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論。方法論在不同層次上有哲學方法論、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之分。關於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實現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理論是哲學方法論；研究各門具體學科，帶有一定普遍意義，適用於許多有關領域的方法理論是一般科學方法論；研究某一具體學科，涉及某一具體領域的方法理論是具體科學方法論。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互相補充的對立統一關係；而哲學方法論在一定意義上說帶有決定性作用，它是各門科學方法論的概概括和總結，是最一般的方法論，對一般科學方法論、具體科學方法論有著指導意義。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一科學的哲學方法論，它不僅是認識客觀世界的武器，也是改造現實的武器。
哲學方法論和世界觀的一致性 一定的世界觀原則在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則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世界觀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一般說來，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哲學方法論。唯物主義世界觀要求人們在認識和實踐中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則從某種精神的東西出發。客觀唯心主義世界觀要求人們在行動中遵從某種客觀的精神原則或宗教教義、神靈的啟示等等。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則認為人們可以按著自我的感覺經驗、願望、主觀意志等等行事。辯證法的世界觀要求從事物的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中把握事物，分析事物自身的矛盾和解決這些矛盾。形而上學世界觀則促使人們孤立地、靜止地、呆板地考察事物。哲學方法論以一定的世界觀為根據，世界觀以自身對人們的認識方法和實踐方法的指導意義而取得存在的價值。哲學方法論離不開世界觀，自然科學方法論也必須以自然觀和科學觀為前提。各門具體科學的研究方法歸根結柢也受一定世界觀的制約。這種制約以不同層次的方法論為中介。各層次的方法論不直接同一，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差別。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一致性不是簡單的同一，懂得世界觀並不等於掌握方法論。方法論是運用世界觀的理論，但運用世界觀、掌握方法論均需要作專門研究。
古代哲學方法論 中國哲學史上對求知的方法有過許多論述，從不同角度表述瞭有關認識方法的各種見解，形成瞭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方法的理論，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有突出貢獻。孔子對求知的方法有所闡發。他強調學思並重，明確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是註重知的後天來源。他主張“博學”、“多聞”、“多見”。但反對滿足於獲得眾多雜亂無章的知識，要求用“一以貫之”的原則把所有的知識貫穿起來。“一以貫之”是通過思的功夫達到的，也是思的方法論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孔子還提出瞭“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叩其兩端而竭”等方法。他還強調“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反對臆測、武斷、固執、主觀的思想方法。在孔子以後，墨子註重實際驗證或實際應用的經驗方法。老子、莊子不重經驗而主張直覺的方法，要求冥思以直接領會宇宙的根本。孟子講盡心，主張反省內求，也是一種直覺的方法。荀子將觀物與體道結合起來，要求在對事物的觀察中認識規律即“道”、並根據道進行類推，以求得宇宙萬物的普遍知識。荀子還主張“虛壹而靜”、“解蔽”，這是他提出的端正思想以求得真知的方法。在中國古代的名辯思潮中，惠施、公孫龍等人的論辯反映瞭一般與個別、相對與絕對的矛盾，他們都從不同的側面割裂瞭個別和一般、相對和絕對的關系。後期墨傢和荀子則註意把它們結合起來，這一討論對推動中國古代思想方法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宋到明清，哲學傢們也比較重視方法論的討論，程朱學派主張“道問學”，註重“格物致知”的綜合方法，認為知為人所固有，但必須格物以致之，“即物而窮其理也”。陸王學派則主張“尊德性”，即重內心，認為一切真知都來源於內心，隻要在內心上下功夫就行瞭。清代的王夫之、顏元、戴震都比較重視認識的方法。其中王夫之把前人所講的格物致知分解為二:格物是從事物、經驗中求得道理，即歸納法；致知是思辨推理的方法，即演繹法。而且，他認為兩者是相互補充，不可割裂的，“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中國哲學傳統還特別註重為人們校正行為、提高道德而提供準則和方法。在中國哲學中，倫理學和道德修養、道德實踐的方法論有著特別豐富的內容，認識的方法論包含在倫理實踐的方法論之中。
