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中國清代唯物主義哲學傢。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現屬屯溪市）人。
生平和著作 戴震生於清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1724.1.19)。乾隆二十十七年(1762)舉於鄉。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全書館任纂修官，校訂歷算、地理等書。乾隆四十年奉命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賜同進士出身，選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1777.7.1)病逝於北京。
戴震擅長考據、訓詁、音韻，為清代考據學大師。對經學、語言學、哲學等均有重要貢獻。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學、天文、地理、聲韻、訓詁、哲學等多方面內容。戴震死後不久，曲阜孔繼涵將其著作統編為《戴氏遺書》，收入《微波榭叢書》，1792年段玉裁編定《戴東原集》刊行於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先後有古籍出版社《原善、孟子字義疏證》（1956），中華書局《孟子字義疏證》（1982，包括《原善》、《緒言》、《孟子和淑條》、《答彭進士允初書》、《中庸補註》等），《戴震文集》（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戴震集》(1980)等出版。其主要哲學著作為《原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答彭進士允初書》。
戴震是王夫之以後比較重要的唯物主義哲學傢之一。他通過訓詁考據探討古書義理，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
氣本原論 戴震認為宇宙的本原是物質的氣，這種物質性的氣就是陰陽、五行，就是道。他說：“《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稱……，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道的實體，就是物質的陰陽五行，“天地間，百物生生，無非推本陰陽”。他明確指出，“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絕不是精神性的東西。他批判瞭程朱學派“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的唯心主義觀點，認為所謂形上形下都是氣化流行的形態。形而上是指陰陽未成形質時的原始形態，形而下是指陰陽二氣所產生的各種具體事物。
戴震繼承和堅持瞭“理化氣中”的唯物主義觀點，批判瞭程朱學派“理化氣上”的唯心主義。他認為所謂“理”，無非是事物的條理，即事物的規律，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存在，“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理不是離開具體事物的所謂形而上者，理就在事物之中，“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
運動發展觀 戴震認為，物質世界是運動變化的，“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他把宇宙看成是氣化流行的總過程，並把這個運動變化的過程，稱之謂“道”。但在發展觀上，戴震認為道是運動變化的，而具體事物（器）卻是一成不變的，“器言乎一成而不變”，“氣化生人生物之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這又具有形而上學的因素。
認識論 戴震提出“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和“有血氣則有心知，有心知則學以進於神明”的觀點。認為天地之化產生人的血氣，由血氣而產生認識能力。這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起源論。他認為人的耳目鼻口等感覺器官接觸外界事物，心能發現事物的規律，說“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他強調對事物要進行考察研究。他解釋“致知在格物”這一認識論命題時說：‘其曰‘致知在格物’，何也？事物來乎前，雖以聖人當之，不審察，無以盡其實也”，經過觀察和分析，才能認識事物的規律，“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
戴震還提出“光照論”，認為“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暗，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把認識比作光照，這是一種直觀的反映論，並不能正確說明認識對象和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
倫理思想 戴震猛烈地抨擊宋明理學“存理滅欲”的禁欲主義觀點，在“血氣心知”自然人性論的基礎上，論述瞭以理欲統一為中心的倫理學說。
戴震認為，人是一種有感覺的自然物，有血氣心知，“有欲、有情、有知”，這是人的本性；否認瞭人的情欲，就否定瞭“人之為人”。他強調欲和私的嚴格區別，認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相反，人的自然情欲是道德的基礎。“理存乎欲”，道德準則的作用在於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滿足和發展，即“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並使之不斷臻於完善。他主張“以情潔情”，使天下人的物質生活欲求“無不得其平”，戴震揭露宋明理學“存理滅欲”的禁欲主義是統治者“以理殺人”的工具。他沉痛地說：“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戴震的倫理思想，在客觀上反映瞭當時市民階層的平等要求，包含著啟蒙思想的因素，是中國近代反對封建舊道德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