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朝代之一。在經濟、政治、文化和中外交流等方面，中國在唐代都取得瞭輝煌的成就。李唐王朝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共二十帝，中間在中宗、睿宗之際曾出現過短暫的武周政權。據開元二十八年(740)戶部統計，全國共有三百二十八個郡、府，一千五百七十三個縣。唐朝的疆域東至安東，西迄安西，北起單於府，南止日南；都西京長安（今陝西西安），以洛陽（今河南洛陽東東）為東都，通稱“二京”。
前期
唐朝的建立和前期的統治
唐朝的建立和平定全國 李淵是唐朝的開國皇帝。隋朝末年，農民起義遍及全國各地，隋煬帝楊廣於大業十一年(615)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慰撫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備突厥，並鎮壓今山西省境內的農民起義。當時，隋政權已呈土崩瓦解之勢，統治階級一再發生大分裂，地主武裝和義軍星羅棋佈於各地。李淵素有大志，移官太原後，看到隋朝即將敗亡，萌動瞭取而代之的念頭。他左右的裴寂、劉文靜及次子李世民亦紛紛建議起兵以舉大事。到大業十二年，農民起義在全國已居優勢，隋朝再也無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擊各個武裝集團，李淵覺得時機成熟，遂於次年五月在太原殺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佈起事。
七月，李淵與長子建成、次子世民揮師南下，先後破霍邑（今山西霍縣），渡黃河，向西南挺進。當時，隋煬帝遠在江都（今江蘇揚州），關內隋軍力量薄弱；中原瓦崗軍與王世充激戰方酣，均無暇西顧。因此李氏父子進軍神速，十一月間攻入長安。李淵進入長安不久，就宣佈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擁立煬帝孫代王楊侑為帝，改元義寧，是為隋恭帝。李淵任大丞相，進封唐王。大業十四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殺，五月，李淵逼恭帝禪讓，自己稱帝，國號唐，是為唐高祖（見唐高祖李淵）。改元武德，仍都長安。
唐時期形勢圖（一）
開元二十九年（741年）
李淵為子世民祈去疾造像記
唐朝建立後，唐高祖面臨的首要任務是以關中為根據地統一全國。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據有金城（今甘肅蘭州）等地的薛舉。經過反復較量，唐軍於武德元年(618) 十一月俘殺薛舉子薛仁杲，平定瞭西北廣大地區。同年冬，幽州羅藝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涼州（今甘肅武威）胡商安興貴、安修仁兄弟計擒李軌，平定瞭河西走廊。同年，劉武周、宋金剛勾結突厥大舉南攻，占領瞭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區。唐高祖派李世民率軍征討，於武德三年收復並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劉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殺。這時，黃河流域形成竇建德的夏政權、王世充的鄭政權與唐政權鼎足而立的形勢。李淵派李世民東征王世充，鄭、夏結成聯盟抗唐。次年，竇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竇氏餘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劉黑闥的領導下兩次起事，並聯合突厥兵南攻。李淵先後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軍東討。建成於武德六年俘斬劉黑闥，平定瞭河北地區。在江淮方面，李世民東征時，占有丹陽的杜伏威受唐朝冊封為吳王，不久，又親赴長安朝見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餘部在輔公祏策動下再度起事反唐，據丹陽，稱宋帝。七年公祏被執殺，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將李靖圍江陵，南朝梁代後裔蕭銑降，其於隋末所建的蕭政權被消滅。五年，嶺南(今廣東、廣西一帶)馮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據有虔州（今江西贛州）的林士弘死，其地為唐所有。
昭陵六駿之一：颯露紫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門發動宮廷政變，殺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齊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次年改元貞觀。
唐太宗即位不久，於貞觀二年(628)發大軍征討據有夏州（今內蒙古白城子）的梁師都，師都為其下所殺，夏州歸唐所有，至此全國統一。
政治制度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是朝廷宣佈國傢大政的一個重要年代，很多制度和法令都在這一年正式頒行，厘定官制也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到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這些制度和法令又有所發展。
唐因隋舊，中央仍實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為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書省的正副長官是中書令和侍郎，下設中書舍人，負責起草詔制。門下省的正副長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設給事中，負責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旨，駁正違失，並審批尚書省的奏鈔。尚書省的正副長官是尚書令和左右仆射，下設左右丞；該省統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貫徹執行中央擬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曾任尚書令，以後臣下避居該職，形同虛設，故左右仆射實際上成為尚書省的最高長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長官都是宰相。當時在門下省還設政事堂，為三省宰相共議軍國大事的場所。後來，凡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其他官員也是宰相，他們均加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等銜，再後逐漸確定為“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部的正副長官是尚書和侍郎，左右仆射與六部尚書合稱“八座”。每部分設四司，各司的正副長官是郎中和員外郎，合稱“郎官”。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貫徹執行的事務機構有九寺五監。九寺是：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和太府寺。五監是：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和都水監。九寺五監也是中央的重要機構。
中央的監察機構是禦史臺，以禦史大夫、禦史中丞為長官，主要掌糾察百官和監督府庫出納，可以說是“天子耳目”。禦史大夫下分設臺院、殿院和察院。臺院置侍禦史，掌彈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禦史，掌糾察朝儀、朝會、郊祀及巡視京師，以維護皇帝的尊嚴；察院置監察禦史，掌監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機構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審判機構；刑部，是司法行政機構；禦史臺，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禦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即後世“三法司”的前身。
地方行政亦沿襲隋制，為州縣二級。州設刺史；有時稱郡，則設郡守。縣設縣令。刺史（郡守）、縣令掌本級地方政府的政令。縣以下在農村實行鄉裡制，百戶為裡，設裡正；五裡為鄉，設耆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鄉長，後廢）。城市的居民區以坊為單位，設坊正。鄉、裡、坊是最基層的政權，對城鄉人民進行直接統治，催督課役，鎮壓反抗。在沿邊及內地緊要之處，州(郡)之上還設有都督府，長官是都督，原來隻管軍事，因都督例兼所在州刺史，故亦兼管該州民政。
唐太宗於貞觀元年根據山川形勢把全國劃分為十個監察區（即道），稱十道，即：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和嶺南道。唐玄宗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又分江南道為江南東道和江南西道，分山南道為山南東道和山南西道，從關內道析出京畿道，從河南道析出都畿道，增置黔中道，共成十五道。唐朝不斷派黜陟使、觀風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訪處置使等官員分巡諸道，監察刺史以下各級地方官的善惡，以整頓吏治，並加強中央集權。開元(713～741)間各道漸設有治所，這種監察區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瞭行政區的性質。
刑律和法規 唐朝先後頒佈瞭律令格式。律指刑律，令指國傢對各種規章制度所定的條例，式指各種章程細則，格基本上指皇帝不斷以制敕形式頒佈的禁令匯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再修訂的《唐律》。
唐高祖即位後，令劉文靜、蕭瑀和殷開山等人損益隋朝的《開皇律》，制定新律，即《武德律》，在武德七年(624)正式頒佈。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無忌和房玄齡等人厘改《武德律》為《貞觀律》。唐高宗即位後，令長孫無忌等人刪改《貞觀律》，勒成十二卷，是為《永徽律》；並令長孫無忌撰《律疏》三十卷，逐條解釋律文。《律》與《律疏》後通稱《唐律疏議》。
在封建社會，法律是維護封建秩序、維持封建禮教和對人民進行鎮壓的工具。根據這種原則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定為“十惡”罪，犯者不得赦、減或贖免。其次，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嚴禁妄認、盜賣、盜耕公私田，體現瞭為封建經濟基礎服務的職能。再次，竭力維護各種封建性的等級特權，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減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則比“凡人”加等論罪。《唐律》還起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各成員之間的關系和各剝削階級之間的關系，以及保證統治機構正常運行的作用。
《唐律》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對亞洲很多國傢產生過顯著的影響。
兵制 府兵制是唐朝前期的基本兵制。西魏、北周時期建立起來的府兵制發展到隋代已漸臻完備，但在隋朝覆亡的過程中遭到破壞。因此，在唐初，統治者必須重新整頓兵制。唐高祖於武德初置十二衛(見十六衛)，下設軍府，有時稱驃騎府，有時稱統軍府。唐太宗在貞觀十年(636)調整和健全府兵制，下令改統軍府為折沖府，改統軍為折沖都尉，統率本府衛士（兵士稱號）。折沖府的數目有所增加。當時全國約有六百多府，關內道占二百六十餘府，形成瞭軍事上居重馭輕的局面，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每逢戰爭，皇帝命將帥領府兵出征，戰爭結束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防止形成將帥專兵的局面。
折沖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衛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府兵例從受田民戶中選拔丁男充當，三年一揀點。這種亦農亦兵的衛士三時耕稼，冬季講武，既減輕瞭國傢的軍費開支，又保證瞭農村勞力。
府兵的主要任務是番上宿衛，即輪流到京師宿衛；另一項任務是戌邊征防，即出征和到沿邊的鎮、戌充當防人。府兵執行這些任務時，均須自備衣糧和部分武器。衛士免除一般的課役負擔。
府兵制是唐朝統治者對全國百姓進行軍事鎮壓的暴力工具，也是捍衛民族利益和進行民族征服的手段。充當府兵是農民的一項沉重負擔。
中央禁衛軍，除主要宿衛南衙，歸十二衛統領的番上衛士外，還另置北衙禁軍。後者是皇帝的親軍，專司守衛宮禁和扈從。其原為元從禁軍，成員老、死後例由其傢子弟及上戶子弟補充，後亦改由衛士簡補或招募。北衙軍的名稱及組織屢有改易，曾出現過飛騎、百騎、千騎、萬騎等稱謂，至開元、至德之際終於形成六軍，即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及左右神武軍。
除府兵外，統治者往往強行征募民丁充當鎮戌防守，或臨時組成軍隊出征，以應付戰爭，這種士卒稱作兵募。
唐代從軍的人主要是農民，也有部分地主。立有戰功的軍人可以根據勛位得到勛田，不過實際所得勛田遠遠少於法定的畝數，這種情況越到後來越嚴重。
學校和科舉 學校是培養地主官僚子弟、使之成為後備官員的場所，科舉是選拔官員的主要制度之一。
學校分京師學和州縣學。京師學隸屬於國子監，包括以下六種學校：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各類學校均置博士與助教以授經業。學生稱作生徒。諸學中以國子學和太學最為重要。國子學專收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有三百人；太學專收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有五百人。至於四門學則兼收六、七品官員及庶民子弟，多達千餘人。律學、書學和算學居於次要地位，八、九品官員及庶民子弟可以入學，名額各數十人。在地方上，州有州學，縣有縣學，規模較小，生徒有限。國子學、太學及四門學的生徒主要學習儒傢的經典，諸經中尤其以《孝經》和《論語》為主，是共同必修的經書。考試的方式是讀和講，通經數達到標準方可卒業。唐朝力圖把生徒培養成合格的封建官吏，用以對人民進行統治。唐太宗即位後大力發展學校，增築學舍，大增生徒，各少數族及亞洲各國君長亦遣子弟入國學，於是儒學大盛，為古昔所未有。
唐朝在門下省設宏文館，在太子東宮設崇文館，各置學士若幹人，除掌書籍外，亦教授學生，唯學生均來源於高級貴族、官僚子弟，為數不過數十人。
除官傢的學校外，當時還有私人聚徒講學。
適應門閥世族日益衰落的歷史趨勢，唐朝繼續發展與完善新興的科舉取士制度。參加科舉的人有由學校保送的生徒，有通過州縣初試的鄉貢。唐代科舉分制舉和常舉。制舉由皇帝下詔舉行，以待“非常之才”，隨時設科，名目繁多。最常見的有賢良方正科、直言極諫科、博學宏辭科等。唐文宗以後制舉始實際停廢。常舉分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和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級最高，到唐太宗時，此科幾至廢絕，士人的趨向才開始轉變為明經、進士兩科。明經主要試帖經、經義及時務策。進士科在貞觀年間試策和經義，高宗時加試雜文（指詩賦），到玄宗時始改變為以試詩賦為主。此科後來躍居獨重地位，進士及第者往往能飛黃騰達。常舉須先通過禮部試，進士及第者僅得出身；然後通過吏部試，身、言、書、判合格者始得釋褐除官，故吏部試亦稱“釋褐試”。
唐朝入仕的途徑除科舉制外，還有門蔭和“流外”入流。所謂門蔭，是指憑借先輩的官資以蔭得官。唐代屬於九品范圍的職事官稱流內官，低於九品職事官的官吏稱流外官，流外官多半是出身卑微的胥吏。所謂入流，是指流外官經過考銓，升職為流內官。唐初，由此兩途入仕的官員遠比科舉出身的人多。以後進士出身的宰相逐漸增加，到德宗、憲宗之際，由科舉入仕的宰相及高級官員才占瞭多數。科舉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成為向地主政權輸送官吏的主要渠道，是選官制度上的一個進步。它在削弱門閥士族的等級特權、擴大唐政權的社會基礎、提高官員文化水平等方面起瞭重要的作用。
前期政局的發展 唐朝前期政治形勢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出現過太宗朝的貞觀之治、武則天執政時的政局變動和玄宗朝的開元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作為傑出的政治傢和開明皇帝，接受亡隋的教訓，懾於農民起義的餘威，與群臣留意“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出現瞭天下升平的景象，史稱貞觀之治。當時的政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任用房玄齡、杜如晦等賢相，知人善任，進忠賢，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虛懷納諫，以魏徵為代表的一些大臣能夠面折廷諍，避免和糾正瞭不少錯誤；制定刑律，以輕代重，君臣執法不避權貴；重視吏治，慎擇刺史，嚴懲貪官污吏；實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以恢復經濟，發展生產；縱鷹犬，罷貢獻，節儉自持，力戒奢淫，二十年間風俗淳樸；修撰《貞觀氏族志》，以抑制山東舊士族；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促成瞭“胡越一傢”的盛況，唐太宗被少數族尊為“天可汗”。通過上述政策和措施，貞觀時期形成瞭連年豐收、谷價低廉、馬牛佈野、外戶不閉的狀況。
唐太宗承認，他孜孜從政是為瞭使公卿百官“長守富貴”，即從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而采取上述進步的開明政策。因而，貞觀年間不但有賣子鬻女的現象，而且發生過農民自殘肢體以逃避徭役的事。勞動人民仍然處於被統治、被壓迫的地位。
貞觀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為高宗。唐高宗李治統治時期，皇後武則天逐步登上政治舞臺，並且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幑之女，十四歲入宮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後，她入感業寺為尼。唐高宗即位後，召她入宮，封為昭儀。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傰、許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佈廢黜王皇後，改立她為皇後。以後她排除異己，對反對立她為後的顧命大臣加以打擊，如先後流放褚遂良，逼長孫無忌自殺。從顯慶(656～661)開始，唐高宗因體弱多病，政柄漸操武後之手，天下稱皇帝和武後為“二聖”。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後，武則天立太子李顯為帝，是為中宗。不久，又廢中宗，改立另一個兒子李旦為帝，是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則天終於廢睿宗稱帝，改國號周。在稱帝前後，她大力打擊皇親國戚，誅殺海內名士。武周政權持續瞭十五年之久(690～705)。
武則天操國柄將近半個世紀，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她重視農業發展，曾向高宗建言勸農桑、薄賦斂；以後又向全國頒佈瞭《兆人本業》，用以教導農民，內容包括農俗四時種蒔之法。為瞭培植自己的勢力，她破格用人，發展科舉制，從庶族地主中選拔官員。她還一再下令放奴為良，限制王公以下的畜奴數，禁止西北一帶養蓄突厥奴婢，各地不得以“傭力”為名質賣男女。武則天即位前，還令大臣撰成《姓氏錄》，以代替《貞觀氏族志》，進一步貶抑舊士族的地位；同時禁止隴西李氏、太原王氏、范陽盧氏和清河崔氏等七姓十一傢相互通婚。上述建議、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武則天執政時期，社會生產有所提高，戶口迅速增加。
