國傢，但他的政治理想一直未能實現，最後老死於魯。孔子一生之中大部分時間用在教育弟子。據說他的學生中較傑出者達七十二人，《史記》說他的弟子名氣較大而有據可查者達三十五人。他在教學方面取得瞭前所未有的成就。
山東曲阜孔府大成殿
孔子學識淵博，尤熟悉古代流傳下來的《詩》、《書》、《易》等典籍，對周代的禮制頗為贊賞。他自稱是“述而不作”。就是說要對這些文獻作出解釋以傳授給自己的弟子。實際上他在註意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又結合現實而有所發展，起到推陳出新的作用。他頌揚周文王和周公，但也受到春秋時管仲、子產的影響。他把歷史上的思想材料，加以提煉，創建瞭儒傢學派。
孔子的主要言論和觀點，都被收入由他弟子所編集的《論語》之中。他以仁做為其哲學體系的核心部分，《論語》中論述仁的地方在百處以上。所謂仁就要對人尊重和有同情心，“仁者愛人”。他以為一個人若要達到仁的標準，就須“克己復禮”，通過對自己的克制和約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以求符合禮的要求。他弟子說他一貫之道是忠恕。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在處世方面要多為別人著想。總之，孔子把仁看作一切道德的總和以及道德當中的最高準則。
孔子愛人的原則也貫穿於有關治國治民的主張之中。例如他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民”，“子為政，焉用殺”，等等。這些話表明他反對君主對人民橫征暴斂和濫施刑殺，而應通過寬惠的手段來得民心，以求得政權的鞏固。他對刑罰的見解是：刑罰失中會使人民手足無措，而治國不能單靠刑罰，采用德治才是最根本的辦法。他認為一個國傢足食足兵還不夠，最重要的是必須取信於民。對於用人他也比較重視，認為治國離不開有用的人才。
在天道觀方面，孔子並不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他明確地表示：“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即對鬼神持懷疑態度，所以主張應該敬而遠之。他還認為，“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把探討和解決人世間的實際問題放在優先地位，樹立起儒傢重視人事的傳統。
孔子在教育方面作出瞭重大的貢獻。他自己能夠虛心向別人學習，而且學而不厭，對學生則“誨人不倦”。他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態度。他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使接受教育者從少數貴族擴大到一些出身於低賤者的階層。這對春秋末到戰國時期教育較以前大為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於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在孔子生前，他的政治理想無法付諸實現。但從戰國開始，他所創建的儒傢學說，成為天下之顯學而發揮其一定的作用。從西漢到明清，儒學基本上一直處於一尊的地位，孔子被稱為“聖人”或“至聖”，他的名字幾乎成瞭中國古代文明的象征。盡管歷代的儒學經過某種改造，和孔子學說的本來面目會有一定的差異，但象強調德治、重視教化、輕鬼神重人事、積極進取等儒傢思想的基本準則，仍在不同程度上發揮其作用和產生影響，而且，久而久之，儒傢的有些思想和觀點不斷地滲入到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