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詩文作品的彙編,有楚辭、詩文評論、詞曲、總集、別集之分。楚辭是彙編、註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賦的文集;詩文評論為文學評論之書;詞曲是專門收集詞曲,彙編而成。總集是輯錄不同作者的詩文,彙編成集;別集是將一人之多種文體作品,彙編結集而成。文集有的是自編,有的是由其子孫或閘人輯錄編成。總集和別集構成文集的主體,其中別集數量尤多。

  先秦的《詩經》及諸子之書,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點,但因前者被奉為五經之一,後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辭辭遂被視為文集之始。其他各類文集,按出現的時間先後順序為:別集、總集、詩文評論、詞曲。西漢王逸,撰《楚辭章句》十七卷,開創楚辭這一類別。別集出現於東漢,為後人追題的《荀況諸集》,集的名稱的正式產生,是南齊張融撰寫的《玉海集》。總集的最初代表作為西晉摯虞所編的《流別》,其書已佚,但在《藝文類聚》中仍保留摯虞著書之論。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是現存的最早的一部總集。詩文評論於曹魏初年體裁漸成,因曹丕的《典論》已佚,故學者將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定為詩文評論的創始作。詞曲類則大體形成於宋詞出現以後。

  今天所能見到的文集,絕大多數為明清時期所編錄。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傳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極高的史學和文學價值。以總集為例,有梁蕭統的《文選》、陳徐陵的《玉臺新詠》、宋李昉的《文苑英華》、宋郭茂清的《樂府詩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體類別多種多樣,主要是詩、文、書牘、奏對等,包括有:奏疏、諫阻、論說、公牘、書啟、序跋、策問、詔令、傳記、行狀、行述、年譜、箴、銘、筆記、日記、墓志銘、神道碑、哀辭、祭文、贊頌、賀、表、雜著、揭帖、史論、史評、註釋、考證、經筵講章、語錄、辭賦等。其內容豐富,諸如國傢政治、典章制度、戰爭、邊防、軍事、行政、吏制、刑律、命案、宗廟、陵寢、禮儀、科舉、戶口、田賦、稅收、徭役、農田、水利、海運、漕運、倉儲、風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和中外關系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數量,尚無全面的統計,除詩集外約有兩千餘種,作者一千五百餘傢。其中包括元明之際的宋濂、劉基、胡翰等,明清之際的錢謙益、顧炎武、王夫之等。筆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學者居多,也有少數隱士、道傢和釋傢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國年間的鉛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單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種叢書。

  清代無論文集的數量,或所包含的內容,都大大超過前代。據《清史稿·藝文志》的載錄,共收有別集類書目一千六百八十五部,總集類書目五百零三部。後來《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又續收別集類書目兩千八百九十部,總集類書目三百五十四部。上述書目,包括瞭一部分清人輯軼前代詩文的集子,若將其剔除在外,總計約五千部以上。曾有學者檢索中國各大圖書館收藏的有關書目卡片,共得清人詩文別集目錄約一萬三千餘種。而這還不是最後的數字,因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無法收集在內。至於亡佚散失的集子,則更難以考稽齊全瞭。

  清人文集,從名稱而言,大抵沿襲前世舊稱,叫做集或文集、類集、合集、全集、遺集;也有稱作稿、文稿、類稿、叢稿、存稿和遺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續稿,集有正集、別集的分別。此外,亦有以文錄、文編、文略、遺文等命名的。至於在集、稿、抄、錄等名目之外另出書題的,當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極大多數屬於個人之作。在當時,一些名傢碩學之士,固然都要編選集子,許多朝廷顯宦,以及省府州縣等官,甚至連皇帝本人,亦因顯示學問,或附庸風雅,致力於刊刻詩文論說。至於一般窮儒寒學之輩,盡管財短力絀,但也常拼其畢生之力而收輯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內容龐雜不一,類目的劃分與明大體相同,並以奏疏、論說、記敘、序跋、傳志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類目單一,如隻收其詩作的詩集之類。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數百卷。如乾隆皇帝弘歷的《高宗詩文全集》,共有五百八十二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瞭。一二十卷至數十卷的集子比較普遍。少者則二三卷或不分卷。當然,除瞭卷數多寡以外,卷與卷之間的大小,也與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關聯。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選定,而續集、續編或輯佚之類,由後人繼續增補。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歷經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學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後被整理刊刻過五六次。

  清人選編眾人之作合為“總集”的風氣也很盛。康熙中魏憲輯《皇清百名傢詩》,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魏裔介等九十一人的詩作;同治二年(1863),李長榮輯《柳堂師友詩錄初編》,則收瞭一百六十多人的作品;蔡殿齊的《國朝閨閣詩鈔》,專門收錄一百名婦女之作;還有如宋犖的《國朝三傢文鈔》,是將侯方域、魏喜、汪琬三傢文字輯在一起。道光時,李祖陶的《國朝文錄》初編,收各類文集四十種,同治間又出續編,再收文集五十種。這些詩文總集,一般隻是把所要收錄的原編集子輯在一起,進行刊刻,做法比較簡單。另如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張應昌的《國朝詩鐸》,是從數百種或近千種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選出佳作並加註釋,分時期或類別,編輯成書,需花費較大功夫。類似沈、張兩人以編選各傢文章成集者,當推《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最為著名。《切問齋文鈔》,乾隆間由陸燿編輯,共三十卷,分學術、風俗、教傢、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門,是一部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好書。後來賀長齡聘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多少也受到該書的影響。

  清人的輯佚工作是很出名的,於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詩詞收集起來,編成集子,盡管不能歸入清人文集,但搜求遺文、校刊訓釋相當艱苦,也可算清人在學術上的一大成就。從康熙時候起,由官府倡導陸續編出的《全唐文》、《全唐詩》、《全金詩》等,都是些費工費時的大部頭書。其他如張金吾輯《金文最》、李調元的《全金詩》、繆荃孫的《遼文存》等,亦頗見功夫。而最足稱道的當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據作者自稱,他曾歷時二十七年,竭盡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從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資料,而且因為集子中的內容包括瞭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個方面,所以也為歷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進行歷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