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特許經營茶葉的專賣商人。清初茶葉仍為政府實行專賣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隨意販運。產茶地區生產的茶葉，除少數優質茶葉作為“貢茶”，由政府委派官員採辦以供奉皇室外，其他作為貿易田茶。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馬禦史招專商領引納課後，從產茶區販運到陝甘等地，交售給官府的茶馬司，然後由茶馬司將茶葉與西北等地少數民族交易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請引後，從產茶區運銷各地或輸往國外，茶引一道，準運茶一百斤，每引額征紙價銀三厘三毫，引價銀各地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賣銀一錢，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規定：無論“官茶”、“商茶”，都不許與茶引相離。茶商領引販茶，須經稅關“截驗”放行。如茶無引，或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賣茶畢，殘引須繳回原頒發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瞭實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實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葉運銷中的職能不同，大致可分為收購商、茶行商和運銷茶商。
茶葉收購商人，有的地方稱為“螺司”。他們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戶（茶葉生產者）收購毛茶，然後賣與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沒有這類收購商，由茶戶直接賣與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業務，主要是代運銷茶商收購茶葉，他們一般為經紀人，亦有兼營毛茶加工業務者。運銷茶商至產茶區販茶，必投茶行，給驗茶引，預付貨款。茶行商人代為收購，抽取傭金。開設茶行，要經過官府批準，領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開設茶行。
運銷茶商大致有兩種，運銷“官茶”的稱“引商”；運銷“商茶”的稱“客販”。“引商”請引於部，每運一引（一百斤）茶葉到陜甘等地的茶馬司，五十斤“交官中馬”，五十斤“聽商自賣”，另外還允許帶銷“附茶”十四斤，作為“官茶”運腳之費。“客販”請引於地方政府，專門運銷“商茶”，除繳納引課之外，凡遇稅關，需驗引抽稅。產茶區生產的茶葉，要先盡“引商”收買。然後方給“客販”運銷。
康熙中期實現瞭全國的統一，馬已足用，向陜甘等地易馬漸無必要。同時，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海禁以後，清代對外貿易發展迅速，茶葉的外銷日趨增加。於是，經營“官茶”的“引商”開始衰落，而經營“商茶”的“客販”卻日漸興盛。閩、粵商人因廣州開放對外通商，開始大量經銷“商茶”裝載出口，或銷往南洋一帶，或外銷東印度公司。秦晉商人則運茶到天津、張傢口等地，由俄國商人陸運至東歐等地。過去經營“官茶”的晉商、徽商，亦有轉而經營“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壟斷茶葉運銷之權，在產茶區收購茶葉時，或則冒指“官茶”，以便壓低價格或則多取“樣茶”，任意勒索；或秤則任意輕重，銀則熔改低色。此外，他們還用預買的形式貸款給茶葉生產者，以高利貸的方式盤剝茶戶，並使茶戶屈從於商人資本。在茶商的殘酷剝削下，茶戶小生產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許多茶園生產難以改進。茶商在銷售茶葉時，又采取以次充好，摻雜水濕等手法剝削消費者。茶商通過種種不等價交換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積起巨額資本。如山西茶商，每傢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兩，有的甚至達二百餘萬兩之多。廣東茶商也有富至百萬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經營十四萬引茶葉買賣的巨賈。
18世紀以後，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茶商為瞭保證茶葉的收購數量和質量，開始把他們的資本由流通領域投放到生產領域。在雲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葉產區，有的茶商從茶農手中收進毛茶以後，在產地或集散地點雇傭茶工進行加工，精制成適銷對路的茶葉品種；有的茶商租山種茶，設廠制茶，進行茶葉生產；從而促進瞭茶業生產中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鴉片和洋貨大量湧入中國市場，為彌補外貿入超，中國絲、茶的輸出激增，茶商此時獲利極多。上海、福州、漢口等地相繼成為茶葉外銷的主要市場，其中上海成瞭各地茶商薈萃之處。道光咸豐年間(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設立經營改制、外銷茶葉的茶棧，同時，各地茶商還在上海設立瞭自己的會館、公所等行會組織。
1853年（咸豐三年），清政府開始征收厘金稅。茶商販茶，除納引課茶稅之外，凡遇厘卡，還要繳納厘金。因此茶商的稅務負擔加重。但當時茶葉暢銷國內外，茶商獲利豐厚，茶商可抬高售價，把稅務負擔轉嫁給消費者。但到光緒年間(1875～1908)，外銷茶葉開始遭到印度、錫蘭（今斯裡蘭卡）、日本等國茶葉的競爭，銷路日益壅塞，茶價急劇下跌。加上茶稅、厘金過重，茶商境遇大困，許多人因此破產。茶商在此情況下，為圖維持，不得不向外國資本貸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資本漸漸成為外國資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