武則天在政治上也有消極的一面。她廣建佛寺，築“明堂”、“天堂”，造“天樞”，鑄九鼎，浪費瞭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其統治的半個世紀中，一方面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另一方面均田制已開始趨向弛壞，農民逃亡逐漸普遍，階級矛盾有激化的傾向。
政治鬥爭是極其殘酷的，武則天在奪權的過程中曾任用酷吏周興、來俊臣和索元禮等，廣事羅織，以酷刑逼供，大興告密之風，一時冤案累累，濫殺無辜中也不免禍及部分勞動人民。到武周政權基本鞏固之後，這種風氣才有所收斂。
神龍元年(705)，宰相張柬之、崔玄及敬暉、桓彥范、袁恕己等人策動左右羽林軍李諶、李多祚等人發動政變，殺死武則天的親信張昌宗、張易之兄弟，擁立中宗李顯復位，重建瞭李氏王朝。
中宗復位以後仍然是一個傀儡皇帝，大權旁落在皇後韋氏、女兒安樂公主及武後餘黨武三思等人手中。這些新貴濁亂朝政，濫增官員；廣占田園，財貨山積，肆意侵剝勞動人民。在一片混亂聲中，中宗於景龍四年(710)去世，韋後立溫王李重茂為帝，是為少帝，並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發動政變，誅殺韋後、安樂公主及武氏殘餘勢力，擁立李旦即位，是為睿宗。此後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擁立之功而大權在握，與李隆基發生瞭權力之爭。睿宗於延和元年(712)讓位於太子隆基，是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賜死，黨羽或殺或逐，混亂政局至此結束（見韋後之亂）。同年唐玄宗改元開元。
唐玄宗即位後勵精圖治，力求有所作為。他先後以姚崇、宋璟、張嘉貞、韓休和張九齡為相。諸相或忠言直諫，或守法不阿，或長於吏治，均能較好地輔佐皇帝。玄宗本人留心納諫，精簡機構，釋放宮女，減毀服玩，顯著節省瞭開支。其時對官吏循名責實，對地方官加強監督，吏治趨向清明。又針對經濟、財政、軍事上出現的問題，進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頓，收到一定的效果。在經濟上，大力興修水利，邊境上大規模興建屯田，以發展生產。文化方面，在東、西二京置集賢院，集中學者整理典籍，抄寫經史子集約九萬卷。故開無年間形成瞭政治清明、物阜民殷的局面，史稱開元之治。這是繼漢武帝時期之後，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二次鼎盛局面。
社會經濟和課役制度
地主經濟和租佃關系 唐代前期盡管繼續實行均田制，地主占有土地並剝削依附佃客仍然是基本的生產關系。在地主階級內部，有官僚貴族地主、庶族地主、寺院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唐初，有的官僚貴族自北朝以來世代做官，田產代代相承。其中有些是前代的賜田，有些則是新貴從李唐政權獲得的賜田。無論是官僚貴族、庶族地主還是商人、高利貸者，都大量購買土地。有的人“邸店園宅，遍滿海內”。不少官僚貴族地主還依據官品、勛品從國傢得到永業田和勛田。所有的地主不僅用這些土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為供遊賞的園林，這種情況在長安、洛陽等大城市郊區尤為普遍。寺院經濟在隋末農民起義打擊下一度有所削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有恢復和發展，並有日益膨脹的趨勢。寺觀不僅有常住田，而且可以據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產是來源於施舍。
地主剝削農民的主要方式是出佃收租，吐魯番地區發現瞭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約，是當時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見證。吐魯番的租契反映，主佃雙方多為小農，他們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經營不便而交錯出賃土地，也有小農因傢貧無力墾種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當性質的立契租佃。但由此可以斷定，地主與佃客間建立租佃關系的情況一定也相當普遍瞭。根據出土契約，租額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預付和後付，地租有交產品和貨幣之分，上述諸區別取決於土地質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種類。租佃關系采取契約形式，定額租的產生和流行，凡此都說明唐代佃客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比以往歷代有明顯的減輕。部曲的記載主要見於《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魯番文書，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估計在大多數地區的現實生活中，部曲已經極少，《唐律》中有關部曲的文字是從《開皇律》中承襲而來的，並不反映當時的社會現狀。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賜奴婢的情況，動輒以數百人甚至以千人計，受賜者大多是立有戰功的軍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國以後，賜奴婢的數量銳減，說明掠戰俘為奴的習慣不再盛行瞭。上述各種情況反映，地主對依附者的超經濟強制明顯地趨向緩和，這是生產力水平提高和隋末農民起義推動下的必然結果。
均田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農民起義打擊下有所削弱，因而唐初國傢掌握瞭大量的無主田，統治者把相當一部分官田用作賜田、公廨田、驛田、屯田，以供祿米、經費和其他軍政開支之用，其餘大部分則用以實行均田制，即作為永業田和口分田分配給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占有。民戶中十八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官員按品級受不同數量的永業田，勛官按勛品受不同數量的勛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妾及篤疾、廢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與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寬瞭對買賣永業田、口分田的限制。不僅史籍中有很多關於均田令的記載，《唐律疏議》中有土地還受的規定，而且敦煌、吐魯番等地發現的大量手實、戶籍和給田文書、欠田文書、退田文書，也具體而生動地記錄瞭均田制實施的狀況。從上述文書可知，民戶“應受田”額與“已受田”額距離頗大，受田一般不足法定畝數。
封建統治者實行均田制的目的是：盡量利用現有勞動人手墾種土地，發展生產，以緩和階級矛盾和保證財政收入；通過授貴族、官員永業田和授勛官勛田等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統治階級的土地要求，因此均田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不過實行均田制可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對促進農業的恢復和發展能起一定的進步作用。
課役制度 唐朝前期實行的課役征斂主要包括租庸調制、戶稅和地稅，其中，以租庸調為正稅，戶稅和地稅是輔助稅。此外，還有雜徭和色役。
租庸調課斂是在均田制基礎上實行的賦稅制度。課戶每丁每年納粟二石，稱作租；納絹二丈、綿三兩，稱作調；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絹，每日合三尺，這種以絹折役的辦法稱作“輸庸代役”。不產絲織品的地方，以麻佈二丈五尺代調絹，另納麻三斤，庸絹每日折麻佈三尺七寸五分。
正役以外，農民須服雜徭，有的還要服色役。
唐朝把民戶劃分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戶等主要根據財產和戶內丁口多少劃分。國傢根據戶等高低征收稅錢，以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開元時，戶稅分小稅和大稅，每年收小稅約四十萬貫，三年收一次大稅約一百五十萬貫。此外，每年還另收八十萬貫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寶年間，八等（即下中等）戶納錢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戶納錢二百二十二文。戶稅有越來越重要的趨勢。
含嘉倉銘磚 河南洛陽含嘉倉遺址出土
唐太宗繼承隋制，於貞觀二年(628)在全國普遍設置義倉，規定自王公以下至於百姓根據籍內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畝納粟或麥、稻二升於義倉，以備荒年賑災之用。義倉征斂即地稅。後來由於“公私窘迫”，國傢遂貸義倉存糧支用。自中宗神龍(705～707)之後，義倉儲糧支用向盡。天寶七載(748)以後，每年地稅總收入達一千二百四十餘萬石，是唐王朝的一筆重要稅收。
農業的發展 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推動下，高祖、太宗、武則天、玄宗先後推行瞭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促使唐代前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呈蒸蒸日上之勢。
當時統治者比較重視興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設施。中央尚書省工部設有水部郎中，負責主管水利政令；都水監有都水使者，主持興建水利工程和灌溉、水運等事宜。各地的渠及鬥門均置長一人，專司調節渠水、分配使用。國傢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規。唐代的水利工程百分之七十興築於前期，這與當時全國統一、社會安定有關。比較大的工程有：武德年間在同州（今陜西大荔）開渠，自龍門（今山西、陜西間黃河之龍門）引黃河水溉田，受益地達六千餘頃；貞觀年間江都（今江蘇揚州）境內修雷塘及新築勾城塘，可引渠溉田八百頃；武則天執政時期在營丘（今山東昌樂東南）東北所開的竇公渠，曲折三十裡，受益之田亦為數可觀；唐玄宗統治時期在文水(今山西文水東)、三河(今河北三河東)、彭山（今屬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興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數千畝。隨著水利事業的發展，灌溉技術也有所提高，農民不僅用傳統的轆轤和桔槔汲水，而且制成水車、筒車，用以灌溉地勢較高的耕地。北方旱地還使用立井式水車溉田。
高轉筒車（模型）據劉禹錫《汲機記》和王禎《農書》復原
牛耕圖 陜西三原李壽墓出土
曲轅犁模型（示意）
農業工具的改進提高瞭勞動生產率。據各地發現的牛耕圖，唐代前期已經把過去使用的直轅犁改造成曲轅犁，這種新式犁使用起來便於轉彎。耕作技術的進步與灌溉事業的發展提高瞭單位面積產量。
農業的發展導致墾田數量和戶口的增加。開元年間，有的地方高山絕壑，“耒耜亦滿”；有的地方原來榛莽叢生，這時也變成瞭秔稻之川，土地得到瞭空前的開發。隨著墾田的擴大，新增加瞭一些縣。貞觀年間全國人口不滿三百萬戶，經過百餘年的繁衍和逃戶落籍，到天寶十三載(754)增加至九百餘萬戶，而據杜佑在《通典》中估計，如果把隱漏的逃戶、隱戶都計算在內，人口最多時的實際戶數當在一千三四百萬左右。
手工業的發展 唐代前期手工業也取得瞭長足的進展。手工業分官府手工業、私營手工業和農民的傢庭手工業三種形態。官府手工業作坊規模最大，分工最細，分屬於少府監、將作監和軍器監三個部門。盛唐時期僅少府監使用的輪番服役的工匠就近兩萬人，屬將作監役使的輪番服役的工匠亦達一萬五千人。此外，在全國很多地方還設有冶監，專門掌管礦冶事業。官府手工業役使的勞動者有工匠、番戶、雜戶、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為主。工匠、番戶、雜戶每年到官營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個月，有的輪流服役兩個半月或三個月，服役者自備口糧。有的工匠長期留用，稱作“長上匠”，官府另給報酬。有的官營作坊則部分地和雇勞力，每日給酬絹三尺，被雇者稱“和雇匠”，有的稱“明資巧兒”或“巧兒”。各種勞動者都對官府有人身依附關系。官府手工業的產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軍隊消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鬥爭的不斷爆發，納資代役與和雇等方式逐漸增加，人身依附趨向緩和。
工匠名籍 新疆吐魯番出土
私營手工業作坊均從事商品生產，業主或主人均有技藝，稱師、長老或都料，他們除依靠傢庭成員勞動外，也雇用有技藝的工匠。個別的私營作坊規模相當可觀，但一般的作坊規模都很小，仍從事個體經營。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種工匠，有很多就是私營作坊的勞動者。
男耕女織的個體農戶也生產手工業品，主要是絲、麻織物。雖然這種傢庭手工業在農民經濟中僅處於副業地位，但由於全國大部分人口是農民，所以此類產品的總和在社會經濟中占有相當比重。農民的手工業產品除供自己消費外，也用於繳納課調，隻有一小部分當作商品出賣。
“官匠寧道養”殘磚 陜西西安出土
暗綠色蠟纈絹 新疆吐魯番出土
紋纈朵花羅 新疆吐魯番出土
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在紡織業、陶瓷業和金屬制造業等部門表現得最為突出。
紡織業主要從事絲、麻紡織，遍於全國各地。最重要的產區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劍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區亦盛產蠶桑，淮南、江南兩道稍遜於上述各道。上等絲織品稱綾稱羅；絹和是一般水平的產品，但產量較多。據記載，開元時的絹分八等，佈分九等。上等絹多產於河南道，上等佈多產於江淮流域。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毫州（今安徽亳縣）的絹質量最高，屬第一等。鄭州、汴州（今河南開封）的絹列第二等。唐代絲織品色彩絢麗、圖案新穎，而且吸收瞭一些波斯風格和手法。印染技術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蠟纈法在唐代使用得更為廣泛，唐代還先後出現瞭夾纈法和絞纈法等新技術。
白瓷長頸瓶 河南陜縣劉傢渠出土
陶瓷制造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傳統生產的越窯青瓷，“類冰”、“類玉”，晶瑩可愛；新產品白瓷開始制造於北方的邢窯（在今河北邢臺），色澤“類銀”、“類雪”，質量很高。唐代還出現瞭三彩陶俑，即所謂“唐三彩”，反映施釉技術有瞭新的提高。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現，為後代彩瓷的產生開辟瞭道路。(見彩圖)
三彩女坐俑 陜西西安白沙口出土
三彩釉陶天王俑 陜西西安出土
三彩榻 陜西富平出土
三彩碗 陜西乾縣出土
金屬鑄造技術也取得瞭巨大的成就。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傢村發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二百七十件，經過鑒定，知道當時已出現瞭手搖足踩的金屬切削器具。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純度很高的白銀。銅器制造分佈於揚州、並州、越州（今浙江紹興）及桂州(今廣西桂林)等地，尤以揚州所產的“方丈鏡”、“江心鏡”最為馳名。
雲紋透雕五足銀熏爐 陜西西安何傢村唐窖藏出土
金銀平脫羽人花鳥紋鏡 河南鄭州出土
唐代手工業生產的巨大成就，是廣大手工業者辛勤勞動的結果，但高級手工藝品卻全部供統治階級享用，勞動人民隻能使用一般的民生日用品。
商業的繁榮 在農業、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唐代商業比魏晉南北朝時顯得繁榮。絹帛雖然繼續當作輔幣使用，但鑄錢大量通行。唐初，開始鑄造輕重適中的“開元通寶”錢，以後廣為流佈。開元、天寶時期國傢開爐九十九處，一年鑄錢達三十二萬七千餘貫。隨著商業的繁盛，出現瞭一些藏鏹巨萬、邸店遍海內的大商人，他們多從事遠地轉運，獲取巨額利潤。更多的是小本經營、逐月食利的小商小販。由於域外通商的發達，胡商遍佈各大都會、名城。
唐代交通的發達，為商品流通提供瞭有利的條件。出於行政、軍事的需要，驛傳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當時每三十裡置一驛，全國共有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二百六十所，水陸相兼的驛八十六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驛路通往全國大多數地區。交通孔道上還有接待客商的私營店肆，備有“驛驢”，供行旅者騎用，倏忽數十裡，相當方便。水路上洪舸巨艦，千舟萬艘，交貿往還，十分繁忙。
城市的繁榮與商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關系。當時諸州、縣治所均置市，由市令管理。長安和洛陽是唐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品經濟比較繁盛的城市。長安的坊為居民區，全城居民約有百萬左右。商業集中在東、西兩“市”，市內四方珍奇，皆所積聚。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陽亦有坊有市，全城共有“三市”：北市、南市和西市，是集中進行貿易的場所。除長安、洛陽外，唐代重要的城市還有地處長江與運河交匯處的揚州及號稱“錦城”的成都。廣州則為最重要的對外貿易城市。在城市中，諸“市”內各業分行序列，從而產生瞭由同行業者組成的“行”，每行有行首或行頭，負責向國傢納稅，執行官府命令。
開元通寶錢
彩繪載物駱駝及牽駝俑 陜西禮泉鄭仁秦墓出土
北市絲行、綵帛行題記（拓片） 原石在河南洛陽龍門石窟
青白釉牛車 河南三門峽韓幹兒墓出土
唐朝的工商業雖然空前繁榮，但自然經濟仍然居於絕對支配地位。長安的東、西兩市一共才占有四坊之地，與全城的百餘坊相比，處於次要的地位；加之錢絹兼行，反映瞭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水平還不很高。
開元、天寶時期的變革和改革
社會變革的基本原因 開元、天寶之際，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同時，土地制度發生瞭巨大變化，迫使唐王朝進行瞭一系列的財政、軍事改革。首先，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傢掌握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制於是漸漸被破壞。田令規定永業田隻受不還，而且二十畝永業田一般足額，口分田則嚴重不足額。所以每還受一次土地，國傢的官田就隨之減少一次。其次，從北魏到唐初，受田私有的傾向漸漸明顯，尤其是唐朝永業田、口分田在一定條件下均許出賣，而商品經濟的發展更助長瞭土地買賣的趨勢，這就為土地兼並和均田制破壞提供瞭條件。復次，貴族、官僚強買民田，侵奪私地，非法侵占國傢土地，也使大量官私土地和民間受田源源不斷地流入他們手中。最後，從北魏開始實行均田制以來，幾經興廢，且廢而一再得以復行的條件是，國傢能夠不斷掌握大量荒地。這一情況之所以存在，是由於秦、漢以來隻有黃河流域的良田沃壤已經墾辟，而周圍很多地區，尤其是南方，還有大片自然條件非常優越的土地尚未得到開發。而且中原每遇戰亂，就有大量地主率宗族、部曲、奴客南逃，他們到南方很容易“求田問舍”，故在戰亂結束後多不再重返故裡認領原有的土地，那些拋荒田的存在，就成為歷屆王朝實行占田制、均田制的條件。南方經過數百年的開發，到唐代，待開墾的沃壤已不多瞭，避亂逃亡的地主很難在別處獲得未開墾的荒地，在戰亂平定後多數要還鄉認占舊有土地，因而地主政權再也不能自行處理“無主拋荒田”瞭。這是實行瞭將近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唐中葉最後失去生命力、無法繼續推行的原因所在。均田制的最終破壞，標志著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到瞭一個新的階段，這是中國土地制度史上的大變革，具有深遠的社會影響。