古希臘羅馬哲學中，亞裡士多德的《工具論》和《形而上學》是有關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亞裡士多德發現的邏輯思維形式和規律，他所創立的邏輯體系，到文藝復興以前的許多世紀內，都是西方思維方法的規范。
近代哲學方法論 在古代中國哲學和古希臘羅馬哲學中，還沒有專門的自覺的方法論學科分支。方法論的發展與近代大工業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是不可分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工商業的發展促使瞭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和發展，產生瞭探索正確認識自然的科學方法論的迫切需要。這時，哲學作為方法論的意義才被突出出來。近代方法論的奠基人是英國哲學傢F.培根。他推崇科學，反對遏制科學的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培根在《新工具論》中，總結瞭科學實驗的經驗，提出瞭新的認識方法即經驗歸納法。培根用他的方法體系武裝瞭科學，推動瞭科學的發展。
法國哲學傢R.笛卡爾提出瞭理性演繹方法論。他同培根一樣，反對經院哲學，主張發展科學。笛卡爾不滿意經院哲學從聖經教義出發的演繹法，認為從中得不出任何可靠的知識。他重視理性，在《論方法》一書中提出4條方法：①普遍懷疑，把一切可疑的知識都剔出去，剩下決不能懷疑的東西；②把復雜的東西化為最簡單的東西，例如把精神實體簡化為思維，把物質實體簡化為廣延；③用綜合法從簡單的東西得出復雜的東西，他說過：“給我廣延和運動，就能造出一個世界來”；④累計越全面、復查越周到越好，以便確信什麼都沒有遺漏。他曾用這種理性演繹法從分析上帝的完滿性的概念推論上帝的存在性。他主張清楚明白性，並稱之為“自然的光明”，即理性。笛卡爾特別強調數學，主張一切知識都應該象幾何學那樣，從幾條“不證自明的”“天賦的”公理中推演出來，認為隻有這種知識才是最可靠的知識。
英國的J.洛克和D.休謨進一步發展瞭經驗主義方法論。洛克提出瞭感覺論的認識論。休謨提出瞭批判理性知識的懷疑論。歐洲大陸的B.斯賓諾莎和G.W.萊佈尼茨進一步發展瞭唯理論的方法論。特別是斯賓諾莎用理性演繹法，效法幾何學的方式即公理方法，建立瞭自已的哲學體系。這時方法論已經作為認識過程的哲學根據。由於19世紀以前，整個自然科學還處於搜集材料的階段，隻有數學和力學得到較充分的發展，故機械論和形而上學思維方法占著統治的地位。
I.康德第一個打破瞭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缺口。他從物質微粒之間的吸引和排斥的矛盾統一運動來說明太陽系的形成和發展，促使瞭機械唯物主義方法的破產。與此同時，他建立瞭龐大的先驗唯心主義體系，力圖把整個哲學變成方法論。康德批判地考察理性思維的方法以及它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形成瞭先驗唯心主義的批判的方法論。康德批判萊佈尼茨的唯理論，說他盲目地相信理性的可靠性，全盤否認感覺經驗的必要性；也批判瞭休謨的經驗論，說他排斥理性在認識中的作用，否定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定瞭科學知識。康德把萊佈尼茨的唯理論和休謨的經驗論結合起來，認為沒有感性直觀材料，理性思維是空洞的；沒有邏輯范疇、概念，感性直觀就是盲目的。但是，在康德看來，邏輯概念范疇不是來自感性經驗，而是人類認識能力自身固有的，從而實際上否認瞭邏輯的客觀性。
G.W.F.黑格爾摧毀瞭康德的批判的方法論。他指明邏輯的客觀性，但把整個世界的歷史發展看作是絕對理念的辯證的邏輯的發展。黑格爾在《邏輯學》中，強調瞭理念辯證法作為普遍的認識方法和一般精神活動方法的作用，因而他的邏輯學也就是其辯證唯心主義的方法論。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是馬克思以前有關方法論研究的最高成果。
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 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改造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所創立的唯一科學的方法論。它是在概括總結各門具體科學積極成果的基礎上，根據自然、社會、思維的最一般的規律引出的最具普遍意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是對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它要求人們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自覺地運用客觀世界發展的辯證規律，嚴格地按客觀規律辦事。