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國末期思想傢。約生於周赧王三十五年，死於秦王政十四年。他是荀子的學生，提倡“刑名法術之學”，是先秦法傢思想的集大成者；對儒、道兩傢的基本觀點都持批判態度。
韓非繼承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吸取老子天道自然無為的自然觀，提出瞭心理與“道理”關系的基本觀點。認為作為物質發展規律的“道理”是客觀存在的，它制約著人的心理或作為的能動性：“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無不遭受失敗。但“道理”並不機械地決定人的心理活動，更不能強制人的作為；人完全可以認識並掌握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充分發揮人的心理或作為的能動作用:“天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韓非子·解老》）。在認識方面，他把人的認識能力看作是天然的一種屬性，它的產生有賴於天生的感覺器官和思維器官：“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慮。”他批判瞭“無緣而忘意度”的“前識”，主張通過感知去認識客觀事物，強調“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但他認為認識不能局限於感知，還必須依靠思慮：“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在情欲方面，他主張“知足”，反對“欲甚”。認為欲利過甚，會影響思慮、智慧和舉動：“人有欲則計會亂”，“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忘舉動，忘舉動則禍害至。”他提出勇敢、慈愛與認識三者是分不開的：“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慈故能勇”（同上）。還從認識、情感、行為三者的關系出發，對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論點，作瞭頗有心理學思想價值的解釋。在人性論方面，荀子的性惡論對他有很大影響；他們師生間有相同的見解，但更有不同的觀點(見表)。很顯然，韓非的這種“因人情”而施賞罰、“因人情”而治天下的觀點，具有一定的社會心理學思想的意義。此外，他提出的檢驗認識是否合乎實際的“參驗”方法，可用之於對人的心理的瞭解和鑒定。
韓非的人性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的比較
現存《韓非子》55篇，絕大部分為韓非所著。他的心理學思想散存於這些篇章中，雖較豐富，但不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