課役、財政改革 隨著土地制度的變化，課役制度和財政制度發生瞭一系列的改革。
均田制實行之初，就有不少農民受田不足。在均田制走向破壞的過程中，民戶受田越來越少，隻問身丁、不問資產的租庸調逐漸成為農民無法忍受的負擔。為瞭逃避課役、兵役，他們紛紛逃亡，於是逃戶、浮客日益增加，造成瞭課丁銳減的現象，故唐朝在財政上不免感到“課調虛蠲，闕於恒賦”。因此，李嶠於武周證聖元年(695)建議，一方面獎勸逃戶返舊貫自新；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允許不願還舊貫者所在隸名，即為編戶。大概此議為朝廷所采納，故吐魯番、敦煌出土的武周時期的文書中分別出現瞭“括浮逃使”和“括戶采訪使”等職銜。進入盛唐以後，逃戶問題更加嚴重，唐玄宗遂於開元九年(721)令監察禦史宇文融主持括戶，斷斷續續歷時三年左右，共括得客戶凡八十萬戶，籍外剩田“亦稱是”。勞動人民脫籍亡匿是一種階級鬥爭的方式，括戶是唐王朝針對逃戶采取的措施，鬥爭的劇烈反映瞭土地制度的加速變化。
唐初，各種服色役的人已有納錢代役的情況，稱作納課或納資。但此項特殊的錢幣收入在國傢財政總歲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現役為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勞動人民人身地位的變化，納錢代役的情況逐漸發展和普遍。由於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課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錢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較富裕的農民也掛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瞭“色役偽濫”的情況。到開元初年，終於正式出現瞭納錢代役的課稅，稱作“資課”，並且成為一項與正稅並列的稅收。天寶時期，農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現役亦不復存在，幾乎全部為“輸庸代役”所取代。自開元以後，詔令中經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說明征調番戶、雜戶的情況日見減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漸增加。大致統治者就是以資課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變和國傢稅收中錢幣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貨幣關系有瞭顯著的發展，國傢對勞動者的人身控制進一步趨向緩和瞭。
關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區，集中瞭大量的皇族、官僚和軍隊，而這一帶土地兼並又特別嚴重，唐王朝在這裡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調的破壞發生瞭尖銳的矛盾，尤其是糧食供應緊張更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為瞭緩和這種狀況，唐朝在開元年間先後改革漕運，實行“變造”、“和糴”及“迴造納佈”等一系列新的措施(見迴造)。中宗神龍以後開始興變造法，即取江南義倉米北運關中。開元四年(716)一度禁斷變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納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議，在運河沿線普遍設倉，分段節級轉運江淮的大量義倉、正倉米達於關中。改革漕運後三年中，共運變造米六七百萬斛，暫時緩和瞭關中的糧食緊張狀況。但大量漕運引起瞭江淮變造之勞，沿途亦增加瞭轉輸之弊，運費數倍於米價，而關中地主的私廩中卻大量積谷。為瞭克服舍近求遠的弊病，唐玄宗又於開元二十五年在長安附近大興和糴。從此，不但減少瞭南糧北調，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頻頻去東都就糧。由於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破壞，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貢品也發生瞭困難，所以唐初已經存在的和市到開元年間進一步發展瞭。中央政府大規模和糴、和市，需要掌握足夠的支付手段。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諸州的租並“迴造納佈”，即以絹代租北運長安。類似的辦法也實行於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運之處，稱作“折租造絹”。天寶初年，韋堅又以江淮義倉粟轉市輕貨，北運長安，顯然是“迴造納佈”的繼續。唐朝統治者用各地運來的絹、綾、羅、金、銀、珠寶等輕貨購買關中地主的存糧，以解決財政問題，顯然是適應土地制度的變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兵制改革和沿邊節度使的產生 從武周到開元之末是府兵制加速崩潰的時期。均田制加速破壞，農民受田日見減少，貧苦農民逐漸無力承擔自備戎具、資糧的兵役，這是造成府兵制瓦解的根本原因。番上宿衛的衛士原系執行侍衛皇帝的任務，被尊稱為“侍官”，後來被官吏任意驅使，甚至執僮仆之役，身分大為降低，京師人甚至以“侍官”為辱罵時的用語。高宗時因為軍鎮增加，僅府兵不足戍邊，開始強使征行的一部分兵募也充當鎮兵。戍邊的府兵和兵募本來規定三年輪換，開元時延長至五、六年更代，有的甚至長征不歸，並且他們均遭受邊將的種種虐待和迫害。富人子弟由於勛田逐漸不能兌現，不再願意被揀點為府兵或充兵募，大多數想方設法逃避兵役，故兵役幾乎全部落在貧苦農民身上。均田制的破壞引起瞭舊兵制的崩潰，舊兵制的崩潰又反轉過來加速瞭農民的破產和逃亡，唐朝統治者在這種惡性循環中陷於兵源枯竭，面臨折沖府“宿衛不給”的嚴重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兵制的徹底改革終於被提到日程上來瞭。
唐玄宗於開元十一年(723)采納兵部尚書張說的建議，下令實行募士宿衛的新辦法。招募來的職業兵稱長從宿衛，不久，改稱“綦騎（音郭）”，分隸於十二衛，分六番宿衛。這種雇傭兵，官給資糧，皆免征鎮賦役。開元二十五年改革征防軍，在諸色征行人及客戶中招募情願充健兒長住邊鎮者為兵，聽傢口自隨，官給田地屋宅，稱長征健兒。征兵制已改為募兵制，唐玄宗於是在天寶八載(749)宣佈停折沖府上下魚書，府兵制至此終告廢除。
在府兵制崩潰的過程中，地方上又出現瞭團結兵，亦稱“團練”，開始產生於近邊諸州，以後擴展至關中及其他各地。團結兵由各地差點殷贍、強壯的本地人充當，不離鄉土，也從事生產，但與府兵不同，不需自備戎具、衣糧，而是官給身糧、醬菜，帶有雇傭職業兵的性質。後來由於廣泛使用團結兵，諸州因置有團練使、都團練使等職，例由刺史、觀察使兼領。
開元、天寶時期兵制的變化和改革，對以後的社會政治產生瞭巨大的影響。
太宗、高宗之際，唐對周邊各族主動出兵，一則力圖解決邊患，一則為瞭開疆拓土。由於疆界不固定，戰事頻仍，很少有固定的駐防軍鎮。自從打敗西突厥以後，疆界基本上固定下來瞭，防禦線大大延長，再調兵遣將東征西討已很不便，而且原有的鎮、戍亦不足應付新的備禦形勢，需要有經常性的軍事設置，因而就形成瞭軍區。行軍大總管及都督就發展成瞭這種軍區的固定長官──節度使。睿宗景雲二年(711)賀拔延嗣任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至此始有節度使之號。至天寶初年，後突厥興起，吐蕃、奚、契丹不斷與唐朝發生軍事沖突，邊地形勢緊張。於是全國先後出現瞭十道節度、經略使，即安西、伊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及嶺南。節度使與軍鎮上的長征健兒結合在一起，就出現瞭邊將專軍的局面，這是造成割據勢力的重要原因。
政治制度的改變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上層建築也發生瞭一系列相應的變化，職官制度的混亂和變革就是其中主要表現之一。
首先是尚書仆射地位的降低。仆射在唐初是當然的宰相，而且是從二品官，品階高於中書令和門下侍中；但武周政權結束後，仆射凡不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銜者不再是宰相，稱為“空除仆射”。這一變化說明中書省、門下省的地位有相對的提高，尚書省的地位有所下降。
其次，政事堂原置於門下省，高宗死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宰相張說又改政事堂號為“中書門下”，下面設五房，即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和刑禮房。這一變革對尚書省的六部形成瞭侵權和重疊現象，也是動搖舊宰相制度的表現之一。
復次，差遣制逐漸流行，差遣職增加，成為固定職官。差遣制的特點是：官與職脫節，本司官往往判別司事；差遣官無定員，無品秩；其任命不由吏部和兵部銓選。非三省最高長官的其他官員，假以“同中書門下三品”銜，使居相位，就是一種差遣官。但在唐初，差遣職務多屬臨時性質，而且是一種個別現象，並不普遍。武則天執政時期破格用人，官員大增，差遣之法逐漸流行起來。到玄宗朝差遣官成為制度。當時帶“使”字的職銜均為差遣官，節度使、團練使、戶口色役使、轉運使、鹽鐵使等使職差遣官大量出現，不一而足。
最後是翰林學士院的興起。武則天執政時，為奪宰相之權，引文學之士多人密令參決奏議疏表，時人號為“北門學士”。玄宗於開元末年置翰林學士院，學士專掌“內制”。學士也是差遣官的一種，其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對中書省形成部分侵權。
上層統治集團的腐化 隨著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階級日益富裕，貞觀、永徽時期統治集團的儉樸自持之風逐漸為聲色狗馬的奢靡風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勵精圖治，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到天寶年間，在一派歌舞升平聲中，逐步轉化成瞭一個貪圖逸樂的皇帝，揮霍浪費，用不知節。皇族、貴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濁亂。開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劍”的李林甫拜相後，居相位長達十九年之久，他善於諂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絕瞭逆耳的忠言。李林甫為人陰險狠毒，排擯賢良，在他執政時期，以諂佞進身的人與日俱增。繼起的權臣楊國忠，是楊貴妃之堂兄，也是一個恣弄威權的奸佞，身兼四十餘使，玄宗對他盲目信任，莫見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於得勢的重要條件之一。從玄宗朝開始出現瞭宦官幹政的局面，宦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長安一帶的甲第、名園、上田大量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寵，四方進奏的文表，往往須先呈給他，然後才得以進禦；小事則由他自行斷決，權勢炙手可熱。總之，到唐玄宗統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後已經顯露出嚴重的危機。
後期
後期的政治和財政改革
安史之亂 府兵制的崩潰意味著中央集權軍事紐帶的松弛。長征健兒的出現雖能加強邊防，但同時使節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穩固的統屬關系，容易形成割據勢力。節度使不僅兼任采訪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職，他們終於成為既掌握軍事權又掌握行政權和財政權的自雄於一方的力量。當時全國共有軍隊五十七萬餘，而鎮兵竟達四十九萬，中央與軍鎮的力量對比失去平衡，形成瞭外重內輕的局面。中央上層統治集團的腐化大大削弱瞭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現瞭不平衡的局勢，這就很容易使擁兵自重的將帥萌動問鼎犯上的野心，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和史思明就是兩個這樣的人物。
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東北一帶的雜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為相，外出為將。李林甫為杜絕“出將入相”的情況，以鞏固自己獨專朝柄的地位，建議玄宗任命寒人蕃將鎮守邊境，安祿山遂得一身兼任平盧(今遼寧朝陽)、范陽（今北京）、河東(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鎮節度使，還兼任河北道采訪處置使，專事對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知平盧軍事。安祿山經過累年的策劃和準備，終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在范陽發動叛亂。
唐朝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安祿山很快就攻下洛陽，自行稱帝，國號燕，並分兵西攻關中。唐玄宗於潼關失守後倉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肅宗。他一面以朔方軍將領郭子儀和李光弼分任朔方節度使和河東節度使，統兵進討；一面命燉煌王李承宷借回紇兵，以增強軍事力量。在戰爭期間，安史集團內部一再發生內訌，先是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後來安慶緒又為史思明所殺，最後思明亦為其子朝義所殺。內部鬥爭大大削弱瞭安史軍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發動戰爭不得民心，到處遭到群眾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唐軍逐步轉敗為勝。寶應元年(762)肅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軍與回紇軍展開反攻，最後在次年正月戰敗叛軍，史朝義自縊。歷時七年多的安史之亂至此結束。
安史之亂是唐朝中央政權與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一場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這次事件對社會、政治產生瞭巨大的影響，是唐王朝由統一集權走向分裂割據的轉折點，是階級矛盾由緩和走向激化的轉折點，是唐王朝對周邊各族由主動進攻走向被動挨打的轉折點。以此為標志，唐朝的歷史分為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
劉晏的財政改革 安史之亂使唐王朝陷入瞭嚴重的財政困難之中，當時稅源枯竭，開支浩繁。為瞭維持統治，必須整頓並改革財政。形勢的要求造就瞭一些理財傢，其中最著名的是代宗朝的劉晏和德宗朝的楊炎。
寶應元年，代宗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廣德二年(764)，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以南轉運使，以後又兼鹽鐵使、常平使等職。劉在整頓財政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改革漕運、改進鹽政和行常平法。
安史之亂使汴河堙廢，運河沿線戶口流散，漕運不能暢通，劉晏為整頓漕運采取瞭以下幾項有效的措施：①規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運船短途往返，並把漕糧分段運往太倉；②根據各段運路水流情況的不同，在揚子（今江蘇揚州南）制造適合於各河水流的堅固耐用的船隻；③改變過去州縣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牽挽糧船的辦法，以鹽利充漕傭，雇船工、水手進行運輸；④大力疏浚運河道，暢通漕運。經此整頓，運量大增，運河沿線的社會經濟亦得到恢復。
劉晏在肅宗上元元年(760)任鹽鐵使後，根據“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的原則，改革鹽法，其主要辦法是：①國傢在產地統購亭戶（制鹽戶）生產的食鹽，然後加價賣給特許的鹽商，任其自運自銷；②鼓勵商人以絹代錢糴鹽，國傢用所得的絹制做將士春服；③離鹽鄉很遠的地方，轉鹽官在那裡儲備食鹽，等商絕鹽貴時減價出賣，稱作“常平鹽”。經過整頓，鹽利由每年四十餘萬緡增加到六百餘萬緡，占國傢總收入的一半左右。
劉晏自京師至諸道巡院重價募“疾足”，並根據他們及時匯報的全國各地的物價和年景，實行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的辦法，以穩定物價，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是常平法。
上述改革對唐朝的財政狀況盡管有所改善，但還沒有觸及主要的賦稅制度，而且歲入的增加最終是來源於對人民的剝削，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兩稅法的實行 唐德宗采納宰相楊炎的建議，用兩稅法代替租庸調制，是唐朝賦稅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安史之亂以後，在社會、政治大動亂中，賦稅征斂也隨之紊亂，財政、經濟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受田不足和完全喪失土地的農民無力負擔隻問丁身、不問資產的租庸調和雜徭，占田以千畝、萬畝計的地主積谷無算，卻隻負擔微不足道的丁課，而唐王朝財源枯竭，無法按舊稅制加重“積谷翁”的負擔；在正稅失靈、官祿兵餉日增的條件下，統治者對人民進行橫征暴斂，苛捐雜稅不一而足，民不堪命，破產農民大量轉化為逃戶和浮客，階級矛盾隨之趨於激化。
針對上述問題，代宗時已開始進行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加戶稅和地稅。而到唐德宗時，終於任用楊炎為宰相，於建中元年(780)宣佈實行兩稅法。新稅制的基本內容是：廢除以前的租庸調和一切苛雜，各項並入兩稅。不論土戶、客戶，一律就地落籍納稅，居無定處的行商於所在郡縣納相當於資財三十分之一的商稅。新的稅項是戶稅和地稅。戶稅據戶等以錢定稅，納稅時可折收綾絹；地稅按畝征收。由於小麥種植推廣，二年三熟和一年二熟的情況已比較普遍，遂規定戶稅與地稅都一年兩征，夏稅不遲於六月，秋稅不遲於十一月，因此新稅制稱作“兩稅法”。上述內容說明，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稅丁為稅產，這符合土地集中和貧富升降的社會現實。兩稅法代替租庸調，是土地制度變化、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發展的結果。這次稅制改革是中國財政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件大事，對此後歷代的賦稅制度產生瞭深遠的影響。
兩稅法實行以後，隻能在較短的時間改善唐王朝的財政狀況，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入不敷出的問題。因為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大地主、大商人或則利用特權免稅、減稅，或則利用非法手段逃稅漏稅；加之唐朝後期吏治敗壞，行政效能很低，有的時候往往幾十年都不重新定戶，結果，有的地主十分田地才稅二三，失去土地的農民甚至有產去稅存之苦。所以，經過一段時間實施以後，唐朝的歲入又遇到瞭困難。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國傢為瞭從地主手中低價購買谷物，就采取瞭以下兩種措施：①戶稅盡量多征錢幣，少折納綾絹，這樣就迫使納稅者多向市場提供商品糧、絹，國傢就可一手向納稅者征錢，一手又從他們手裡購買廉價的實物。其結果是導致市場上供過於求，物價連年跌落。兩稅法實行四十年後，絹價由每匹值錢四千文降到八百文，米價由每鬥二百文降到五十文。這樣，按戶等確定的戶稅錢額雖然如舊，而納稅者的負擔卻成倍地增加瞭。由於一般人看到物價下跌的趨勢還會長期延續下去，就盡量貯藏錢幣，甚至用銷錢為器的手段逃避國傢對藏錢的禁令。直到唐末懿宗時，由於社會生產已經嚴重衰落，政府對物價失去控制，才產生瞭回升的趨勢。②實行榷酤、稅茶，即通過流通領域多收間接稅的辦法增加錢幣收入，彌補正稅的不足。這種措施同樣也起瞭激化階級矛盾的作用。
