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北朝魏、齊、周三代的文。北朝文學興起得比南朝為晚，也遠不如南朝發達。其中“文”的情況與詩、賦還有所差異。從西晉滅亡以後，北中國廣大地區陷入各族混戰的局面，幾乎無人從事詩賦的創作。至於“文”則因為包括一部分應用文字，早在十六國時代，就出現過一些富有辭采的章表檄文之類。但是在北魏初年，由於鮮卑拓跋氏接受漢族文化的影響較少，統治者對漢族文化又懷有偏見，所以當時的公文大抵是質木無文的散體。從北魏初年到孝文帝元宏即位(471)以前，北方幾乎沒有產生過什麼重要的文學學作品，甚至較有辭藻的公文也很少見。
元宏即位時，拓跋氏入主中原已近90年。鮮卑貴族為瞭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得不任用某些漢族士大夫，而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就逐步受到漢族文化的熏陶。因此在元宏初年已經出現瞭祖瑩等文人。元宏於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後，更是大力推行漢化。從此，漢族士大夫逐漸致力於詩文的寫作。但由於北方經過長期戰亂，文學傳統中斷，他們不得不向南方文人學習。在北魏中後期比較有名的文人如袁翻、常景等，作文大多是駢體，但辭藻遠不如南方文人華麗，對仗也不如他們工整，隻能說是處於模仿的階段。直到北魏覆亡前夕，才出現瞭溫子昇。他的文章曾受到梁武帝蕭衍的稱賞，比之於曹植、陸機。從他現存的駢文看來，與齊梁駢文也無太大差別。和他齊名的是邢劭，其文風主要學梁代的沈約；稍後的魏收則學任昉。邢、魏二人曾互相譏笑彼此仿效任沈，可見即使到瞭東魏與北齊時代，北方著名的文人還沒有完全擺脫南方的影響。今人錢鐘書說，“蓋南北朝文同風合流，北士自覺與南人相形見絀，不恥降心取下，循轍追蹤”，他們有時不象南朝文人那樣繁縟，也不過是“北學南而未至，五十步之於百步，其走也同”(《管錐編》)。
稍後於邢劭、魏收的陽休之已活到瞭隋代，史稱其“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北齊書·陽休之傳》)。和他同時的祖鴻勛等人情況亦與之相似。祖的《與陽休之書》，淡雅秀逸，頗有晉代文章的氣息。在北朝文中較有特色。
和東魏、北齊相對峙的西魏與北周，原有的文化不如北齊繁榮。西魏初年文人如申徽等所寫的駢文，辭采遠遜於溫、邢、魏等人。但執政者宇文泰已經嫌這種文風過於華靡，曾命蘇綽仿《尚書》作《大誥》，以改變文風，但實際上在文人中並無多大影響。西魏末年攻破江陵，梁代著名作傢庾信、王褒等都來到長安。一時北周文人紛紛仿效，連宇文泰的兒子宇文逌等都寫作駢文。現存北周人的文章包括庾信、王褒的作品在內，超過北齊有一倍多。
庾信是整個南北朝時代最有成就的駢文傢。他運用辭藻、典故和對偶的技巧十分純熟，文章的風格蒼涼悲憤，筆力雄健，而不流於纖弱。這種文風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他在南方時已經熟練地掌握瞭駢文的技巧，而到北方後又因屢逢喪亂，身受離鄉背井之苦，筆端常含感情。
明代萬歷三年顏嗣慎刻本《顏氏傢訓》
《隋書·文學傳》稱北朝文“重乎氣質”，“便於時用”，以為北朝的詩賦雖不及南朝，而文尚有獨到之處。其實就公文而言，多半是駢體，還不足與南朝相頡頏。至於酈道元的《水經註》、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和顏之推的《顏氏傢訓》則均系散體。《水經註》是為《水經》作註釋，其中寫景的部分頗多佳篇。《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的佛寺建築及有關軼事掌故，書中寫北魏中後期一些上層人物的生活面貌，頗為生動。這兩部書頗重辭藻，有時還雜有駢句。《顏氏傢訓》重在說理，書中也寫到瞭梁朝和北齊的人情世態及某些軼事，其中《文章篇》還講到瞭作者和當時人的一些文學見解。此外象魏收《魏書》，在記事方面亦有其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