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
明 明文字獄始見於洪武七年(1374)。時蘇州知府魏觀將新府衙建於張士誠宮殿舊址，高啟作《上樑文》中又有“龍蟠虎踞”四字，因此觸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諱而被殺。據傳高啟為翰林編修時曾作《宮女圖》詩，諷諭宮闈，為朱元璋所記恨，借機報復。此外較典型的文字獄有禦史張尚禮《宮怨》詩案，因詩文能摹寫宮人心事，被殺；僉事陳養浩作詩寫嫠婦哭征夫，，頗傷時事，被投水而死。僧人一初、止庵作詩，朱元璋懷疑詩句中暗指當時用法太嚴，肆意殺戮，二僧皆獲罪。僧人來復上謝恩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認為“殊”為“歹”、“朱”二字之合，“無德頌陶唐”，即謂其無德，下令將來復斬首。兗州知州盧熊因州印所刻兗字誤類於“袞”，上疏請求改正，朱元璋懷疑是罵自己“滾”，將盧熊牽入黨案殺掉。
洪武十七年以後，又先後發生多起因上賀表、謝箋引起的文字獄。據載因當時勛臣不滿於朱元璋重文輕武，遂進讒言“文人善譏訕”，並以張士誠請儒臣撰名為例，指出系由《孟子》“士誠小人也”之句。朱元璋從此對天下章奏動生疑忌。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憲”，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賀萬壽表》中有“子孫而作則”，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作《賀冬至表》中有“儀則天下”，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佈按二司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因“則”音同“賊”，朱元璋認為是指自己曾投身義軍；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生”音近“僧”，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音近“去發”，德安府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門”，“有道”音同“有盜”，“青門”系寺廟，朱元璋認為是指自己曾出傢為僧；此外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中有“遙瞻帝扉”，“帝扉”讀作“帝非”，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州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式君父”音近“失君父”，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法坤”音同“發髡”，“藻飾太平”音近“早失太平”，朱元璋認為暗含詛咒。因此，上述作表箋者均被處死。
洪武二十九年禮部頒行謝表式後，才不再發生以賀表、謝箋獲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進試卷中有“一氣交而萬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認為譏諷朝廷，有兇惡字而獲罪。
明初文字獄貫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為推行文化專制統治所采取的極端手段，並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所效法。
清 清代文字獄，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明史》案為起始，亦有追溯到順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的，下限則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賀世盛《篤國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餘年間，文字獄多達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以至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間，無年不有。僅乾隆四十三年一年，即達十起之多。死於文字獄者，數以百計，被株連而判以其他刑罰的，更是不可勝計。
清代前期文字獄大致有三種情況：①清先世曾臣服於明朝，受官襲爵，聞命即從。入主中原之後，清廷對此段史事諱莫如深，因此，不僅將舊有史籍刊削，禁毀，而且對凡繼續編寫乃至收藏者，則以“大逆”之罪，濫加誅戮。莊廷《明史》案即最典型者。死於此案的多達七十餘人。莊廷雖案發前即已故世，也被開棺戮屍。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漢族士大夫眷戀故明，宣揚“夷夏之防”一類思想，對鞏固清廷統治極為不利。為瞭強化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對反清思想就勢必要用暴力加以打擊。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的呂留良、曾靜案，都可作為出於此類需要而制造文字獄的典型事例。在這兩次冤獄中，被牽連而受害的多至數百人，《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慘遭殺害，已經故世的呂留良父子等均被剖棺戮屍。③康雍之際，清皇族中權力鬥爭空前激化，史稱奪嫡之爭。清世宗胤禛即位之後，為瞭鞏固已得的勝利，除殺戮奪嫡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獄來打擊“黨附諸王”的勢力。雍正四年的汪景祺《西征隨筆》案，以及同年的查嗣庭“維民所止”案、雍正七年的謝濟世註《大學》案、陸生枬《通鑒論》案等，盡管所加罪名不一，但目的皆在於打擊異己。此外，尚有皇帝濫施專制淫威而出現的文字獄，如乾隆四十二年王錫侯編纂《字貫》一書，僅僅因為對《康熙字典》進行瞭議論，忽略瞭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避諱，便橫遭斬決。
文字獄是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獄的冤濫，遏制言論，禁錮思想，造成瞭“萬馬齊喑”的嚴重歷史後果；它極大地桎梏瞭學術思想的發展，助長瞭阿諛奉承、誣告陷害之風，是歷史發展中的濁流。到乾隆末葉，一方面清廷已經通過文字獄達到瞭預期目的，另一方面，隱伏著的社會危機日益加劇，清代統治者面臨著比反清思想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文字獄遂趨於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