唐元和方鎮圖
元和十五年（820年）
藩鎮割據和中央對藩鎮的戰爭 安史之亂雖然平定，藩鎮割據的形勢卻從此形成。唐代宗在戰爭結束之初就繼續任命安史降將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安史之亂過程中及平定戰亂後，唐朝軍將亦幾乎都授以節度使之名，內地也先後建立軍區，藩鎮制度因此進一步推廣，遍於各地。在節度使中，雖然有服從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據性，其中最嚴重的是成德、盧龍、魏博三鎮，統稱“河朔三鎮”（見河北三鎮）。淄青鎮與上述三鎮情況完全相同。這些節度使父死子繼，自署將吏，繕邑治兵，目無朝廷，他們“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並”，釀成瞭戰火連年、國無寧日的局面。有的藩鎮幹脆不供王賦，有的則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賦稅亦很有限（見上供、送使、留州）。
唐朝後期，中央同藩鎮間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戰爭。第一次，唐德宗力圖平藩，引起瞭“二帝四王”之亂；第二次，唐憲宗大舉用兵，平定瞭不少藩鎮；第三次，唐武宗平澤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子李惟嶽向朝廷請求襲其父位，魏博節度使田悅亦代為之請。唐德宗堅決拒絕這種無理要求，李、田遂連結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納亦請襲父位，德宗不允，李納遂反。戰事日益擴大，卷進來的藩鎮越來越多，其中有四人稱王，兩人稱帝，即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朱泚稱秦帝，李希烈稱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陜西乾縣），後又奔梁州（今陜西漢中）。這次戰爭持續瞭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雖先後敗死，唐朝卻與其餘藩鎮妥協，條件是藩帥取消王號，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德宗對藩鎮的態度由堅決討伐轉變為姑息妥協。從此，有些節度使父死子繼、兄終弟立成為慣例，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刻化瞭。
唐憲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對強藩巨鎮進行鬥爭，企圖恢復中央集權。從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後討平西川節度使劉闢、夏綏節度留後楊惠琳、鎮海節度使李錡；迫使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歸命，在成德鎮自立的王承宗也輸貢賦、請官吏。憲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隨即發動叛亂。憲宗發宣武等十六道兵討伐，經過長期的戰爭，最後李愬於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吳元濟，平定瞭淮西。在這次勝利的影響下，很多藩鎮相繼歸命，後又平定瞭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憲宗雖然能夠平定部分藩鎮的叛亂，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產生割據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並不鞏固。元和十五年憲宗去世後，短短的兩年中，盧龍、成德、魏博、淄青、澤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鎮又紛紛發生變亂或不稟朝命。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與朝廷素相猜恨。會昌三年(843)從諫卒，侄劉稹請為留後，武宗采納宰相李德裕建議，發兵進討。戰事進行瞭一年多，劉稹為部將郭誼所殺，朝廷平定瞭澤潞。武宗以後，中央再也無力與藩鎮進行較量，藩鎮內部驕兵逐帥日見頻繁，抵消瞭不少力量，雙方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未再發生重大的戰爭。
唐朝後期，藩鎮戰爭連年不斷，朝廷每次鎮壓藩鎮的戰爭都意味著一批新的割據勢力又在醞釀之中。藩帥割據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得到本鎮驕兵的支持。這種兵士全傢老小隨身，兵餉衣糧隻供本人消費，傢屬妻子多賴賞賚為生。節度使對他們厚賞豐賜，他們就擁護愛戴，成為其進行割據叛亂的工具；節度使對他們刻薄衣糧，驕兵就起而逐帥殺將，因而形成瞭“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現象。
連綿不斷的、此起彼伏的藩鎮戰爭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瞭嚴重的後果。一次大的戰亂之後，黃河流域往往出現人煙斷絕、千裡蕭條的慘狀。唐代後期朝廷與藩鎮各自擴大自己的兵力。唐憲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區平均以兩戶資一兵，大大加重瞭人民的負擔。節度使在本鎮勾結豪強地主對人民進行橫暴的統治，戰爭和重斂使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宦官專權 唐朝後期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宦官猖獗，專擅朝柄。從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開始，宦官逐漸參政。但宦官的進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權，還是安史之亂以後的事。代宗即位於非常時期。宦官李輔國有擁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禦前符印軍號都委交他處理。後來，輔國甚至對代宗說：“大傢（指皇帝）但內裡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時程元振、魚朝恩先後專制禁軍，權勢很大。四王二帝之亂的過程中，德宗由長安外逃，禁軍都召集不起來，僅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及親王左右從駕逃難。因此，德宗還京師後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領。貞元十二年(796)，竇、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護軍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軍成為定制。當時的北衙六軍已經名存實亡，神策軍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有較強戰鬥力的軍隊，所以宦官掌握這支軍隊後實際上掌握瞭京師的全部軍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時，始用宦官於內廷知樞密，參與機要。憲宗時正式設樞密使，由宦官擔任，中書、門下的權力亦受侵奪。皇帝深感握重兵的軍將及藩帥難於控制。往往以宦官為監軍使，分赴各地進行監督。凡此種種，皆使宦官集團在全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幹預國傢的軍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權在握，發展到最厲害的時候，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唐代自憲宗起，有八個皇帝是由宦官擁立的。憲宗與敬宗皆死於宦官之手。宦官進退朝臣、任命節帥就更是司空見慣的事瞭。
宦官得勢不僅濁亂朝政，而且對社會生活也產生瞭惡劣的影響。長安一帶的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瞭階級矛盾。宦官專權是皇帝腐化的產物，但它又反轉來進一步加重這種腐化。唐文宗時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對其同夥說，天子如果“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事”，“吾屬”就不免恩薄權輕瞭。最好是以聲色狗馬蠱惑皇帝之心，使他不瞭解朝政，這樣就可以“萬機在我”，穩享“恩澤權力”瞭。宮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專門為皇帝飼養雕、鶻、鷂、鷹、狗等，以供皇帝玩樂的。為捕獲這些珍禽異獸，“五坊小兒”四出騷擾百姓，甚至借機敲榨。宦官至長安兩市替宮中購買用物稱作“宮市”，實際是購買其名，豪奪其實，往往隻用值百錢的代價就強買人傢值數千錢的東西，而且還要另索“腳價(錢)”。這些惡棍被稱作“白望”。這些情況雖僅見於順宗時的記載，但實際上普遍存在於唐代後期。
反宦官的鬥爭 宦官集團的猖獗和專擅，引起瞭皇帝和朝臣的不滿。所以唐中葉以後，不僅宦官和朝臣間的南衙北司之爭經常發生，有的皇帝還和朝臣一起企圖翦除這一惡勢力，因而唐代後期爆發過幾次反宦官的大鬥爭。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團的革新。唐順宗李誦為太子時，早已有意改變宦官專擅的政局，並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詔王叔文、王伾兩人。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順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伾及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著手進行革新，鬥爭矛頭首先直指宦官集團。朝廷宣佈罷宮市和五坊小兒，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錢，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企圖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權。此外，順宗和革新派還罷免貪官京兆尹李實，蠲免苛雜，停止財政上的“進奉”。這些改革都具有進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及與之相勾結的藩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和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人的強烈反對。最後，俱文珍發動政變，幽禁順宗，擁立太子李純，大肆打擊和貶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貶後賜死，王伾外貶後不久也病死，其餘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陳諫、韓曄、凌準、程異及韋執誼八人均被貶為外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改革歷時一百餘日，以失敗而結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鬥爭是甘露之變。唐文宗即位後，深以宦官專權為患，感到謀殺憲宗、敬宗的宦官猶有在左右者，決心加以翦除。當時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專橫，招權納賄，皇帝對他無可奈何。文宗曾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不料事泄失敗。此後，宦官更加驕橫，文宗感到忍無可忍，於是提拔李訓、鄭註為翰林侍講學士，常與兩人密謀清除宦官勢力。大和九年(835)李訓以鄭註出任鳳翔節度使，企圖內外配合，發動事變。不久，李訓拜相。這年初冬，文宗誅殺王守澄，消滅瞭弒憲宗的最後一個逆黨。在李訓的策劃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會，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偽奏左金吾仗院內的石榴樹夜有甘露，百官稱賀，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魚志弘（一作魚弘志）等前往驗看。李訓預先已伏兵該處，謀乘機誅殺宦官，不料為仇、魚等發覺，宦官因強擁皇帝退往後宮，並與朝官展開搏鬥。大臣李訓、鄭註、王涯、賈咫、舒元輿等均全傢被殺，其餘死者不可勝計。鬥爭結果，朝官慘敗，宦官全勝。這次事件在歷史上稱作“甘露之變”。
牛李黨爭 唐朝後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牛李黨爭。牛黨的首領是牛僧孺和李宗閔，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牛李黨爭從憲宗朝開始，至宣宗朝結束，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舉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閔等指陳時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楊於陵和員外郎韋貫之署為上第。宰相李吉甫厭惡牛僧孺等人，因此貶楊、韋兩人，牛僧孺等隻得長期充當藩鎮的幕僚，不能即時升遷。這次事件揭開瞭牛李兩個朋黨鬥爭的序幕。李黨的首領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員有李紳、鄭覃、陳夷行與李讓夷等人。牛黨除牛僧孺、李宗閔外，主要成員還有令狐绹、李玨和楊虞卿等人。
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勢力，恢復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牛黨利用科舉中投卷、關節之風，相互援引，竭力擁護進士科取士；李黨對科舉制有所不滿，企圖改革選舉制度。李黨主張精簡國傢機構，裁汰冗官，牛黨持相反態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廢佛之舉，宣宗即位後牛黨執政，恢復瞭會昌廢佛時被廢毀的寺院。
李德裕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吐蕃的維州（今四川理縣東北）副使悉怛謀曾於大和五年(831)率眾來降，德裕遂收復瞭該城。當時，牛僧孺居相位，因疾李黨之功，表示反對，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棄維州，悉怛謀等送還吐蕃後全部被殺。
牛李兩黨交替執政，執政時各自貶謫對方。會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為宣宗。李黨從此失勢，德裕被貶死於崖州(今廣東瓊山東南)。以後，朝廷上形成瞭牛黨當權的形勢，黨爭至此結束。
唐朝後期的社會經濟 唐朝後期藩鎮戰爭連綿不斷，社會經濟隻能緩慢地恢復和發展，始終未能重現開元年間的全盛景象。安史之亂結束之初，中央所能掌握的戶口僅三百萬戶左右，相當於天寶年間的三分之一。建中元年(780)實行兩稅的客戶落籍，經過整頓，增加至三百八十餘萬戶。到唐武宗會昌(841～846)間，國傢掌握的也不過四百九十餘萬戶。戶數大減於盛唐，固然與強藩巨鎮不申戶籍和逃戶大量存在有關，但也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經濟狀況今非昔比。不過，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勞動人民仍然在生產上取得瞭不小的成就。
南方農業的發展 各地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北方戰爭頻繁，社會生產時興時衰；南方兵燹較少，加之北方人口部分避難南徒，增加瞭那裡的勞力，因而經濟成就遠比北方顯著。在水利建設方面，南方興修瞭不少陂、塘、堤、堰，其中著名的如句容（今屬江蘇）復置的廢塘絳巖湖，周圍百裡，開田萬頃；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一帶築堤以捍贛水，用鬥門節水灌註陂塘近六百個，開田一萬二千頃；其他如常州、湖州(今屬浙江)、明州及越州（今浙江紹興）等地都興修瞭溉田以千頃計的大型水利工程。水稻種植在南方進一步發展，已經采用插秧移植的技術。隨著稻麥復種制的開始推廣，畝產量有明顯的提高。
植茶的發展對南方經濟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義。唐代名茶達二十餘種之多，遍產於長江上下遊很多州縣及福建等地。江淮、祁門等地經營茶業的人很多。私營的茶園或則雇農民采摘，或則出佃收茶租。官茶園則征發茶農從事生產。茶葉是經濟作物，茶業的發展必然推動商品經濟趨向繁榮。唐代後期茶葉不但販運於全國各地，而且也是輸往少數族地區和國外的主要商品。
北方農業生產的徘徊遲滯與南方農業生產的穩步發展使得江淮一帶成為全國的重要糧食產區。在河朔藩鎮不供貢賦的情況下，中央政權就隻能主要依靠東南的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及湖南等八道提供賦稅，其中尤以今蘇南、浙江一帶最為重要。漕運在唐代後期成為國命所系的大事，與江淮地區農業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南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起瞭戶口數的此消彼長，亦呈現不平衡狀態。茲據《元和郡縣圖志》將長江流域部分州的戶數變化情況列表如下：
長江流域部分州的戶數變化情況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全國編戶銳減中，江南很多州的戶數猛增，其中最突出的如襄州、饒州均增加約兩倍，這確實是江南經濟上升的反映。但值得註意的是，戶數大增的州都在長江中遊一帶，下遊除蘇州略有增加外，其餘各州均趨減少，有的地方減少的數字還很大，說明南方戶口的增減也是不平衡的。
南方手工業的發展 唐代後期手工業在南方也呈現上升趨勢。取江南道、劍南道各州的土貢資料加以比較可以看出，隨著年代的推移，所貢絲織品的質量越來越高，數量越來越多。其中淮南、吳越、宣州等地的產品尤為名貴。南方種桑養蠶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是絲織業發展的重要條件。民間大量植桑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也非常有利。造紙業在唐代後期有長足的進展，著名的產地也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淅江金華)、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饒）等地均盛產藤紙，韶州（今廣東韶關西南）用竹造紙，開辟瞭以後竹紙發展的道路。蜀人造紙還特重染色，能制成著名的“十色箋”。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陽)善制漆器，稱為“襄樣”，亦為南方重要的手工藝品。造船方面，當時已能制造“輪船”，用人力踏輪車轉動，好像掛帆席一樣便於航行。史籍記載，代宗、德宗之際巨商俞大娘，擁有可載米萬石的大型航船，操駕之工達數百人之多。當時中國造的海船，有的大於外國的番舶。唐代後期制瓷業也有新的進展，已發現的這一時期的瓷窯近三十處，遍佈於今十個省。施釉技術有所提高，普遍使用護胎釉，而且彩釉較多。瓷器的造型種類比前期明顯增加，裝飾手法亦有改進。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銀器。
越窯青瓷執壺 浙江寧波出土
青釉褐斑獸形環水壺 湖南長沙窯窯址出土
唐代後期私營手工業作坊有日益增加的趨勢。隨著中央集權的瓦解和唐政權的衰落，官營作坊逐漸削弱，但統治者對手工業品貢戶的剝削卻無疑有所加重。生產領域中各種類型的手工業作坊在配置上發生瞭一定程度的變化。
後期的商業 當時商業的繁榮既與部分地區商品生產的發展有關，也與土地兼並造成的下述條件有關，如：官僚、地主、商人日益富裕，對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刺激瞭轉運貿易發展，而農民紛紛破產，被迫舍本逐末，轉化成小商小販。在商業病態繁榮中，官商合流的傾向比前期大大加強瞭。有的節度使也大肆從事商業活動；有的富商巨賈則賄賂官員牒補列將，甚至能升於朝籍。劉晏所說“如見錢流地上”，反映瞭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
