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義大利電影、文學領域出現的流派。新現實主義是抵抗運動的產物,反映瞭這一運動的理想和要求。它是一群經過反法西斯鬥爭洗禮的進步作傢、藝術傢的組合,以爭取社會進步、民主、平等為思想旗幟,以忠實地反映歷史的真實和面臨的現實為藝術綱領。

  新現實主義最早出現於電影創作。優秀影片《羅馬,不設防的城市》(羅塞利尼,1944~1945)、《偷自行車的人》(德·西卡,1948)、《員警與小偷》(莫尼切利,1951)和著名名電影劇作傢紮瓦蒂尼的理論,曾對新現實主義文學產生積極的影響。後來,不少新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獲得成就,相繼被搬上銀幕,又促進瞭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發展。

  新現實主義文學從誕生到衰退,前後持續瞭十餘年。它經歷瞭不同的發展階段。

  反映抵抗運動和南方問題,象一根紅線貫串在早期新現實主義文學中。作傢們以經歷墨索裡尼統治的“黑暗的二十年”或參加反法西斯鬥爭的親身體驗,熱情地描寫意大利人民反對法西斯和德國納粹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鬥爭(維加諾:《安妮絲之死》,1949),對法西斯殘害善良人民的令人發指的罪行,予以無情的揭發和鞭笞(普裡莫·萊維:《如果這是人》,1947);以巨大的現實主義力量,暴露意大利南方驚人的貧困、落後(卡爾洛·萊維:《基督停留在埃博利》,1945);反映南方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和他們政治上的覺悟(約維內:《神聖的土地》,1950;貝爾托:《滿天紅》,1947;《強盜》,1951)。

  新現實主義作傢成功地塑造瞭現代意大利文學史上新的主人公──反法西斯戰士、遊擊隊員、奪取土地的暴動者,描繪他們的生活與勞動、苦難與戰鬥,揭示這些新人的優秀精神品質。作品的形式大體上有特寫、回憶錄、以真人真事為基礎或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真摯、樸實,閃耀著民主精神,生活氣息濃鬱。這是對墨索裡尼專制下美化現實、歌功頌德的法西斯文學的否定,又同回避現實或單純追求形式、著重寫內心世界的作品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們使意大利文學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來,並使之具有新的特征,所以稱作新現實主義。

  但另一方面,早期新現實主義作品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缺陷。作傢們不能正確、深刻理解自己描繪的事實,缺乏對事實本身的藝術概括和揭示。他們尖銳地提出瞭問題,但挖掘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更不清楚解決問題的辦法,因而常常流露出小資產階級意識和哀傷情調。

  50年代,抵抗運動的風暴已經過去,人民所渴望的、流血奮鬥以爭取的自由、民主、進步的社會成為畫餅,在他們面前展現的是一幅被貧窮、饑餓、失業、社會不平等、土地問題所困擾的殘酷的現實圖景。大部分新現實主義作傢把筆鋒轉向描繪普通人平凡、辛酸的生活,暴露社會的陰暗面。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雷亞 (1921~  ) 的短篇小說集《耶穌,給我光明》(1950)和《庫梅奧的遭遇》(1955),奧爾泰澤(1914~  )的《海水洗不凈那不勒斯》(1953),卡索拉(1917~  )的《伐木集》(1953),斯科泰拉羅(1923~1953)的特寫集《南方的農民》(1953),卡爾洛·萊維的《語言就是石頭》(1955),蒙泰拉(1922~  )的長篇小說《地產管理局失火》(1956),帕倫博(1921~  )的長篇小說《稅務吏》(1957)等。

  這些作品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人道主義思想和寫真實的創作原則。新現實主義者滿懷誠摯的愛憐,描寫善良而軟弱的小人物,如失業者、流浪漢、貧苦農民、公務員,他們為瞭獲得一塊面包、一片土地而同命運搏鬥,但都以失敗告終,美好的追求都成泡影。作傢們為小人物的遭遇發出憤怒的呼喊和抗議。這些洋溢著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展示瞭資本主義社會裡廣大勞苦群眾同嚴峻現實的深刻沖突和對立,揭露瞭整個社會民不聊生、危機四伏的陰暗情景。

  在藝術上,新現實主義作傢視真實性為藝術的生命,要求按照本來面貌、不加任何粉飾地描摹周圍的現實,精確地再現普通人平凡的、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使作品具有“紀事性”和“文獻性”的特點。他們常常采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手法,直抒人物的內心感受,把作者、讀者同人物的思想、情感互相溝通、交融,使作品成為“抒情性文獻”。新現實主義者還重視細節的真實描寫,在作品中大量采用方言,俚語和人民的口頭語言,以突出作品的真實性和鄉土氣息。

  新現實主義繼承瞭19世紀末20世紀初意大利真實主義文學的傳統,開創瞭戰後意大利文學的新生面。不止一代作傢受到它的影響。當代許多著名作傢,如莫拉維亞、普拉托利尼、維多裡尼、卡爾維諾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同新現實主義相聯系。但是,這一流派的作傢沒有能夠站在時代的思想高度來觀察和描繪現實。他們寄予滿腔同情的小人物,大多是飲恨吞聲、消極的受難者,而不是積極的行動者和歷史舞臺的主人公。對平凡的生活和細節的真實記敘,雖然表明他們所描寫的社會悲劇的普遍性,但往往流於自然主義,拖沓、煩瑣或者陷於對人物內心的孤寂、痛苦的心理狀態的刻畫,忽略事物的本質,把重大的歷史事件摒斥於視野之外。作品的格調往往低沉、悲觀。因此,新現實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是軟弱的、有限度的。

  從50年代中期開始,意大利壟斷資本主義獲得較高速度的發展,出現瞭所謂的“經濟奇跡”。在新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形勢下,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新現實主義隊伍明顯分化,創作日益衰落。許多作傢因抵抗運動的理想破滅而動搖、苦悶,把失望、痛苦的情緒註入瞭作品。卡索拉的《戰後的婚禮》(1957),敘述3個遊擊隊員戰後無法在社會中安身立命的遭遇,是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雷亞等人的作品裡,迷惘、惆悵的情調更加濃重。帕佐裡尼的《生命之子》(1955)、《暴烈的生命》(1959)描寫流氓無產者的飄泊生涯,在揭露社會的醜惡、污穢的同時,渲染人物本能的、下意識的行為。新現實主義失去瞭它原有的生活氣息和民主精神,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從而在在50年代後期趨於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