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黨內整風的基礎上召開瞭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毛澤東以黨的最高領導人身份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分別作瞭《引言》和《結論》的發言，經整理後題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正式發表於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講話》圍繞著文藝為群眾及如何為群眾的問題闡述瞭中國共產黨對文藝事業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圖1 毛澤東與參加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的代表們合影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綱挈領地提出一個核心問題：“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並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他明確提出瞭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而在解決“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時突出瞭作傢、藝術傢的“思想改造”這一關鍵。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種種不適於革命環境的表現進行瞭尖銳的批評，“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就首先落實到作傢、藝術傢通過與工農兵結合而轉變思想情感上。在他看來，所謂“大眾化”，首先就“化”在“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農兵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毛澤東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傢藝術傢，有出息的文學傢藝術傢，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毛澤東主要是從政治傢的角度要求文藝傢思想的統一，立場的轉變，途徑就是與工農兵結合。這種“結合”既解決瞭思想統一的問題，又解決瞭創作源泉的問題。因此，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可以說是《講話》整個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
圖2 《講話》發表後延安出現秧歌運動的高潮
《講話》將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作為闡釋的重點。這是因為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必然對文藝性質和功能作出全新的界定和規范。毛澤東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在毛澤東的文藝主張中，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已被極大地簡化、直接化；現實政治是文學的目的，而文學則是政治力量為實現其目標必須選擇的手段之一。在此前提下，再要求“政治性與真實性的統一”，指出“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對文學的藝術性的要求僅僅是為瞭更好地為政治服務。這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傢在特定的戰爭歷史環境下，作出的對文藝思考的結論，也是《講話》的特色所在。
《講話》的理論創建還體現在文藝與生活、內容與形式、文學批評標準、對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等問題的闡述上。毛澤東認為文藝源於生活卻“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的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認為文藝“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要批判地繼承和革新等等，都發展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各根據地傳達《講話》精神，部署文藝整風工作，文藝工作者普遍受到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教育。《講話》以無可懷疑的權威性，成為中共中央在解放區制定文藝政策、指導文藝運動的根本方針。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確認瞭《講話》提出的文藝方針應成為新中國的文藝方向。
推薦書目
錢理群.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2版.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許志英, 鄒恬. 中國現代文學主潮.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