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官茶換取青海、甘肅、四川、西藏等地少數民族馬匹的政策和貿易制度。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行茶馬法，於成都置都大提舉茶馬司主其政。明洪武四年(1371)，戶部確定以陝西、四川茶葉易番馬，於是在各產茶地設置茶課司，定有課額。又特設茶馬司於秦州(今甘肅天水)、洮州（今甘肅臨潭）、河州（今甘肅臨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專門管理茶馬貿易事宜。茶馬司初設令、丞。十五年改設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三十年又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今青海西寧）。明初還曾設金牌信符，作為為征發上述少數民族地區馬匹的憑證。明朝的茶馬政策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由於茶是邊疆少數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統治者嚴格控制茶葉的生產和運銷，並嚴禁私販。以茶易馬，在滿足國傢軍事需求的同時，也以此作為加強控制少數民族的重要手段和鞏固邊防、安定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策略。後來隨著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交流的發展，民間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進行貿易。永樂時，明政府一度稍弛禁令，聽憑商人與少數民族市馬。但為時不久，又嚴加申禁，並恢復已廢的洮州茶馬司，設立甘肅茶馬司於甘州（今甘肅張掖）。成化時，民間茶馬貿易日趨頻繁，巡茶禦史屢出，茶多私運出境，而馬至日少。於是弘治時被迫開放商營貿易，召商中茶。弘治三年(1490)出榜招商，給引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運赴指定茶馬司，六分商賣，四分入官。此法一行，私茶出境一發不可遏止，好馬盡入民間商人之手，而茶馬司所得卻隻是中下等馬匹；明朝官員將吏為瞭牟取私利，有的故意壓低馬價，以次茶充好茶，有的用私馬替代番馬，換取上等茶葉，致官營茶馬貿易更加衰落。正德時寵信西藏番僧，特許西藏、青海喇嘛及其隨從和商人例外攜帶私茶，明朝茶馬貿易制度崩壞日甚。此後明廷雖時下禁私茶之令，又曾欲復金牌信符之制，但民間茶馬貿易愈益興盛，雅安、打箭爐（今四川康定）等地成為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互市貿易的繁華場所。這種貿易往來，不僅促進瞭內地與青海、甘肅、四川、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對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也起瞭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