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後期用以代替租庸調製的賦稅制度。開始實行於德宗建中元年(780)。兩稅法的實行，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發展、均田制破壞的必然結果。唐初實行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瞭每戶農民有一塊土地。憑藉這些土地，可以承擔國傢的租稅和徭役，並維持一傢生計。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製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國以後，土地兼併便在逐步發展。到武周時期，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已經很多，玄宗時宇文融的括戶，括出逃戶八十餘萬和相應的籍外田畝數，就反映瞭當時均田制度破壞的嚴嚴重程度。農民逃亡，政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是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制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與此同時，按墾田面積征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征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到天寶年間，戶稅錢達二百餘萬貫，地稅粟（谷）達一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和租、調大約相等。安史之亂以後，國傢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制度非常混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江南地區出現袁晁、方清、陳莊等人的武裝起義，苦於賦斂的人民紛紛參加。這就使得賦稅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在建中以前，已有多次試探性的或局部地區的改革。代宗廣德二年(764)詔令：天下戶口，由所在刺史、縣令據當時實在人戶，依貧富評定等級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稅），不準按舊籍帳的虛額（原來戶籍上的人丁、田畝、租庸調數字）去攤及鄰保。這實際上就是用戶稅的征收原則去代替租、庸、調的征稅原則。不過似乎沒有貫徹下去。永泰元年(765)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別有科率。”但是在同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請夏麥每十畝官稅一畝，企圖實行古代的十一稅制。實際上是加重地稅。到大歷四年(769)、五年又先後有幾次關於田畝征稅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規定是京兆府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分夏秋兩次並且按畝積和田地質量征稅，都是試行的新原則。與此同時，在廣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開始征青苗地頭錢，按墾田地積，每畝征稅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積科稅，不過是征錢而不是征租。
大歷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八月以楊炎為宰相，決心把稅制改革進行下去。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正式以赦詔公佈。
兩稅法的主要原則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即是不再區分土戶（本貫戶）、客戶（外來戶），隻要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上籍征稅。這是為瞭解決一些官僚、富人在本鄉破除籍貫，逃避租庸調，而到其他州縣去購置田產，以寄莊戶、寄住戶或客戶的名義享受輕稅優待的問題。同時不再按照丁、中（見丁中）的原則征租、庸、調，而是按貧富等級征財產稅及土地稅。這是中國土地制度史和賦稅制度史上的一大變化，反映出過去由封建國傢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占有（或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幹預或少幹預的原則。從此以後，再沒有一個由國傢規定的土地兼並限額（畔限）。同時征稅對象不再以人丁為主，而以財產、土地為主，而且愈來愈以土地為主。具體辦法：
①將建中以前正稅、雜稅及雜徭合並為一個總額，即所謂“兩稅元額”。分兩種：一種是斛鬥（即谷物），按土地面積攤征；一種是稅錢，按戶等高下攤征。元額雖規定以大歷十四年的數字為準，實際上是以大歷中各種稅額加起來最多的一年為準（但兩稅元額中不包括青苗地頭錢，青苗錢以後仍然單獨征收）。各州、縣都有自己的“元額”，也是以大歷中最高的一年為準。
②將這個元額攤派到每戶，分別按墾田面積和戶等高下攤分。以後無論有什麼變化，各州、縣的元額都不準減少。
③每年分夏、秋兩次征收，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因此被稱為兩稅（一說是因為它包括戶稅、地稅兩個內容）。
④無固定居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征稅。
⑤租、庸、雜徭悉省，但丁額不廢（保留丁額額可能還是為瞭臨時差派力役）。
兩稅法把中唐極端紊亂的稅制統一起來，短期內曾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人民的負擔，並且把征稅原則由按人丁轉為按貧富，擴大瞭征稅面，也對無地少產的農民有好處。但是實行中的弊病也確實不少。首先是長期不調整戶等。建中元年定兩稅時定戶已不嚴格，貞元四年(788) 又詔令定戶等，並且規定三年一定，以為常式，但是許多地方的材料反映，自建中以後就長期沒有再定戶等，這樣就不能貫徹貧富分等負擔的原則。其次是兩稅中戶稅部分的稅額是以錢計算，由於政府征錢，市面上錢幣的流通量不足，不久就產生錢重物輕的現象，農民要賤賣絹帛、谷物或其他產品以交納稅錢，無形中增加瞭負擔，到後來比之定稅時竟多出三四倍。再次是兩稅制下土地合法買賣，土地兼並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貧民賣地而不移稅，產去稅存，到後來無法交納，隻有逃亡。於是土地集中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農民淪為佃戶、莊客者更多。由於這些弊病，它遭到當時很有影響的人物如陸贄等的強烈反對，但是他們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代替它，隻是主張恢復租庸調，而租庸調已根本無法再實行，地主私有經濟的發展趨勢不可能逆轉，這種稅制也就成為後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稅制瞭。
參考書目
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第12章，中華書局，北京，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