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處於普遍聯系和永恒運動之中，事物普遍聯系的最本質的形式和運動發展的最深刻的原因是矛盾著的對立方面的統一。因此，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是錯誤的，而矛盾分析法是最重要的認識方法。唯物辯證法認為，實踐是主觀和客觀對立統一的基礎，脫離實踐必然會導致主客觀的背離，產生主觀主義，所以必須堅持實踐以保持主觀和客觀的一致性。在認識過程中，要用實踐檢驗人們的認識，要善於正確地運用多種多樣的科學實驗和典型試驗的方法。唯物辯證法認為，整個客觀物質世界以及其中的每一個事物、現象都是多樣性的統一。各自都有自身的結構，包含有不同的層次、要素，組成一個個系統；各個事物、現象、系統都有自身的個性；同時，它們之間又有著某種共性，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多樣性與統一性、共性與個性都是對立的統一。由此產生瞭認識中的歸納法和演繹法、分析法和綜合法、由感性具體到思維抽象和由思維抽象到思維具體的方法等等。這些不同的方法也都是對立的統一，因而不能片面地抬高其中一種方法而貶低另一種方法，而要把它們各自放在適當的地位。既要反對片面強調歸納法的經驗論，又要反對片面強調演繹法的唯理論、獨斷論和教條主義，而應當把歸納和演繹辯證地結合起來。世界中每個事物、現象都有其自身產生、發展、滅亡的歷史規律，在認識中還必須貫徹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列寧曾對認識事物的基本邏輯方法作瞭概括:①力求全面性，必須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聯系和中介；②從事物的發展、運動、變化中觀察事物；③必須把人的全部實踐包括到事物的完滿的“定義”中去；④必須註意真理的具體性。隨著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也將不斷地豐富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它不僅是理論認識的工具，而且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偉大革命實踐的工具。它是理論認識方法和革命實踐方法統一的、完整的、科學的方法論，它在社會實踐中和精神生活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為指導，提出瞭具體革命實踐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論。他說：“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2、855頁）。
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和方法論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物理學革命以後，各門科學都有瞭突飛猛進的發展。方法論在科學知識中的比重日益提高，方法論對科學發展的作用也日益顯著。這是和科學發展的時代特點密不可分的。具體表現在：①科學對自然和社會的研究越來越廣泛、深入，使科學研究中直觀性的程度減少，抽象化的程度提高，產生瞭邏輯思維方法高度發展的必要性。②科學的進一步分化和綜合產生瞭一些新興學科和邊緣學科，促使科學研究的整體性和綜合性增強，產生瞭系統理論等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新學科。③現代科學發現瞭一系列原有科學理論體系不能解釋和說明的新的事實，出現瞭一些佯謬，破壞瞭科學體系原有的原則和思維前後一貫的邏輯嚴密性，產生瞭現代科學范疇體系的許多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也促使邏輯方法向前發展。④科學研究課題的復雜性、綜合性在日益加強，隨之而來的科學研究手段日益復雜、精密，科學研究日益成為集體的、綜合的事業。由此產生瞭科學研究課題的各個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必要，從而也產生瞭協調科學研究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的方法論。