商業的繁榮首先反映在城市經濟的發展方面，最明顯的表現是坊市隔限的制度開始有所突破。史載，貞元(785～805)時長安除兩市外，在“要鬧坊曲”之處亦有貨賣用物的商販。《唐闕史》亦載，京師宣陽坊設有彩纈鋪。城中兩市店鋪櫛次鱗比，數量大增，如會昌年間長安失火，延燒東市曹門以西的十二行，四千餘傢。揚州是南北交通樞紐，麕集著大量的客商，不少節度使也在該城列置邸肆，從事商業活動。成都是西南一帶的重要商業城市，與揚州處於相等的地位，時稱“揚一益二”。在大城市長安、汴州及揚州等地都出現瞭夜市，千燈照雲，商客紛紛，一派繁盛景象。隨著城市商業活動的增加，出現瞭為商人服務的櫃坊，商人可以在櫃坊存放錢物，稱作“僦櫃”。櫃坊向客商收取一定的保管費用，並可根據商人所出的憑據代為支付錢貨，這就使商人之間買賣商品時免除瞭現錢交易的麻煩。商品數量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頻繁是導致櫃坊產生的根本原因。邸店是商人存放大批商貨和居住的場所，雖然北朝以來早已出現，但至唐代後期有進一步發展。
唐代後期還出現瞭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匯兌。商人可在長安把錢幣交付各道的進奏院或諸軍、諸使、富傢，領取一種文券，執持文券輕裝以赴四方，憑文券在各地合券，提取所匯錢幣，稱作“飛錢”或“便換”。飛錢的產生既與商業的發展有關，也與兩稅法實行後物價下落引起的錢荒有關。不少地方官因境內缺錢而下令禁錢出境，大大妨礙瞭轉運貿易，因而商人就以匯兌的方式克服錢幣過境的困難。唐王朝曾一再下令禁止與商賈便換，力圖把匯兌業務全部壟斷在官府手中。唐朝末年，由於江淮商賈憑官府文牒而不能如數提取所匯之錢，便換失信於民，遂自行停廢。
唐中期主要商業城市和交通路線圖
在唐朝前期，集市貿易雖然存在，卻不普遍。到唐代後期，由於農村小生產者與商品經濟的聯系有所加強，所以集市貿易在城市以外有明顯的增加。這種集市，在江淮一帶稱草市，在西蜀稱亥市和蠶市，北方則稱為集。在集市上販賣的商品多是農具和農副產品，由於需要適合農民的生產節拍，故貿易均定期舉行。有的集市則開始有商人定居，有的甚至因發展迅速而被置為縣。
周邊各族的社會發展及其與唐朝的關系
唐朝周圍的少數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 突厥和回紇、西南的 吐蕃、南方的 南詔以及東北的 契丹和 靺鞨。東突厥 突厥族起源於今新疆準噶爾盆地之北，後來逐漸向東遷徙。北齊天保三年(552)，首領阿史那土門正式建立瞭突厥汗國，自稱伊利可汗，建牙在於都斤山(今蒙古杭愛山)，不久成為北方最強大的遊牧汗國。開皇三年(583)，突厥被隋朝打敗，遂分裂為東、西兩部，西部的稱西突厥；東部的稱東突厥或藍突厥，且因居唐朝之北，亦稱北突厥。
東突厥在隋末唐初勢力很大，控弦百餘萬，不斷向南攻擾，搶劫財物，俘掠人口。唐初有人甚至向李淵建議放棄長安，遷都山南以避突厥。李世民反對這種錯誤主張，力主積極抵禦。他即位後，於貞觀三年(629)派李靖、李傰等率十餘萬大軍分路出擊，次年俘頡利可汗，東突厥滅亡。唐太宗李世民把突厥降眾中的半數左右安置在西起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南），東至幽州的地區，並置羈縻府進行管轄，仍以突厥貴族為都督、將軍。其餘約萬傢入居長安，其酋長皆拜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者百餘人。開明的民族政策既解除瞭唐初的北方邊患，也有利於突厥此後的發展。這件事在北方各族中產生瞭巨大的政治影響，因而唐太宗被各族尊稱為“天可汗”。
東突厥滅後，北方最強大的民族是薛延陀和回紇。當時鐵勒諸部皆受薛延陀統治，時起反抗。唐太宗乘其內部鬥爭劇烈的時機出兵北征，於貞觀二十年滅薛延陀，以其地置燕然都護府，管轄下屬的羈縻府州。
以後，東突厥降眾在阿史那骨咄祿領導下又進行復國活動。突厥南遷後，骨咄祿為小部首領。在高宗時期南遷突厥一再聚眾反抗而遭失敗後，他招集散亡，被部眾奉為頡跌利施可汗。他以其弟默啜為設，咄悉匐為葉護，將別部民分為“突利”、“達頭”兩區。後得單於府降戶部落檢校阿史德元珍，封之為阿波達幹，使專統兵馬。垂拱元年(685)以後，以豐州(今內蒙古臨河東)一帶為根據地發展勢力，采用暾欲谷所獻策，東擊契丹，北征鐵勒九姓，並占領瞭烏德鞬山（即於都斤山）。從此建牙於烏德鞬山，所恢復的汗國通稱“後突厥”。天授二年(691)骨咄祿去世，其弟默啜繼位為可汗。證聖元年(695)武則天遣使封之為“遷善可汗”。突厥族自南遷後從遊牧經濟轉向農業經濟，需要種子、農具發展生產，武則天曾應默啜可汗之請，賜谷種四萬斛，雜彩五萬段，農器三千件，鐵四萬斤，並許通婚。後突厥有時亦南擾唐邊。景龍二年(708)，唐朝命張仁願在黃河以北築三受降城以禦之。以後，毗伽可汗在位時期(716～734)對唐朝又采取睦鄰政策，北邊兩族人民在一起養畜資生，種田末作；雙方互市規模相當可觀，唐朝每年以帛數十萬匹換取突厥馬匹。突厥在和漢族交往的過程中生產力水平有瞭明顯的提高，產生瞭向封建制過渡的傾向，階級鬥爭逐漸激化，統治集團亦鬥爭不已。天寶三載（744，一作四載），後突厥終為回紇所滅。
回紇 初稱回紇，後改稱回鶻，是鐵勒的一部，散居於今色楞格河一帶，臣屬於突厥汗國。因不堪突厥貴族的奴役和壓迫，回紇曾在隋末唐初一再進行反抗。貞觀元年(627)，回紇人民在其首領菩薩領導下大敗東突厥，聲震北方。東突厥滅亡後，回紇受薛延陀控制。當時，菩薩建牙於獨樂河（今蒙古土拉河），回紇族已經由原始公社向階級社會過渡。回紇協同唐朝擊滅薛延陀以後盡據其地，唐朝在那裡廣置羈縻府州，並以回紇部為瀚海都督府，以其首領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兼瀚海都督。龍朔(661～663)時，唐朝改燕然都護府為瀚海都護府，統領回紇及漠北之地。後突厥復國後，7世紀末8世紀初，回紇中的一部分遷往甘州（今甘肅張掖）、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留在磧北的，自天寶以後均為後突厥所役屬。天寶三載(744)回紇聯合後突厥統治下的其他各部滅後突厥，不久盡有其地。唐玄宗冊封回紇骨咄祿毗伽闕為懷仁可汗。當時的回紇建牙於烏德鞬山，建立起一個勢力范圍東極室韋，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的汗國(744～840)。其儼然為北方最強大的民族，鐵勒諸部遂逐漸在回紇名義下融合為一族。
安史之亂時期，回紇一再派兵幫助唐朝平定叛亂。此後，回紇人留居長安者常以千計。貞元四年(788)，回紇更稱為回鶻。吐蕃占領隴右以後，唐朝喪失監牧之地，戰馬奇缺，因而不斷以絹、茶易換回鶻馬匹。隨著隴右的喪失，唐朝和西域、中亞的交通必須假道回鶻，回鶻人遂得以從東西貿易中得到很大利益。唐朝特意在靈武通向回鶻的路途中設立瞭很多驛站，便利雙方交往。唐朝皇帝不斷以宗女和親於周邊各族，但嫁給回鶻的寧國公主、咸安公主和太和長公主三人都是皇帝的生女而非一般的宗女，可見唐朝與回鶻的政治關系特別親密。兩族間文化交流也有所發展，著名的九姓回鶻可汗碑就是用回鶻文、漢文和粟特文刻成的。摩尼教亦由中原傳到回鶻，並被其定為國教。
從9世紀中葉起，回鶻內部紛爭不斷，又屢遭天災，國力大為削弱。散居阿爾泰山的黠戛斯族乘機擺脫瞭回鶻的統治，其首領阿熱自稱可汗。以後回鶻連年發生戰爭。開成五年(840)，回鶻為黠戛斯所破，被迫進行大遷徙。有的南遷近塞，有的西遷葛邏祿地區，與鄰近部落建立瞭哈剌汗國；有的西遷西州、龜茲，稱西州回鶻或高昌回鶻，即今維吾爾族的祖先；有的西遷甘州，稱甘州回鶻，即今裕固族的祖先；還有一小部分遷往吐蕃地區。
吐谷渾 兩晉時，吐谷渾系鮮卑族的一支，西遷以後，逐漸控制瞭今青海、甘肅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氐族和羌族。4世紀時，其首領葉延正式建立瞭國傢，都於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佈哈河口南）。隋煬帝曾一度滅吐谷渾，於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和且末四郡。隋末大亂，其首領慕容伏允乘機復其故地。
唐初，吐谷渾處唐朝與吐蕃兩大勢力之間，執政的慕容伏允持親吐蕃、疏唐朝的態度，唐太宗幾次征他入朝，均未達到目的。從貞觀八年(634)開始，唐朝一再派兵西征。次年，李靖大敗吐谷渾，伏允為左右所殺，其子慕容順屬親唐勢力，在唐朝的支持下繼立，遂稱臣內附。慕容順死後，唐立其子諾曷缽為可汗、西平郡王，並以弘化公主與之和親，資送甚厚。
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吐谷渾為吐蕃所並，諾曷缽率眾徙今寧夏。以後，唐朝於靈州置安樂州（今寧夏中寧縣東南）以安置之。
西突厥與西域各族 隋唐之際，西突厥是今新疆、中亞一帶的一個強大勢力，天山以南諸國如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及疏勒等均受其控制。
隋唐之際，中原大亂，西突厥射匱可汗去世，其弟統葉護可汗繼位。他北並疏勒，西拒波斯，控弦數十萬，勢力相當強大。這一情況有礙於今新疆一帶的統一，而且不利於絲綢之路的暢通，所以唐朝與西突厥間終於不可避免地發生瞭矛盾和沖突。東突厥被滅、吐谷渾歸附以後，唐太宗騰出手來，開始經營西域。高昌麹氏政權與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結成聯盟反對唐朝，擁塞道路，妨礙東西方貿易，唐太宗派侯君集率軍出征，於貞觀十四年(640)攻下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魯番東南），麹智盛降。唐朝以其地置西昌州，不久改名西州，並於交河（今新疆吐魯番西）置安西都護府，統轄高昌故地。同時於可汗浮圖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置庭州。以後，唐軍又於貞觀十八年平定瞭焉耆王龍突騎支之亂，二十二年平定瞭龜茲王訶黎佈失畢之亂，唐朝遂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並於疏勒、焉耆、於闐同時設鎮，合稱安西四鎮。當時西突厥分裂為兩部，陷於內爭，其屬國高昌、焉耆和龜茲又先後被唐朝所滅。以後，沙缽羅可汗阿史那賀魯雖然一度統一瞭兩部，但不久又發生紛爭。高宗為瞭解除西突厥對庭州等地的威脅，遂於顯慶二年(657)派蘇定方、蕭嗣業等率軍西征，大破西突厥，沙缽羅可汗奔石國被擒，西突厥至此宣告滅亡。唐以其地分置昆陵都護府統轄五咄陸部，濛池都護府統轄五弩失畢部。唐滅西突厥後，國界越蔥嶺，遠達咸海東、南一帶。高宗調露元年(679)王方翼築碎葉城，以後一度以龜茲、疏勒、於闐與碎葉為安西四鎮。為瞭控制西突厥廣大地區，武則天又於長安二年(702)分安西都護府天山以北地區為北庭都護府，治所設在庭州。
吐蕃 藏族的祖先在唐代建立瞭一個王朝，稱作吐蕃。7世紀初，吐蕃的贊普（意即王）松贊幹佈執政，繼承祖、父兩代開創的基業，征服瞭青藏高原上的羌族諸部，建立瞭奴隸制國傢，並把首都從瓊結遷到邏些（今西藏拉薩），實現瞭青藏高原的統一。在統一全藏的過程中，依山而居的民眾紛紛遷往平原，農業人口隨之大增。吐蕃的王族和貴族是奴隸主，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是奴隸和平民。當時，吐蕃已經創造瞭文字。
貞觀八年(634)，松贊幹佈遣使於唐，請求通婚。經過一番周折，唐太宗終於決定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和親吐蕃。十五年，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赴吐蕃，松贊幹佈親迎於河源（今青海興海東南），並在吐蕃為公主修建瞭唐式宮室。文成公主帶去瞭第一批入藏的漢人，其中有一些是手工業工匠。大批的書籍、手工業技術亦隨之傳入吐蕃。這次和親揭開瞭漢藏兩族友好交往的序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唐中宗時又以宗女金城公主和親於吐蕃的贊普棄隸蹜贊，又有一些工匠隨公主入藏，龜茲樂亦傳往吐蕃。後來，吐蕃還得到瞭精工抄寫的《毛詩》、《禮記》、《左傳》及《文選》等重要典籍。由於兩族交往的頻繁和擴大，吐蕃的馬、金器、瑪瑙杯和紡織品等特產也傳到瞭唐朝。吐蕃占領河西、隴右時期的敦煌遺書中，有關於禪宗的寫本，是用藏文寫的，這說明禪宗已經傳入藏族。
吐蕃有時對唐朝發動掠奪奴隸、財物的戰爭。唐朝前期吐蕃勢力伸向西域，雙方在那進行過長期的拉鋸戰，互有勝負，安西四鎮數易其手，但唐朝尚能基本上對西域進行有效的控制。安史之亂爆發以後，吐蕃乘唐朝西北重兵內調的機會，一舉出兵占領瞭河湟隴右一帶，並於廣德元年(763)一度攻入長安。唐代宗被迫逃往陜州，賴關中及長安城中人民奮起反抗，郭子儀率軍收復長安，皇帝才得以復還京師。此後，唐朝的河隴直至北庭、安西的廣大以區，幾乎全部淪於吐蕃之手。隴右各族人民不堪吐蕃奴隸主貴族的奴役和壓迫，曾在漢人張議潮領導下於宣宗大中二年(848)發動起義，先後恢復瞭沙州（今甘肅敦煌縣城西）、瓜州(今甘肅安西東南)等河西的大部分地區。在這前後，秦州（今甘肅秦安西北）、原州（今寧夏固原）、安樂州等地亦擺脫瞭吐蕃的控制，重新歸附唐朝。唐代後期，兩族間雖然不斷發生戰爭，但也一再建立盟約恢復睦鄰關系，如9世紀中葉吐蕃贊普棄松德贊當政時就積極推行與唐朝和盟的政策，雙方在穆宗長慶(821～824)間結盟時建立的《唐蕃會盟碑》，至今屹立在拉薩大昭寺門前。
吐蕃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同奴隸制生產關系發生瞭尖銳的矛盾，代表奴隸主利益的王朝走向衰落。會昌元年（842；一說846年）贊普郎達瑪被刺殺後，內部大亂。至60、70年代時，階級矛盾激化，爆發瞭全族規模的農民、牧民、奴隸大起義。在階級鬥爭的推動下，吐蕃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形成瞭割據局面。
南詔 7世紀以前，在今雲南洱海一帶有一個古老的昆明國，其主要居民是“白蠻”，即今白族的祖先。在昆明國的北方、東方和南方還有一個稱作“烏蠻”的民族，即今彝族的祖先。從7世紀初至中葉，烏蠻不斷移入洱海地區征服白蠻，形成瞭六個烏蠻的政權，稱六詔，即蒙嶲詔、蒙舍詔、越析詔、邆賧詔、施浪詔和浪穹詔。其中蒙舍詔處最南方，亦稱“南詔”，其王族為蒙氏。當地民族復雜，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最進步的地區是蒙舍詔，已有很發達的農業。貞觀二十三年(649) 蒙舍詔的首領細奴邏建立“大蒙國”，自稱“奇嘉王”。這時蒙舍詔已經進入瞭奴隸社會。8世紀時蒙舍詔征服各詔，建立起統一的國傢，通稱為南詔。不久遷都於太和城（今雲南大理南太和村）。大歷十四年(779) 南詔又定都於羊苴咩城（今雲南大理）。
南詔統一以後，唐玄宗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冊封其王皮羅閣為“雲南王”。以後雙方保持友好關系，皮羅閣派其孫鳳迦異赴長安朝見皇帝，玄宗賜以胡部、龜茲兩大樂隊。不少南詔最高統治者接受過唐朝的冊封。漢人鄭回被俘後曾擔任鳳迦異、異牟尋、尋夢湊三代南詔王的清平官（相當於漢族的宰相），地位顯赫。南詔奪取西爨地區（今雲南中部、東部）以後，同唐朝的關系發生瞭變化。從8世紀中葉開始，雙方不斷爆發戰爭，南詔王閣羅鳳遂歸附於吐蕃，受封為“贊普鐘”。後來，閣羅鳳發現背唐對南詔不利，他在《南詔德化碑》中流露瞭對唐朝友好關系的懷念。異牟尋當政後，終於接受鄭回的建議，在貞元十年(794)恢復瞭同唐朝的和睦關系，唐德宗遂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以後雙方時戰時和，但經濟、文化交流始終沒有間斷。南詔基本上模仿唐朝的官制，相當尊重儒學，其統治者不斷派子弟至成都學習書算。漢族的典籍和王羲之、王獻之的字帖亦傳入南詔。漢人手工業者把紡織技術輸入南詔後，其紡織品的質量可與唐朝相比。大理崇聖寺塔是漢族工匠恭韜、微義設計建成的。南詔人民在開發、建設祖國邊疆中也做出瞭偉大的貢獻。同時，南詔在和唐朝的接觸中，社會生產迅速發展，產生瞭封建制因素，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漸趨激化。開復二年(902)鄭回的後裔鄭買嗣滅蒙氏政權，建立瞭大長和國。
契丹 契丹族是古代東胡族的一支，北魏時散居於潢水（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流域及其支流土河（今內蒙古老哈河）中、下遊地區。當時該族已進入父系氏族階段，共分八個部落。隋代，契丹族已經組成瞭松散的部落聯盟。到勻德實可汗時，契丹族開始有瞭農業。以後，冶鐵鼓鑄和紡織業亦隨之興起。
唐代初年，契丹族首領大賀摩會歸附於唐朝。貞觀中，唐太宗於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以其首領窟哥為都督，賜姓李。武則天執政以後，營州（今遼寧朝陽）都督趙文翽對契丹進行凌辱，引起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孫萬榮的反抗，戰爭斷斷續續達數十年之久。至開元初，唐朝始得復置松漠都督府。此後恢復瞭和睦關系，雙方聘使不絕，經常互市。唐代後期每年有兩三批契丹人來內地貿易，每批約數百人，有的在幽州就近互市，有的則前往長安。漢族與契丹族的經濟文化交流有相當的發展。
到唐朝末年，契丹族已經發展到原始社會的盡頭，接近奴隸社會的門檻瞭。
靺鞨 靺鞨在古代稱肅慎，北朝時稱“勿吉”，分佈於粟末水（今黑龍江省的第二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龍江下遊）流域。6～7世紀時勿吉人逐漸發展為粟末、白山、伯咄、安居骨、拂涅、號室及黑水等七大部，其中最強大的是黑水部與處於最南端的粟末部。唐高宗時粟末靺鞨南徙營州。聖歷元年(698)其首領大祚榮開始建立政權，稱“震國”，奴隸制國傢即正式確立。開元元年（713）唐玄宗以大祚榮所部置忽汗州，以大祚榮為都督，封渤海郡王，從此其轄區便以渤海為號。十四年，唐朝又在黑水靺鞨部所在地置黑水州。靺鞨族即滿族的前身。
渤海與漢族的經濟、文化交流相當發達。渤海的政治、軍事制度多仿唐制。靺鞨族不但使用漢文，而且遣使求寫《唐禮》、《三國志》、《晉書》等典籍。兩族間聘使往還，經常互市，自鴨綠江入海至登州（今山東蓬萊）登陸，是渤海通往內地的要道。從代宗開始，唐在青州(今山東益都)專設渤海館以接待其使臣。渤海還派遣瞭不少學生到長安學習漢族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在渤海京城發現的甕門顯然是模仿唐制而建造的，發現的白瓷片也與唐朝制品完全相同。渤海朝貢使臣所作的詩曾受到唐朝著名詩人溫庭筠的稱贊。
唐代周邊各族與漢族的交往空前頻繁，各族間的關系進一步密切，因而多民族國傢的發展、壯大又有長足的前進。
唐朝的科學技術和文化
科學與技術 唐代生產力提高，經濟繁榮，為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提供瞭條件，因此科技領域內取得瞭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主要表現在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藥學及印刷術等方面。
天文與數學 僧一行，本名張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傢。他青年時代就精通歷象和陰陽五行之學。唐玄宗召他到長安主持改定歷法。當時，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已經制成木黃道遊儀的模型，一行主張改用銅鑄，並與令瓚繼續進行研究，經過兩年的努力，最後於開元十二年(724)制成銅黃道遊儀。次年，一行又與梁令瓚奉玄宗之命，共同研制成銅鑄的水運渾儀，用以計時。黃道遊儀和水運渾儀的制成，對觀察天象起瞭很大的作用。開元十三年，一行還用自己制成的“復矩圖”，令南宮說率人到今河南若幹地點測量北極高度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日影長度，測出地球子午線1°的長度約合十二萬三千七百米。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實測子午線，具有重大的意義。一行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恒星位置變動的天文學傢。他臨死前編成《大衍歷》的草稿，日後經張說等整理成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歷書。該歷在編寫的過程中使用的不等間距的二次差內插法、具有正弦函數性質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內插公式，在數學上都是傑出的貢獻。
此外，李淳風等註釋《算經十書》及十書中最後一部王孝通所撰《輯古算術》，也都是數學方面的重要成就。
地理學 唐初的一部重要地理學著作是《括地志》。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延攬學士蕭德言、顧胤、蔣亞卿及謝偃等，根據《貞觀十三年大簿》的資料編撰成該書，於貞觀十六年(642)奏上。《括地志》全面敘述瞭唐初政區的建置沿革，並介紹瞭各地的山嶽、河流、風俗、物產及人物故事等。該書共五百五十卷，另有《序略》五卷，內容豐富，惜今天已無完帙，清代以來的輯佚本僅數卷而已。
