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至隋代的一種選官制度。王朝根據不同需要設立各種科目，指定有關官員擔任舉主，依規定貢上相應人才，經朝廷檢驗後給予錄用或升遷。定期的察舉科目稱為常科或歲舉，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詔要求貢舉的為特科或詔舉，如賢良、文學、明經、有道等科。察舉的對象，既有平民，也有現任的吏員。
戰國時隨“世卿世祿”制度的衰落，以推薦方法選錄官吏已形成較為普遍的風氣。西漢初漢高祖劉邦曾下詔徵召賢能。漢文帝二年（前178）下詔，察舉賢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被舉者百餘人參加對策，並根據等第授予官職。特科察舉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
漢武帝時，董仲舒認為當時官吏多出於“任子”或“貲選”，未必稱職，建議由列侯、郡守歲貢吏民之賢者二人於朝。武帝采納瞭他的建議，於元光元年（前134）下詔郡國每年察舉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這種察舉就通稱為舉孝廉，並成為漢代察舉制中最為重要的歲舉科目。
漢代的特科，後來又發展出文學、方正、至孝、有道、敦樸、治劇、勇猛知兵法、明陰陽災異等等。特科中，賢良、方正、有道、敦樸、明陰陽災異等科的應舉者要參加對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題發表對政事的見解；明經科則要參加射策，即經術考試，然後方得除授。漢代的歲舉，除孝廉外還有廉吏等科。秀才最初為特舉，在西漢後期成瞭歲舉，舉主為刺史，遂形成州舉秀才、郡舉考廉的體制。東漢因避光武帝劉秀名諱，秀才改稱茂才。
孝廉舉至中央後，按制度並不立即授以實職，而是入郎署為郎官，承擔宮廷宿衛，目的是使之“觀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務。然後經選拔，才能被任命為地方的縣令、長、相，或中央的有關官職。東漢初年王朝規定，除少數德行優異者外，孝廉舉前都應有擔任郡縣屬吏的經歷，以保證其真正具有行政經驗。和帝時，改按郡人口比例確定察舉員額，每二十萬人歲舉孝廉一人，以此遞增；不足二十萬者二歲一人，不足十萬者三歲一人。順帝陽嘉元年(132)，根據尚書令左雄的建議，規定應孝廉舉者必須年滿四十歲；同時又制定瞭“諸生試傢法、文吏課箋奏”這一重要制度，即中央對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試經術，文吏出身的則考試箋奏。由此，歲舉一途遂出現瞭正規的考試之法，孝廉科因而也由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開始向中央考試制度過渡。
從西漢到東漢初，察舉的實施比較嚴格。被舉者如被發現不合標準，舉主要承擔責任，被貶秩、免官。察舉保證瞭王朝對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別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政府官員的重要來源。但隨東漢後期的政治腐敗，權貴豪門請托舞弊，曾經造成嚴重的察舉不實。時有諺諷刺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魏晉南北朝時期，察舉仍是基本的入仕途徑之一。曹魏文帝黃初年間改察舉員額為各郡每十萬人歲舉孝廉一人，又廢除瞭限年四十之制。西晉初年王朝定制，秀才科也須進行對策，五策皆通方能拜為郎中。至此，察舉形成瞭秀才對策而孝廉試經，以策論、經術二途每歲孝士的格局。東晉規定孝廉每郡歲舉一人，丹陽、吳、會稽、吳興歲舉二人；秀才揚州歲舉二人，諸州一人，或三歲一人。劉宋明帝泰始中，定制秀才對策五問皆通者為上第，四、三為中第，二為下第，僅一問合格為不及第。
北方十六國中許多政權，都采用瞭察舉取士之法。北魏太武帝神四年(431)郡國察秀孝數百人。此後，北魏以至北齊、北周政權，都以察舉為基本選官途徑。北朝察舉考試，秀才也是對策五問，孝廉則試經十條，及格在八條以上為及第。察舉員額為上州、上郡歲舉秀孝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南北朝時期，秀才、孝廉在任用上不再先拜郎署之郎官等待遷調，而是直接任命為博士、秘書郎、著作郎、員外散騎侍郎、奉朝請、縣令等，或為公府、軍府、王國和州府的僚屬。
曹魏以降，門閥士族勢力日益發展，與之相適應，在選官上產生瞭九品中正制。作為漢代入仕榮途的察舉制，其地位開始下降，由之入仕者，多為普通士人，高門權貴子弟一般是憑藉門第獲得上品，並由一些被視為“清官”官位直接起傢為官。東晉時，察舉已相當衰落。南北朝時，察舉又趨復興。但此時之察舉，特別是秀才一途，大多為門閥士族占據。北朝後期，隨門閥制度的衰落，察舉中的普通士人再度增多。
孝廉、秀才之歲舉在漢代主要是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舉至中央不經考試就直接任官。自從東漢順帝陽嘉中孝廉考試經術箋奏，以及晉初秀才行對策之法後，歲舉就有瞭推薦與考試兩個環節。在南北朝，推薦一環越來越不重要，考試日益成為決定被舉者得官與否的中心環節。人們對秀才的註目，主要是對策時文辭的優美，孝廉則在於經學的深湛。舉主的責任，也逐漸由推薦吏民之賢者為官，變成搜羅文人以應試瞭。
唐代初年，王朝規定參加科目考試者可以“投牒自進”，就是說可以自由報名，而員額上實際沒有限制，是差額考試。這樣，察舉制也就由一種地方長官的推薦制度，經漫長演變，變成瞭一種中央設科招考、士人自由投考的科舉制度。
參考書目
勞幹：《漢代察舉制度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方北辰：《西漢的“四行”與“四科”考》，《文史》第23輯。
羅新本：《兩晉南朝的秀才、孝廉察舉》，《歷史研究》，1987年第2期。
閻步克：《從任官及鄉品看魏晉秀孝察舉之地位》，《北京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