科學發展的特點給哲學方法論提出瞭一系列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觀察和實驗的關系、科學事實和因果性解釋的關系、歸納和演繹的關系、類推和概括的關系、假說和理論的關系、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關系、想象和科學發現的關系、系統和結構的關系、結構和功能的關系、系統和要素的關系、控制和信息的關系、規律和預測的關系，以及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等等；科學的發展對方法論的形式也提出瞭一系列問題，例如科學語言的分析、科學理論的形式結構的分析、科學理論的形成發展和它們的邏輯有效性的條件等等。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十分重視對方法論形式方面的研究，而且做出瞭一些有益的貢獻。但是，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否認關於世界觀科學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一切關於哲學世界觀的問題統統斥之為“形而上學”的虛妄問題。邏輯經驗主義者片面誇大方法論的形式方面，往往局限於對科學理論進行靜態的邏輯分析，忽視和貶低經驗的客觀內容，抹殺科學知識發展中的革命變革問題。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大多數科學哲學傢都把自己的綱領建立在“任何自然科學的知識內容都具有確定的邏輯結構，可以用一個形式命題系統來表示”這樣一個設想的基礎之上，這種形式化的方法和公理化的方法，在科學的發展中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如果忽略有關事物的客觀本質和真實內容，把對事物的研究僅僅歸結為關系的方法和追溯到某種設定的公理的方法則是錯誤的。
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科學哲學出現瞭一個新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沖破瞭對科學理論的靜態的邏輯分析，而把對方法論的研究同科學發展的歷史聯系瞭起來。如英國的K.R.波普爾、美國的T.S.庫恩及以後的拉卡托斯和P.K.費耶爾阿本德等都試圖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明科學理論的革命和發展。波普爾把科學的發展看成是一系列的證偽過程。他強調演繹，否定歸納，推崇證偽，貶低證實。他甚至說：“我們並不能認識，我們隻能猜測。”庫恩提出科學發展是通過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的交替發展來實現的。科學革命則是“范式”(paradigm)的取代。他認為，“新理論如果沒有關於自然界的信念的破壞性的變化是很難興起的”。他所說的“破壞性的變化”是一種非理性活動的產物。他否認科學革命變革中的繼承性。拉卡托斯在吸收波普爾和庫恩思想的長處，克服波普爾樸素證偽主義的基礎上，提出隻有在科學研究綱領的一定秩序的提出和實現的基礎上才能發展科學。費耶爾阿本德則認為，一切方法論都有自己的限度。他通過對科學歷史實例的分析，力圖說明在某種理論統治下的科學是停滯不前的，並提出瞭推翻一個既定理論的方法，這就是“什麼都行”，即科學傢可以自由地嘗試他所喜歡的任何一種程序。他們都批判邏輯經驗主義把科學發展看作單純知識積累過程的觀點。但是，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片面誇大知識的相對性，而否認知識中的絕對的客觀內容，從而走向懷疑論。
哲學方法論是適用於一切具體科學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僅發展瞭各門具體科學自身的特殊的方法論，而且孕育產生瞭一些隻是反映世界某個側面但帶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方法論，如數學方法。從歷史上看，數學幾乎同哲學一樣古老，數學一開始就具有科學方法論的意義。雖然，數學最初僅僅在如天象、歷法、土地測量、機械等少數幾門科學中起著方法論的作用，但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質和量兩個方面，量又規定著質，質量互變規律是普遍的辯證規律。因此，數學及其方法應該普遍適用於任何一門科學。馬克思認為，一門科學隻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真正完善的地步。現代科學的發展日益表明瞭這一點。數學方法已日益成為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等一切科學部門不可缺少的方法。但是，數學方法僅僅涉及事物的量的側面，因此僅靠數學的方法不能揭示事物的一切方面，達到對事物的全面的、完整的認識。同時數學方法的正確運用和數學方法本身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正確的哲學方法論的指導，因而數學方法不能取代哲學方法論。
在現代科學的發展中，除瞭數學方法得到普遍運用外，還出現瞭系統論、控制論(見控制論哲學問題)、信息論等橫斷科學。它們對諸多科學部門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其中，系統科學的方法論不僅涉及到一般與個別、部分與整體、簡單與復雜、原因與結果等傳統的哲學范疇，而且還提出象系統、要素、層次、結構、功能等具有哲學意義的新范疇。但是，這些方法論所涉及的都隻是世界的某一個側面，它們象數學方法一樣都是專門的科學方法論，不能代替唯物辯證法的唯一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的地位。但這些專門科學方法論對唯物辯證法的豐富和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