唐德宗時的賈耽是著名的地理學傢，他在貞元十七年(801)繪成《海內華夷圖》，並撰成《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其中尤以《海內華夷圖》貢獻最大，圖長三丈三尺，寬三丈，以一寸為百裡，古地名標以黑字，唐代地名題以紅字。可惜原圖已失，但12世紀時根據它編繪的《華夷圖》刻石至今仍保存於西安市碑林。賈耽的其他重要地理著述還有《皇華四達記》十卷、《貞元十道錄》四卷等。
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學著作是唐憲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撰成的《元和郡縣圖志》。該書四十卷，目錄兩卷，在所介紹四十七鎮的每鎮之前，都附以地圖。全書記錄瞭當時各地的物產、貢物、戶口、州縣沿革和山川險易等情況。原書僅存三十四卷，圖已佚，是現存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地方總志，對後世方志的編撰有很大的影響。
此外，杜佑所著《通典》的《州郡典》共十四卷，在方志發展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唐末人樊綽所著《蠻書》十卷，詳細記載瞭洱海一帶的民族、風俗、山川、道路，是輿志中較早的著作，為研究古代雲南地理及南詔史提供瞭豐富的資料。
醫藥學 孫思邈是唐初醫學和藥物學傢。他於高宗永徽三年(652)撰成《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故名其書為《千金要方》。該書廣收博采自古代至唐初的重要方劑，對診治之訣，針灸之法，導引養生之術均有周詳的論述。後來，孫思邈覺得《千金要方》仍有闕遺，又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輔之。這兩部書在中國藥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後人尊稱孫思邈為“藥王”。此外，顯慶四年(659)唐延頒行的《新修本草》，為世界上第一部官修的藥典。這是唐高宗時期醫藥工作者集體作出的重要貢獻。
灸法圖殘卷 甘肅敦煌莫高窟發現
唐寫本《新修本草》1900年敦煌莫高窟發現
印刷術 雕版印刷的出現是唐代重大技術成就之一。雕版印書始於何時，其說不一，至遲在中唐、晚唐時已經逐漸興起。1966年在南朝鮮發現瞭木刻《陀羅尼經》印本，刻於704～751年間。成都市望江樓附近的唐墓也出土瞭龍池坊卞傢印賣的《陀羅尼經》，是國內現存的最早印本。此外，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剛經》，卷首有版面，正文刻字精美，足見刻印技術已較成熟。唐僖宗時成都書肆有印制的各種書籍出售，而且不少地方都在印刷歷書。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為五代以後大量印書創造瞭條件。
卞傢印本《陀羅尼經》 四川成都出土
宗教和哲學
道教與佛教 道教和佛教在中國早已盛行，唐朝統治者深知宗教對鞏固封建統治能起一定的作用，經常利用道、佛二教麻痹人民的思想。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道教與佛教往往發生矛盾和鬥爭。唐代，有的統治者崇此抑彼，有的統治者崇彼抑此，對宗教沖突起瞭推波助瀾的作用；有時他們也調和道佛之爭，並且加以利用。
中國的道教奉李耳為教主，唐朝皇室亦為李姓，故從唐初起統治者就規定道教地位居於佛教之先。唐朝大多數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為突出，在他執政時道教勢力達到瞭最高峰，全國道觀總計一千六百八十七所。當時道教有清經法派和正一派，各有不少經戒符籙傳世。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及張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黃白術，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喪生，搞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騙術敗露而遭貶逐。有的道士講求符籙、辟谷、導引之術，往往以這些方術受到統治者的寵遇。
佛教的政治地位雖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傳影響及寺院的經濟實力而言，實際上都超過瞭道教。在武周時期佛教倍受寵遇，甚至一度凌駕於道教之上。隋唐時期佛教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條件是：①佛教的經、律、論在過去已有不少翻譯，大體完備，有瞭充分的資料。②在理論上佛教已從玄學附庸的地位走向獨立，漸漸形成瞭自己的體系。③政治需要促使佛教進一步發展，如適應門閥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等級特權的削弱，各派均論證成佛的可能性，並給以肯定的結論。智钑創天臺宗也是適應瞭統一全國的政治需要。④經過長期發展，佛教已漸趨中國化，得到改造，產生瞭各種各樣的宗派。隋唐佛教各宗的形成，是佛教高度發展和高度中國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南北朝時佛教已經有一些流派，隋唐時期形成瞭正式的宗派。當時最主要的有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和禪宗，其中尤以慧能和神秀所倡導的禪宗的中國化程度最高，流行最廣。
隨著佛教的大盛，寺院經濟惡性膨脹起來，僧侶地主廣占良田，大蓄奴婢，在社會上鬧錢荒的時候，佛寺中以銅鑄像，而且為各階層逃避課役的人提供瞭藏身之地。這就必然觸動唐王朝的財政利益。為瞭解決這些問題，崇信道教的唐武宗在道士趙歸真等人的鼓動下，於會昌(841～846)年間下令打擊佛教。在這次“廢佛”中共拆除大、中寺院四千六百餘所，小廟宇(招提、蘭若)四萬餘所；勒令僧尼二十六萬餘人還俗，沒收奴婢十五萬人，均充兩稅戶；沒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疑頃為畝之訛）。經過這次打擊，佛教與寺院經濟暫時有所削弱。
哲學思想 唐代主要的唯心主義思想傢有韓愈和李翱，主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傢有柳宗元和劉禹錫。
韓愈主要的哲學論著有《原道》、《原性》等名篇。他尊崇儒學，反對佛、道，尤其排佛最為激烈。韓愈認為僧侶不事生產，徒費社會財富，是產生貧窮和盜賊的根源，主張僧尼還俗，焚燒佛經，廢毀寺院為民居。他曾因諫唐憲宗迎佛骨而被貶逐嶺南。在理論上，他覺得宗教宣傳無君無父，違背儒傢傳統的綱常名教，因而大力提倡中國固有的政治思想仁義之道。韓愈認為儒傢的道統自堯、舜傳到孔、孟，後來就中斷瞭，聲稱要以繼承道統為己任，恢復儒傢的獨尊地位，以貶抑佛、道。不過他不是以唯物主義作批判的武器，而是以儒傢的唯心主義批判佛教的唯心主義。在宇宙觀方面，韓愈認為天可以對人間進行賞罰；在人性論方面，他以儒傢的倫理道德為標準，把性劃分為上、中、下三品，而且認為每個人的性是與生俱來的。這些都是唯心主義觀點。
李翱主要的哲學論著是《復性書》。他也是佛教的反對者，但同樣宣揚唯心主義思想。李翱繼承與發揮孟子的性善論，認為每一個人的本性都是符合封建道德標準的，隻是由於有喜怒哀樂等情欲，性才不能得到發揚，所以情是性之累。為瞭排除這種幹擾，就要按照儒傢格物致知、制禮作樂、治國平天下等理論進行修養，這樣做就可以“復性”。這種關於人性的學說，完全是唯心主義的。
韓愈和李翱都強調儒傢的倫理道德，也都是唯心主義思想傢，他們的理論在唐代後期興起，是宋明理學的先聲。韓愈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是程、朱學派思想的萌芽，李翱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是陸、王學派思想的前導。
針對各種唯心主義思想，唐代先後產生瞭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傢。唐初反對唯心主義的思想傢有傅奕和呂才。傅奕主要批駁佛教的觀點，並且上書唐高祖，建議廢佛。呂才主要反對中國傳統的宿命論，並揭露陰陽吉兇之說的虛妄。但兩人都缺乏理論的高度，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不夠有力。
柳宗元主要的哲學論著有《天說》、《天對》、《封建論》等名篇。他不同意董仲舒以來流行的“天人感應”學說，認為宇宙是由元氣構成的，天即自然，並不能對人間進行賞功罰過，人們的禍福遭遇純系“功者自功，禍者自禍”，與天命無關。這樣的論點顯然屬於唯物主義的宇宙觀。柳宗元指出，人類歷史不是依照“聖人”之意發展的，它本身有必然之“勢”，秦漢以後的郡縣制之所以優於三代的分封制，就是由於前者更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這些看法說明，他在社會歷史方面也初步提出瞭一些值得重視的進步觀點。
劉禹錫主要的哲學論著有《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認為宇宙間並沒有真正的“空”和“無”，而是充滿瞭物質。所謂“天”，不過是“有形之大者”，同樣也是物質。關於自然與人的關系，劉禹錫提出瞭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系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瞭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
但柳宗元和劉禹錫一方面宣揚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卻都信奉佛教，所以他們的唯物主義思想都不夠徹底。
史學和文學
史學 在門閥世族走向衰落聲中，隋文帝為瞭加強中央集權，開始禁止私人撰集國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後專設史館，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歷史，例由宰相監修。從此紀傳體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監修成為定制。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此外，由李延壽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於利用國傢擁有的大量藏書和檔案，且分工撰成，成書較快，各史中保存瞭不少經過整理的史料；但由於統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瞭史傢觀點的自由發揮，而且一書成於眾人之手，其中難免有牴牾重出現象。
唐代史學上最大的成就是劉知幾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劉知幾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該書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於中宗景龍四年(710)。魏晉以降，文史逐漸分傢，文學批評方面的論著相繼產生，史學本身也相應需要有獨立的理論著作問世，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劉知幾寫成瞭這部專著。作者對過去史書的編纂體例、史料選擇、人物評價、史事敘述及語言運用等方面都提出瞭自己總結性、獨創性的看法。他強調史學傢應當秉筆直書，無所阿容，並反對記敘怪誕不經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經》二篇，對古代典籍和傳統經書中有關歷史的記載提出瞭大膽的質疑。劉知幾認為史傢必備的三個條件是：才、學、識。他特別強調“識”的重要性，即史傢最可貴之處在於自已的獨到見解。《史通》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歷史學理論著作，對後世發生瞭深遠的影響。
杜佑長於吏治和理財，他總結歷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務於現實政治。在先前，劉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禮》六官所職分門編撰。杜佑得其書，認為條目未盡，乃以三十多年的時間廣其所缺，參益新禮，於德宗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書共分九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及“邊防”。杜佑特別重視財政經濟，故將“食貨”門列於全書之首。過去也有關於典章制度的記載，均是附載於正史之“書”、“志”，未有專書；《通典》則發展以往的“書”、“志”而創典志體，且系縱貫古今之通史，在中國史學史上創建瞭新的史書體例，為後代政書的撰述開瞭先河。
文學 唐代文學在中國歷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詩歌創作、古文運動、民間文學等方面均有輝煌的成就。
古典詩歌在唐代處極盛時期，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現在這個領域。《全唐詩》輯錄詩歌近五萬首，其作者達二千二百餘人，名詩人輩出，不少名篇千古傳誦。詩歌創作成為社會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科舉制隨之由策論取士改變為詩賦取士。進士科的獨重又反轉來促進詩歌創作進一步普及和發展。南朝以來文人對聲律的講究也為唐代律詩的大盛提供瞭前提。根據唐朝詩歌創作發展的具體情況，通常劃分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個階段。
初唐詩人承襲南北朝頹靡綺麗的遺風，作品缺乏真實的感情和充實的社會內容，但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自“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至沈佺期、宋之問，逐漸完成瞭聲律化過程，奠定瞭律詩的形式。初唐最傑出的詩人是陳子昂。他力斥齊、梁詩的“彩麗競繁”，主張恢復詩歌反映現實生活的優良傳統。陳子昂寫的詩剛健樸素，一掃南朝綺靡、頹廢的流風，為唐詩的發展開拓瞭道路。
盛唐詩歌體裁眾多，風格各異，出現瞭萬紫千紅的盛況。最著名的詩人有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和岑參等。王、孟寫作藝術較高，內容上有逃避現實的消極因素。岑參以寫邊塞詩見長，高適才氣遜於岑參，但能反映一些民間疾苦。真正代表盛唐詩壇的大詩人當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繼承屈原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汲取魏晉以來優秀詩人的技巧，學習民歌語言，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創造，使其詩具有氣勢磅礴，想象力豐富，長於誇張，語言明快生動的藝術特色。他的“濟蒼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負和蔑視王侯、不羈封建禮教的精神，不時在詩篇中閃耀光芒。但李白並不是一個政治傢，又深受道傢思想影響，所以求仙飲酒、浮生若夢、及時行樂等消極情緒在詩中也經常流露。《將進酒》、《蜀道難》、《宿五松山下荀媼傢》、《丁都護歌》及《秋浦》等名篇反映瞭詩人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杜甫是安史之亂前後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從《詩經》、《楚辭》直至初唐的優秀詩作中擷取精英，又革新創造，從而取得瞭多方面的成就。真摯的感情、雄渾的基調、精煉的語言，構成瞭杜詩的藝術特色。“語不驚人死不休”是杜甫的座右銘。就思想內容而言，詩人肯細心觀察社會政治，能體會勞動人民的遭遇和苦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他揭露階級對立的名句。他安史之亂後的詩篇反映社會生活更深刻瞭。“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安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傢別》）和《北征》、《悲陳陶》、《羌村》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由於杜詩的現實主義特色非常奪目，因而被目為“詩史”。
中唐詩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賀等人。白居易與元稹曾發起詩歌創作方面的新樂府運動，對唐詩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白居易繼承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為新樂府運動的綱領口號。白居易自稱“志在兼濟，行在獨善”。他以諷喻詩表現其“兼濟”思想，以閑適詩表現其“獨善”精神。諷喻詩共有一百七十餘首，其中《新樂府》占五十首。作者在這些詩中諷刺橫征暴斂，反對黷武戰爭，攻擊豪門權貴，揭發貪污強暴和奢侈浪費。白居易在藝術上的特色是語言通俗、敘事平易。他的代表作有《新豐折臂翁》、《賣炭翁》、《秦中吟·重賦》、《琵琶行》及《長恨歌》等詩，其中有的成為新樂府運動的傑出成果，當時已被目為“元和體”。
元稹年歲略小於白居易，兩人名噪詩壇，時稱“元、白”。他也主張詩歌創作要“刺美見事”。代表作有：《連昌宮詞》，是與《長恨歌》齊名的長篇敘事詩；《田傢詞》，表現瞭作者對農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悼亡詩《遣悲懷》七律三首亦為名篇。不過元詩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略遜於白詩。
李賀在短短二十餘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窮困潦倒，但在詩壇上卻是異軍突起的詩人。他在《拂舞歌辭》、《秦宮詩》、《猛虎行》、《呂將軍歌》、《雁門太守行》及《老夫采玉歌》等名詩中鞭撻割據一方的強藩巨鎮，諷刺與揭露統治集團的貪墨成風和荒淫誤國，具有較高的思想性。他的詩想象豐富，立意新奇，構思精巧，用詞瑰麗，富有浪漫主義色彩，但也存在較濃厚的唯美傾向和傷感情緒。
晚唐的著名詩人是李商隱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稱。
李商隱在政治上歷盡坎坷，雖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負，但“運與願違”，不得實現，因而詩中既有反對藩鎮、斥責宦官的內容，也常常流露傷感的情調。他寫瞭不少《無題》詩，表面上是描寫愛情之作，實際上具有政治內容。他的詩具有隱晦朦朧、文字清麗的特色。
杜牧境遇略優於李商隱，但也沉淪下僚。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關心國傢治亂，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環境中，他的希望化為泡影，生活上不免縱情酒色。在藝術上，他追求“高絕”，不滿“奇麗”，力圖在晚唐浮淺輕靡的流風外獨具一格。
唐末農民戰爭之際，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繼承現實義主傳統，也寫過一些具有政治內容的篇什。但隨著唐朝的走向衰落，失望和頹喪的感情壓倒一切，唐詩也呈現強弩之末的狀況。
初盛唐時開始產生瞭一種新的詩歌體，叫作詞。它的特點是適於合樂，每種曲調有一個固定的名稱，如《菩薩蠻》、《念奴嬌》等，而為瞭配合這些調子，句子隨之有長有短，所以詞亦稱長短句。詞在中唐時普遍流行起來，成為一種新的創作形式。開元時，城市中的歌者雜用裡巷間的俚曲調，詞中不免滲入一些市民意識。現存最早的詞是敦煌發現的曲子調，其中除少數出於文人之手外，大多是民間作品。中唐前後文人填詞者逐漸增多，著名的作傢有李白、張志和、劉長卿、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和溫庭筠等人。最傑出的是溫庭筠，藝術成就很高。
古文運動是中唐時期興起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改革浪潮。南北朝以來，流行寫駢體文，其主要缺點是單純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缺乏充實的內容。中唐時期，在思想領域，儒、道、釋雜行，韓愈因而大力提倡“道統”，企圖用傳統的儒學整頓混亂的思想。舊的文學形式不能適應時代提出的新任務，於是文學改革被提到日程上來，新樂府運動和古文運動應運而生。古文運動提倡恢復先秦、兩漢的古代散文，實則是復古其名，創新其實，力圖開創一個文學發展的新局面。古文運動的兩員主將是韓愈和柳宗元。
韓愈的主要貢獻是為古文運動奠定瞭理論基礎。“古文”這一概念即由韓愈提出，他自己說學古文是為瞭學古道，即學習和宣揚儒傢之道。為瞭一反幾百年來流行的駢文，韓愈認為作文章必須“唯陳言之務去”，要有創新精神，辭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他特別強調錘字煉句，應把文章寫得“文從字順”。韓愈根據自己的理論寫瞭不少的古文，名篇如《師說》、《毛穎傳》、《進學解》、《張中丞傳後敘》及《祭十二郎文》等，均為膾炙人口之作。
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聲稱自己寫文章是為瞭“輔時及物為道”，反對片面追求辭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傢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作的首要條件，其作品的社會功用是“褒貶”和“諷喻”，文章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柳宗元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在古文創作上留下瞭大量的名篇。他所寫的著名作品有《天說》、《封建論》、《非國語》、《捕蛇者說》、《段太尉逸事狀》、《宋清傳》、《梓人傳》、《黔之驢》及《永州八記》等。
唐代文學在傳奇小說和變文方面也取得瞭一定的成就。這兩種文學創作的興盛與城市的繁榮、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關系。
隋及唐初的傳奇小說仍未擺脫六朝志怪的餘風。中唐時期，古文運動為小說創作提供瞭靈活而表現力強的文體；詩歌的長期發展，在語言、意境方面給傳奇小說以豐富的營養；傳奇小說適於表現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為投卷（唐代報考進士科的人在考試前把自己的詩文作品呈交考官或與考官有關系的名流，以此爭取登第，稱作投卷）所需要，進士科的盛行也對傳奇創作起瞭推動作用。因此，貞元(785～805)、元和(806～820)間出現瞭大量作品，如陳鴻的《長恨歌傳》、元稹的《會真記》、李朝威的《柳毅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及蔣防的《霍小玉傳》等均比較著名。
隨著佛教的盛行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印度傳經的梵唄和唱導也傳到瞭中國。唐代，梵唄和唱導的方法發展為僧講和俗講。後者專以世俗民眾為對象，其話本叫作變文。唐末，變文已用來講唱佛經故事、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當代人物事跡，說唱者亦不限於僧侶，並且在講唱時輔以表演。近代在敦煌發現的變文主要有《維摩詰經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伍子胥變文》、《秋胡變文》、《王昭君變文》和《張義潮變文》等多種。變文的出現對後世的民間文學中的寶卷、彈詞、鼓詞、話本及長篇白話小說的產生，都有一定的影響。
藝術
繪畫和雕塑 唐代繪畫藝術在畫法上有獨特的創造，題材比以往廣泛，名畫傢輩出。人物畫在當時繪畫中占重要地位，初唐的閻立德、閻立本兄弟都是善畫人物的畫傢。現存閻立本所畫的《歷代帝王圖》和《步輦圖》，筆力剛健，線條有如屈鐵盤絲，能以簡練的筆法表達人物的神態。盛唐的吳道子被稱為“畫聖”，他吸收西域畫派的暈染法，並於焦墨痕中別施彩色，使畫面具有立體感。吳道子尤善畫迎風輕舉的衣服，號稱“吳帶當風”。盛唐、中唐之際的張萱和周昉善畫仕女，使人物畫又有新的發展。魏晉以後，山水樹石隻是人物畫中的配景，不受重視。隋唐以後，山水風景才成為繪畫的主題，從而出現瞭山水畫。初唐、盛唐之際的李思訓善畫金碧山水，其子昭道更是青出於藍。二李喜用重彩，務求富麗，筆法繁密。詩人王維亦擅長山水畫，筆法精練，務求淡雅，後世稱其詩畫“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代還有一些特具專長的畫傢，如曹霸、韓幹均長於畫馬；韓滉作畫，多取材於農民的現實生活，尤長於畫牛；戴嵩師法韓滉，亦以畫牛稱著；邊鸞則善畫花鳥。壁畫也是繪畫藝術的重要成就。甘肅敦煌莫高窟、新疆庫車克孜爾千佛洞及陜西乾縣的唐章懷太子墓、唐懿德太子墓等處發現的壁畫，都是唐代繪畫藝術中的珍品。(見彩圖)
閻立本《步輦圖》描繪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吐蕃贊普松贊幹佈求婚使者的場面
禮賓圖壁畫
陜西乾縣出土
打馬毬圖壁畫 陜西乾縣章懷太子墓出土
宋徽宗趙佶摹唐張萱《搗練圖》(部分)
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
傳吳道子《送子天王圖卷》（局部）
韓幹《照夜白》
奉先寺佛龕 河南洛陽龍門
雕塑有石雕和泥塑。洞窟、寺院和帝王陵寢有大量的石雕和泥塑，如昭陵的“六駿”、龍門的盧舍那佛都是傑出的藝術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俑也是民間藝人的泥塑作品。唐代雕塑傢輩出，最著名的是盛唐時的楊惠之，被稱為“塑聖”，他為藝人留盃亭所塑的像，維妙維肖。(見彩圖)
昭陵六駿石刻之一──青騅 昭陵六駿為唐太宗騎過的六匹戰馬浮雕現存陜西省博物館
昭陵六駿石刻之一──特勤驃現存陜西省博物館
敦煌莫高窟外景 甘肅敦煌
敦煌莫高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博物館，而唐代是敦煌藝術的極盛時期。現存窟龕四百餘個，其中唐窟二百一十三個，幾占半數。莫高窟最主要的藝術作品是塑像和壁畫。唐代塑像遺存者有六百七十軀，半數尚存原形。與過去的佛像相比，唐代作品有世俗化的特點，佛和菩薩塑像端莊、慈祥、溫和，而且這一特點有日益加強的趨勢。洞窟四壁佈滿瞭絢麗的壁畫，經變畫的畫面巨大，內容豐富，構圖緊密，著名的“維摩詰經變畫”具有突出的中國化傾向。大型塑像的出現和凈土宗經變畫對極樂世界的描繪，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唐朝的經濟繁榮和昌盛。經變畫的內容還涉及耕地、收獲、伐木、射獵等生產活動及角觝、百戲等場面，是社會生活的寫照。供養人像是當時各個民族各階級、各階層人物的寫真。隨著社會經濟的衰落，敦煌藝術在唐末有下降的傾向。(見彩圖)
莫高窟唐代彩塑一鋪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45窟
阿彌陀經變壁畫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220窟
此外，甘肅天水的麥積山石窟、甘肅安西西南的榆林窟，也都有一部分唐代洞窟，其中均有塑像和壁畫。麥積山石窟的泥塑秀麗、生動，榆林窟的藝術風格近似莫高窟，它們都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書法 從漢魏之際起，書法藝術開始脫離篆、隸的窠臼，演變出楷書、行書和草書。隋唐時期，隨著全國統一的重現，南方風流瀟灑的筆法終於壓倒北方拘謹保守的風格，風行全國。另一方面、在南北合流的基礎上，經過探索和努力，在唐代又形成瞭新風格。隋末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和褚遂良號稱初唐三大書法傢，其傳世作品有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和褚遂良的《伊闕佛龕碑》、《聖教序》等。盛唐的顏真卿融篆、隸、行、楷為一爐，在書法方面有所獨創，其特點是氣勢雄渾，形體敦厚、筆法遒勁。他的傳世作品有《顏氏傢廟碑》、《麻姑仙壇記》及《多寶塔碑》等。中唐、晚唐之際的柳公權與顏真卿齊名，他吸收瞭歐、顏兩傢之長，自成一體，代表作品有《神策軍碑》和《玄秘塔碑》等。唐代著名的草書傢有孫過庭、張旭和懷素等。孫過庭還著有《書譜》，對書法理論有所闡發。
柳公權《玄秘塔碑》（拓片）
顏真卿《顏勤禮碑》（拓片）
音樂和舞蹈 音樂、舞蹈的發達大大豐富瞭唐代社會的文化生活。西晉永嘉之亂以後，原有的漢族固有文化一度凋零，西域文化逐漸東傳中原，並與漢族文化相融合，為隋唐音樂、舞蹈的高度發展奠定瞭基礎。唐朝前期經濟繁榮的升平景象，又為殊方樂舞的百花爭妍提供瞭條件。
隋代曾將中外音樂分類整理，先後置七部樂和九部樂，唐太宗時進一步擴充成十部樂，即：燕樂、清商樂、西涼樂、扶南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及高昌樂。不同的名稱說明這些樂舞少數屬於漢族所固有，大部分來源於國內各族及亞洲各國。但由於長期的統一更有利於文化的融合，所以各部樂間的區別漸趨泯除。到唐玄宗時終於取消瞭十部的名稱，而改設立部伎與坐部伎。坐著在堂上演奏的稱坐部伎，立於堂下演奏的稱立部伎。坐部伎技藝最高，有不稱職者，淘汰後改入立部伎；立部伎中被淘汰者改習雅樂。唐代雅樂保存至今者尚有《唐開元風雅十二詩譜》，這種音樂旋律單調，節奏平直，演奏技藝不高，已不受重視。唐玄宗時以清樂為主，雜用“胡夷俚巷之曲”演奏法曲，這種新聲受到特別的重視。玄宗還選拔坐部伎中的優秀樂師三百人，親自指點他們在梨園練習演奏，故這些樂師被稱作“皇帝弟子”或“梨園弟子”。
歐陽詢《夢奠帖》
張旭《古詩四帖》
懷素《菩荀帖》
唐代的樂與舞原不可分，樂曲是為舞蹈伴奏的，舞分健舞與軟舞。健舞有“劍器舞”、“胡旋舞”及“胡騰舞”等，武術亦包括在健舞之中，所以，當時的“舞”實際上超過瞭舞蹈的范疇。軟舞有“烏夜啼”、“涼州樂”及“回波舞”等。“柘枝舞”本是健舞，以後逐漸演變得接近軟舞。為歌頌秦王李世民破劉武周之功所制作的“秦王破陣樂”，後改名“七德舞”，與“九功舞”、“上元舞”構成有名的“三大舞”。“婆羅門曲”在天寶時改稱“霓裳羽衣舞”，是中印樂舞融合的最高成就。由於不少的舞蹈帶有雜技的性質，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過去士大夫舞蹈的風氣到唐代走向衰落。
樂舞壁畫 陜西西安蘇思勗墓出土
立部樂伎線刻 陜西三原李壽墓出土
唐代樂舞分大曲與散樂。大曲是大規模的歌舞，包含著以後戲曲的部分因素，是中國戲劇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散樂是雜技，統稱為“百戲”，如渾脫、尋撞、跳丸、吐火、吞刀、筋鬥、踢毯等，伴奏的樂器不多，樂曲卻保存著淳樸的風格，在群眾中頗受歡迎，但被統治者目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藝。
中外關系及經濟、文化交流
唐朝在亞洲各國交往中的地位 唐朝前期全國統一，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庶、最文明的國傢之一，因而對其他各國發生瞭吸引力，亞、非很多國傢的使臣、留學生、商人和學問僧潮湧而來。唐朝生產的空前發展也促使國際貿易大為增加，中國人到外國聘問、經商的絡繹不絕。中國地處亞洲中心，不但與各國頻繁交往，而且成為亞、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和中轉的樞紐。
唐朝對外交通的發達為國際交往提供瞭有利的條件。陸路交通，經過西域，可達中亞及印度等國。海路交通以廣州為主要港口，可至東南亞各國及波斯灣等地；從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東南沿海登舟，可浮海東通朝鮮、日本諸國。中國的航海大船長二十丈，載重能力與抗風能力都超過大食海舶，每艘船能載六七百人，經常往來於廣州和波斯灣之間。經常來中國貿易的外國船隻名目繁多，如“南海舶”、“昆侖舶”、“師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及“波斯舶”等。
長安是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而成瞭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各國的使臣、留學生、僧侶、商人麕集於此，相互間發生瞭密切的接觸。
朝鮮和日本 朝鮮半島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並立時期，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已經相當發達。唐朝的十部樂中有高麗樂；唐高宗時很多高麗、新羅的音樂和歌舞傢住在長安。7世紀初，百濟人味摩之把從中國學得的西域樂舞傳入日本，稱吳伎樂。7世紀下半葉，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後，與唐朝的聘使往返更加頻繁瞭。留在長安的新羅子弟，有的在國學肄業，有的在唐朝做官。新羅僧人慧（亦作“惠”）超幼年時即已來到唐朝，後來航海赴天竺詣佛跡。開元末由天竺取陸路回到唐朝，建中元年(780)卒於長安。他所著的《往五天竺國傳》三卷，記載瞭遍遊天竺的經歷，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新羅留學生達兩百餘人之多，其中有王子多人。唐末，新羅人在中國科舉登第的很多，最著名的是崔致遠。他十三歲入唐，十九歲中進士，所著《桂苑筆耕集》流傳至今，是有關中朝交往的重要歷史見證。新羅參用唐朝的制度制定瞭自己的禮儀典制。7世紀末，留學生薛聰利用漢字創制“吏讀”，用以表示朝鮮語的助詞和助動詞，對朝鮮的文化發展起瞭促進作用。文學傢張鷟和詩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新羅流佈，深受朝鮮讀者的喜愛。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羅坊”，接待新羅人的旅店叫“新羅館”，有的地方設有“勾當新羅所”，說明新羅人在中國的確實為數很多。在兩國交往過程中，不少物產、藥材、手工業品和書籍也得到交流。
倭國在唐代改稱日本。貞觀十九年(645)，日本發生“大化改新”，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唐朝的經濟高漲與日本的社會飛躍結合起來，促成瞭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高潮。終唐之世，日本派遣唐使達十餘次，每次除使臣、水手之外，還有留學生、學問僧、醫師、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及細工生等，少則二百餘人，多則五六百人。9世紀末以後，遣唐使雖然停止，但又出現瞭中國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經濟交往保持繁榮。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突出貢獻的著名日本人士有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和空海等。吉備真備於開元五年(717) 來唐朝留學，十七年後回國，攜去大量中國書籍和文物。後來他在日本任右大臣，致力於日本的改革和推廣唐朝的文化。阿倍仲麻呂亦於開元五年隨遣唐使來唐朝留學，漢名晁衡（朝衡）。他在太學肄業，成績優異，不久，任左春坊司經局校書，還擔任過左補闕、衛尉少卿及秘書監。晁衡先後結識瞭中國的詩人儲光羲、李白、王維、趙驊、包佶等，相互酬唱不絕。天寶十二載(753)，晁衡登船回國，中途遇險，李白曾作《哭晁卿衡》以抒悲痛之情。晁衡脫險後，再次入唐，先後任左散騎常侍及鎮南都護，於唐代宗大歷五年(770)卒於長安。空海和尚三十一歲時啟程來華留學，於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抵長安，三年後返日。他帶去不少中國的佛經、法帖和詩文集，將佛教密宗從唐朝傳入瞭日本。空海的《文鏡秘府論》是關於中國詩文修辭和文學批評的重要著作，他編撰的《篆隸萬象名義》是日本的第一部漢字字典。由於吉備真備和空海傳播瞭中國文化，日本產生瞭以漢字偏旁為字母的平假名（草體）和片假名（楷體）。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日僧圓仁，他於唐文宗開成三年(838)隨遣唐使藤原常嗣來中國。雖然登天臺山的目的沒有達到，但卻到過五臺山巡禮，以後就轉赴長安。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圓仁攜帶大批經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乘船歸國。他留唐將近十年，到處尋師求法，足跡遍及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陜西、河南諸省。圓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詳盡地敘述遊歷中國的經過，並記載瞭當時唐朝社會、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實況，是珍貴的歷史文獻。
唐中期中外交通圖
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的中國人是鑒真和尚。鑒真俗姓淳於，是揚州的名僧，律宗大師。天寶元年日僧榮睿、普照到揚州大明寺邀請鑒真赴日傳授戒律，鑒真欣然接受，但此後十餘年中，五次東渡都宣告失敗。他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進行第六次東渡，終於在天寶十二載以六十六歲的高齡成功地抵達日本。鑒真在日本生活達十年之久，於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去世。他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所作的主要貢獻有：攜去律宗、天臺宗的經典，弘法傳教；與門徒建律宗的總本寺唐招提寺，該寺是建築藝術的傑出成就；其門徒在唐招提寺的金堂中用夾紵法制成鑒真像，促進瞭日本雕塑藝術的發展；在書法、刺繡、藥物等方面也有所交流。
日本的“大化改新”吸收瞭不少唐朝的制度，如參照均田制實行班田收授法；也實行租庸調制；仿照唐制實行戶籍、計帳制；參考《唐令》制定瞭《大寶令》和《養老令》等。奈良、平安均模仿長安的坊、市、街道設計建築。奈良正倉院至今還保存著很多唐朝的工藝品。
東南亞、南亞 《新唐書·地理志》中保存瞭賈耽《皇華四達記》的部分材料，其中記載的海路航線，從廣州出發，經環王國(今越南中南部)可至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南部）和訶陵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從訶陵國西航經師子國（今斯裡蘭卡）等地可至天竺（古印度別稱）和提（音玉）國（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以西）。陸路從嶺南出發可至泥婆羅（今尼泊爾）、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臘及驃國。此外，通過陸路上的絲綢之路亦可經西域南達南亞次大陸。中國同上述各地區、各國在不同程度上都發生過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聯系。
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玄奘和義凈是兩個重要人物。
玄奘少年時，立志赴天竺求佛法。貞觀初年，他從長安出發，取道今新疆、中亞等地，最後抵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貞觀十六年（642，一作十四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舉行瞭一次大型的佛教經學辯論會，玄奘以論主的身分發表議論，獲得瞭很高的榮譽。貞觀十九年他返抵長安，攜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以後他組織譯經機構，二十年間共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還把中國的《老子道德經》譯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根據沿途見聞寫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載瞭很多國傢的狀況，是研究7世紀中葉蘇聯中亞地區、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和斯裡蘭卡等國歷史和地理的珍貴資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書是研究印度中世紀史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對研究中國西域亦極有價值。
義凈於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從廣州出發浮海赴天竺學佛學，後又至室利佛逝、末羅瑜（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占碑附近）搜羅並抄寫佛經，最後於武周證聖元年(695)回到洛陽，共攜回經、律、論約四百部。義凈還撰成《南海寄歸內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其中記錄瞭很多國傢的社會、文化、宗教狀況和中國僧侶在外國的經歷。
中亞、西亞、東非、北非 隋唐時期中亞有九個以昭武為姓的國傢，他們是：康國（今蘇聯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安國（今蘇聯烏茲別克佈哈拉）、曹國（今蘇聯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北）、石國（今蘇聯烏茲別克塔什幹一帶）、米國（今蘇聯烏茲別克撒馬爾罕東南）、何國（今蘇聯烏茲別克撒馬爾罕西北）、火尋國（今阿姆河下遊一帶）、戊地國（今蘇聯烏茲別克佈哈拉西）和史國（今蘇聯烏茲別克沙赫裡夏勃茲）。唐朝與上述諸國均不斷互通使節，有頻繁的商業交往，康、安、米、史、石等國的音樂舞蹈亦傳來中國（見昭武九姓）。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唐朝與大食國開始建立聯系。此後一個半世紀中，大食通使達三十六次。8世紀下半葉大食的海上貿易以印度和中國為重點，其中尤以中國居於首位。天寶十載(751)，唐大將高仙芝在怛邏斯（今蘇聯哈薩克江佈爾城附近）之役為大食所敗，在這次戰役中有中國的造紙工匠被俘，造紙術因而傳去撒馬爾罕，在那裡建立瞭中亞最早的造紙廠。伊斯蘭教在唐初由大食傳入中國。從廣州出發的海上航線繞過印巴次大陸後，可至波斯灣沿岸。大食商人活動范圍西起摩洛哥，東到中國，所以他們與中國的通航促成瞭中國與東非、北非的經濟交流。阿曼就是東非象牙運往中國的轉運站。
中國與波斯（今伊朗）通過“絲綢之路”也有密切的交往。波斯人在唐朝長安等地開設店鋪，並出賣其名酒“三勒漿”。在中國的唐墓中不斷發現阿拉伯的金幣和薩珊朝波斯的銀幣，說明商業往來經常進行(見彩圖)。
波斯銀幣、東羅馬金幣、阿拉伯金幣 陜西西安、咸陽出土
唐末詞人
李珣就是波斯商人的後裔，他編的《海藥本草》介紹瞭不少波斯藥材。波斯的波羅毬戲是一種馬球運動，也在唐代開始傳入中國，陜西省乾縣唐章懷太子墓中就有打馬毬的壁畫（見彩圖）。
打馬毬圖壁畫 陜西乾縣章懷太子墓出土
北朝時從波斯傳入的
祆教在唐朝進一步廣為傳佈，
景教和
摩尼教則是在唐代開始由波斯傳入中國的。今西安市碑林藏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敦煌洞窟還發現瞭《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它們都是中伊文化交往的歷史見證。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高潮時期，取得瞭輝煌的成果。
唐末農民起義和唐朝的滅亡
階級矛盾的激化 唐朝後期正值土地制度發生劇變的階段，土地兼並空前嚴重，大土地所有制惡性發展，貧富不均成為階級矛盾趨向極度尖銳化的總根源。
強藩巨鎮遍佈各地，藩鎮戰爭連年不絕，不但在戰火中生靈塗炭，廬舍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於大量養兵而增加瞭人民的負擔。節度使對本轄區的人民則施以“繁刑暴賦”，肆意壓榨。
土地和財富的集中使地主階級趨向奢靡腐化，從皇帝到各級官吏的荒淫縱侈更屬驚人。唐懿宗不但親迎佛骨，大造浮圖、寶帳和幡蓋，而且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鋪張。宰相路巖的親吏邊咸，其傢財據說可供全國兩年的軍費開支。
唐王朝為增加財政收入，壟斷食鹽貿易，嚴禁私人販運，違者治罪，對武裝反抗的私鹽販處以死刑。但由於鹽價過高，私運有利，實際上武裝販鹽的商人大有人在，他們具有同官軍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唐朝後期鹽價逐漸提高達幾十倍，廣大群眾困於高估，有的隻好“淡食”。
農民在土地兼並、賦稅繁重的情況下無以為生，紛紛背井離鄉，轉化成逃戶。統治者把逃戶的課役分攤給鄰伍負擔，這種辦法叫做“攤逃”。進行“攤逃”的結果大大加重瞭未逃戶的負擔，迫使他們也先後成為逃戶。這種情況雖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經存在，但到中葉以後日益嚴重。逃戶的增加為農民的武裝鬥爭準備瞭群眾基礎，所以，唐朝末年出現瞭“所在群盜，半是逃戶”的狀況。
唐文宗時應賢良方正科的劉，在對策中指出瞭“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的嚴重局面。唐僖宗時翰林學士劉允章在《直諫書》中進一步羅列瞭農民的“八苦”，描繪瞭他們“凍無衣，饑無食”的悲慘遭遇，說明廣大勞動人民再也無法照舊生活下去瞭。
裘甫起義和龐勛起義 東南一帶素來階級矛盾就比較尖銳，早在安史之亂行將結束之際，就爆發過浙東袁晁起義和宣歙方清、陳莊起義。唐朝後期，中央的財政主要依靠搜刮東南各道，當地農民遭受的苦難特別深重。於是，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終於爆發瞭裘甫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
裘甫發動起義後連續攻克象山、剡縣(今浙江嵊縣)等地，農民紛紛參加起義，義軍很快就擴充到三萬人。裘甫遂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建元“羅平”，鑄印曰“天平”。義軍向各地積極進軍，先後克唐興（今浙江天臺）、焚上虞、入餘姚，然後東下慈溪，南克奉化，攻占寧海，並重新分兵圍攻象山。
唐朝的浙東觀察使鄭祗德連吃敗仗，朝廷知道他本性“懦怯”，乃改派王式前往鎮壓起義。消息傳來，義軍內部就如何應敵的問題發生瞭爭議，裘甫猶豫不決，未能制定任何作戰方略，因而錯過瞭時機。王式率唐軍趕到後，義軍立即陷於被動，連遭創敗。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夏，裘甫被圍困於剡縣城內，與唐軍展開瞭最後的決戰。義軍主動出擊，三日內凡八十三戰，婦女亦組成女軍登城參戰。裘甫知寡不敵眾，不宜久守孤城，遂乘夜出城突圍，不幸中伏犧牲，起義失敗。
唐朝與南詔雖有經濟、文化交流，但有時亦難免發生戰爭。為瞭加強南方邊備，統治者曾調徐州士卒三千人戍守嶺南，分其中八百人駐守桂州(今廣西桂林)。至咸通九年，戍卒因不滿超期戍邊，遂擁立糧料判官龐勛為都將，擅自卷旗北歸。他們回到徐州城下，因懼怕自投羅網，欲脅迫朝廷任命龐勛為節度使。唐朝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於是先發制人，主動派兵出戰，正式開啟戰端。
龐勛避開敵人主力，南向攻克宿州；不久又攻占彭城（徐州治所），俘虜瞭崔彥曾。在作戰過程中，農民紛紛加入這支軍隊，使之很快就壯大到萬人以上，兵變於是發展成為起義。此後義軍攻泗州(今江蘇泗洪東南)、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克滁州、和州，向北攻沂州（今山東臨沂）、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海州鎮），取得瞭一系列勝利。這時，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滋長著驕傲情緒，而且始終念念不忘向朝廷邀求節鉞，對統治者存有幻想，往往坐失良機。這些因素使義軍逐漸由主動變為被動，連吃敗仗。在形勢日趨不利的時候，又發生瞭宿州守將張玄稔叛變降敵的事件。不久，唐大將康承訓占領瞭徐州，並分兵西追龐勛。咸通十年九月，龐勛在撤往蘄州途中被唐軍追上，戰敗犧牲，起義被撲滅。
黃巢、王仙芝領導的農民戰爭 咸通十四年(873)懿宗去世，太子李儼即位，是為僖宗，改名儇。僖宗終日打獵遊嬉，朝政日非。黃河中遊天災嚴重，廣大農民賣妻鬻子，無以為生。農民反抗遍於各地，大起義爆發的條件終於成熟。
王仙芝和黃巢是唐末農民戰爭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兩人原來都販私鹽，一貫與官軍為敵，具有武裝鬥爭的經驗。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濮州（今山東鄄城北）人王仙芝與尚讓、尚君長等首先在長垣發動起義，發佈檄文指責唐政權“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義軍先後攻克濮州、曹州。冤句（今山東曹縣西北）人黃巢亦於同年以數千人起義，響應王仙芝。兩支義軍匯合在一起壯大瞭聲勢，困於重斂的農民爭先恐後歸附者凡數萬人。
三年，義軍攻克汝州（今河南臨汝），俘刺史王鐐，東都大震。以後進軍鄭州，因感敵人軍力強大，乃改用避實就虛的戰略，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南方進軍，主要在長江中遊以北及淮河上遊以南戰鬥，攻克不少州縣。由於在圍攻蘄州的戰役中，王仙芝曾發生動搖，有降唐意，黃巢遂與他分兵作戰。大致此後仙芝仍轉戰於南方，黃巢則北上打回沂州等地。四年，王仙芝第二次發生動搖，雖降敵之舉末成功，但士氣大為削弱。五年，王仙芝在黃梅戰死，尚讓率餘眾北上與黃巢會合，眾推黃巢為“沖天大將軍”，建元“王霸”。從此，黃巢就成為起義軍的最高領導人。同年，義軍進攻受阻，遂再次揮軍南下，渡過長江後向東挺進，由浙趨閩，最後於乾符六年攻占瞭廣州。在嶺南經過兩個月的休整，黃巢於冬季開始率大軍北伐，目標是攻取兩京，推翻唐政權。黃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指斥唐廷“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並宣告“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所指皆當時極弊。義軍北伐後，在荊門（今屬湖北）為劉巨容所挫，乃轉而東進，在信州（今江西上饒）之役擊殺唐將領張璘，取得瞭重大的勝利。不久，黃巢自采石(今安徽馬鞍山西南長江東岸)渡長江北上，接著，攻克瞭洛陽。義軍沿途不剽財貨，紀律嚴明，入洛陽城後“閭裡晏然”。不久，黃巢又乘勝西進，破潼關天險，攻占長安。唐僖宗狼狽逃往成都。黃巢入城的時侯，尚讓對群眾宣佈：“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
廣明元年十二月十三（881年1月16日），黃巢在含元殿即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農民政權在長安正式建立後，立即鎮壓隱藏在城內的公卿、貴族和百官；沒收富豪之傢財產，號為“淘物”。唐官四品以下的酌情留用，三品以上者全部罷免。
當時，關中尚有殘留的數萬禁兵，鳳翔節度使鄭畋把這些殘軍組織起來，並傳檄諸道，號召藩鎮出兵鎮壓起義。於是雙方在關中展開瞭反復的拉鋸戰，戰爭呈相持狀態。後來，發生瞭對大齊不利的幾件事：①長安城中糧食嚴重不足；②大齊的同州（今陜西大荔）守將朱溫叛變，投降瞭敵將王重榮；③唐朝乞援於沙陀族李克用，李親率一萬七千人自雁門（今山西代縣）南下支援唐軍。隨著力量對比朝不利於大齊的方向發展，義軍在中和三年(883)春大敗於梁田陂(今陜西華縣西南)。黃巢知久留關中已不可能，遂於四月放棄長安東撤。
義軍撤出關中時猶有眾十五萬，途經蔡州（今河南汝南）時，迫使唐朝守將秦宗權戰敗投降。夏秋之交，黃巢圍攻陳州（今河南淮陽）。這次戰役持續達三百日之久，最後唐朝調朱溫、李克用增援，義軍連遭挫敗，黃巢終於在中和四年夏退軍北撤。圍陳之役耗盡瞭義軍的力量，黃巢犯瞭屯兵於堅城之下的錯誤。李克用與忠武軍監軍田從異在王滿渡（今河南中牟北）發動進攻，義軍損失萬餘人，尚讓降敵。黃巢渡汴河北去，最後與親故數十人退至狼虎谷(今山東萊蕪西南)，壯烈犧牲。歷時九年餘的農民戰爭至此結束。
唐末農民戰爭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犯瞭一系列錯誤，導致悲劇性的結局。但這次大起義有力地打擊瞭唐政權，並且首次提出瞭“平均”財富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打擊瞭地主經濟，在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唐朝走向滅亡 唐王朝在黃巢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分崩離析，名存實亡。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又新興起一批節度使，於是新舊割據勢力相互間展開瞭劇烈的兼並戰爭，其中黃河流域勢力最大的是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汴宋節度使朱全忠（朱溫降唐後被賜名全忠）和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三人。僖宗還京後，唐王朝能夠控制的不過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諸道數十州，其餘各地的藩帥皆自擅兵賦，相互兼並。
唐朝帝系表
文德元年(888)唐僖宗去世，宦官楊復恭擁立李曄即位，是為昭宗。在他統治時期，藩鎮更加猖獗，無論是北司的宦官還是南衙的宰相，都必須依靠藩帥的支持才能維護自己的地位。朝官如崔昭緯、崔胤和柳璨等人，實際上都是節度使在中央政權的代表。其中尤其是崔胤，因交結朱全忠而擅權，氣凌人主。宦官如駱全瓘、劉景宣、韓全誨、張彥弘等，均先後黨附於李茂貞。南衙、北司的鬥爭，崔胤與韓全誨的鬥爭，實質上是朱全忠與李茂貞的鬥爭在中央的反映。這種情況說明皇帝進一步失去瞭昔日的政治地位。
宦官和宰相盡管重藩帥而輕皇帝，但這兩個集團畢竟還是寄生在皇權上的政治勢力，皇權的淪落最終會動搖他們的生存基礎。李茂貞與朱全忠各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後來雙方發生戰爭，唐昭宗被宦官和李茂貞劫持至鳳翔。朱全忠在軍事上占優勢，遂兵圍鳳翔。李茂貞不能支，終於讓步講和。天復三年(903)朱全忠擁昭宗還京，利用自己的軍事實力，盡誅內侍省宦官數百人，出使在外的宦官亦下令就地誅殺，持續一百多年的宦官勢力至此被徹底翦除瞭。次年，朱全忠奉表逼唐昭宗遷都洛陽，強令朝廷百官隨駕東行，動身後派人盡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後來，朱全忠使人殺昭宗，另立李柷為太子。李柷不久即位，是為哀帝。天祐二年(905)朱全忠大肆貶逐朝官，接著又把崔樞等被貶的朝官三十餘人全部殺死於白馬驛，投屍於河，這次事件史稱“白馬驛之禍”。政治上的阻力已全部掃除，朱全忠遂於天祐四年逼唐哀帝禪位於己，改國號梁（史稱後梁），是為梁太祖（不久，改名晃），改元開平，都於開封。唐朝滅亡。
唐朝的歷史地位
唐朝在中國歷史上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種歷史地位可以從幾方面給予肯定。
首先，中國歷史自春秋、戰國之交進入封建社會以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沿著迂回曲折的道路前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高潮產生於西漢，第三次高潮產生於明清，第二次高潮就產生於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車水馬龍，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為以後南方經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瞭基礎。在政治上先後有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國傢統一，社會安定，呈現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邁瞭西漢的“文景之治”。唐玄宗統治時期鼎盛局面達到瞭高峰，甚至在文壇上也出現瞭“盛唐氣象”。
唐時期形勢圖（二）
元和十五年（820年）
就當時的世界范圍來看，唐帝國也是最重要、最強盛的國傢之一。歐洲的封建強國主要有法蘭克王國和拜占廷帝國，但就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而言，它們都遠遠落後於唐朝。西歐的封建城市尚未出現。東羅馬帝國除查士丁尼時期的短暫強盛外，社會發展進程很快就為阿拉伯國傢的入侵所打斷。西方繼起的強國是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阿拉伯國傢，但其遲至8世紀時才逐漸形成封建制。東方重要的國傢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王重新統一次大陸前後始確立瞭封建制。他死後，次大陸隨即分崩離析，割據局面一直延續到12世紀末。日本的“大化改新”雖然盡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卻隻具有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性質。在世界范圍內，唐朝不但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屬於最先進的行列。
其次，唐朝正處在中國封建社會發生明顯變化的關鍵階段，是由前期向後期發展的轉折時期。從這一意義上說，唐朝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當時社會變化的中心是：在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基礎上，土地制度發生瞭重大變化，即均田制斷斷續續推行兩百餘年以後，終於失去生命力，走向崩潰，地主土地所有制從8世紀中葉開始得到空前的發展。經濟基礎中的這一變革引起瞭上層建築領域中的一系列變化，農民起義也隨著提出瞭新的綱領性口號。唐朝後期出現的很多萌芽狀態的新事物，對此後千餘年的歷史發展產生瞭深遠的影響。這些新事物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迅猛膨脹造成瞭空前嚴重的貧富不均，針對這種社會現實，農民起義提出瞭平均財富的要求。王仙芝“天補平均大將軍”的頭銜不僅是一個稱號，而且是一個戰鬥口號。它也是宋代農民起義“均貧富”口號、明代李自成起義“均田”口號及清代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土地綱領的先聲。從租庸調制到兩稅法的變化，不僅是唐代賦稅制度上的改革，而且是從漢代以來課役重丁口、輕田產轉變到此後輕丁口、重田產的分水嶺。宋代的“二稅”、明代的“一條鞭法”及清代的“攤丁入地”，都是楊炎兩稅制的繼續和發展。中唐時期韓愈和李翱的哲學思想為宋、明理學開瞭先河。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為宋代“古文運動”的第二次高潮奠定瞭基礎，寫古文之風一直持續到“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夕。由此可見，從唐中葉開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間醞釀瞭中國封建社會的緩慢變化，而一系列新事物都產生於唐代後期。在這個歷史轉折階段，既有舊時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時代即將來臨的曙光。
再次，唐朝在中國多民族國傢的發展壯大中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秦漢是多民族國傢形成的第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但魏晉以後陷於民族大混戰，這個過程暫時緩慢下來。隋朝歷時較短，還沒有來得及在這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就被農民起義推翻瞭。唐朝歷時較久，前期統一，國力強盛，疆域遼闊，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邊各族增強瞭向心力，於是國內各民族間的接觸和交往空前發展，民族關系進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多民族國傢壯大、發展的第二個歷史階段。
唐帝國卓越的國際地位和優異的經濟、文化成就使亞洲各國以至部分歐、非國傢對之產生瞭欽羨之情，爭相與唐朝交往，遂使中國成為亞洲諸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和中心，在中西交往中也起著顯著的作用。在當時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國，這三個中心，又以中國的地位最為突出。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第二個高潮時期。
唐朝在發展經濟、文化、密切民族關系和加強國際交往中，都取得瞭光彩奪目的成就，使中國歷史上出現瞭第二次鼎盛局面；唐朝後期的歷史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巨大變革開瞭端倪。唐代確實是一個不平凡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