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民向朝廷報效銀兩，或為獲得官銜輸納銀兩，或對地方修建文廟等公益事項捐獻財物，及其朝廷所定的相關章程。
捐輸 清中葉以前，遇有國傢慶典、籌集軍餉、皇帝巡幸、工程建設等浩繁開支，準許鉅賈富民捐款報效，曾舉辦臨時性捐輸。如順治二年（1645）豫親王多鐸南征，安徽祁門商人汪文德、文健兄弟捐銀三十萬兩“犒師”。著名皇商介休範氏，在康雍乾三朝，出私財支援軍需，並輸送大批軍糧到西征準噶爾爾前線。乾隆時，大小金川之役，歷時五年，兩淮、兩浙、河東、山西、長蘆等地鹽商捐銀總計達一千萬兩。乾隆帝六次南巡江浙，兩淮鹽商承辦差務，每次捐銀百萬兩；兩浙、長蘆鹽商亦捐獻數十萬兩。乾隆帝為酬答輸誠，命將鹽商中原有職銜已至三品者，皆加“奉宸院卿”銜；未至三品者加“按察使”銜，加頂戴一級。這些雖是空頭官銜，但表示瞭皇帝的恩寵。其後，捐輸定為常例，在國傢正項財政收入中，列有捐輸名目。清末，《辛醜條約》簽訂後，為籌措庚子賠款，在四川等地所征的田賦附加稅，亦稱捐輸。
捐納 封建社會政府實行的捐官制度。以捐納一定數額的銀兩獲得授予的官銜(虛銜或實職)。秦王政（始皇帝）四年(前243)，因蝗蟲大疫，準百姓納粟千石或自願徙邊者拜爵一級（見爵制）。漢多買爵。文景時期，接受晁錯建議，下詔準許民人入粟塞下以拜爵、免罪。捐納之例始此。以後歷代封建政權多沿襲。清順治六年，以軍旅繁興，歲入不給，開始實行監生、吏典的捐納，非生員出身欲入仕途者，必先“納粟入監（國子監）”，但不一定就讀。康熙十三年(1674)因平定三藩之亂，實行捐納以補軍費不足，至十六年，收入銀二百餘萬兩，捐納知縣五百餘人。侍郎宋德宜上疏認為“與吏治有礙”，請停。康熙帝為防止捐官濫用職權，曾規定：“捐納官到任三年，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題參。”但實際上不可能貫徹執行。三藩之亂後一度停捐，後陜西災荒、修永定河工及青海用兵，又開捐例。雍正時因西北用兵，耗餉甚多，財政拮據，開捐納以彌補，除道府不準捐納，以下各官皆可捐納，並擴大到武職。乾隆帝即位時，與準噶爾議和後（見平定準噶爾），大軍漸撤，軍費銳減，下詔停止捐納，隻保留“納粟入監”。到乾隆後期，各省或停或復不一。其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遊擊。
鴉片戰爭後，清廷財政支出激增，兼之戰亂、災荒頻仍，於是廣開捐例，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臺以下均可捐納。由於捐納盛行，吏治更加敗壞，成為一大弊政。捐一州縣，所費無多，有財力者子弟相沿，爭為壟斷；無力者稱貸而至，也易於補償。甚至有人花錢為尚在髫齡的孩童捐一官銜，俟長大時再花錢活動補缺。捐納不限額，無官之人傾刻之間可以得官，低級官員可以高升，受處分的可以免除處分，被革職的可以開復。到清末，各省捐納人員已無法安插。大批腐朽昏庸的官吏和貪污現象，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捐例 亦稱“事例”。封建政府所訂捐官章程，分暫時事例和現行常例兩種。順治時招民授職，捐銀約七八千兩，亦有至萬金者，但仍行考試，文理通順者為知縣，不通者改授守備。此捐例之始。康雍時期，隻捐虛銜，不能作實官。虛銜之外，還有封典，使祖父母、父母也可以由此穿戴品官的服飾。清代後期，將捐款列為正項財政收入，虛銜之外可以捐實官。捐什麼官，要多少銀子，皆明訂章程。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臺以下，都可按規定銀兩數捐得。時有《海防捐例》、《河工捐例》等。捐者按數交銀，謂之“上兌”，由戶部發給執照為憑。據史料記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捐郎中為九千六百兩銀，員外郎八千兩，道員一萬六千四百兩，知府一萬三千三百兩，知縣四千六百二十兩，最低級的從九品小吏一百八十兩。咸豐元年(1851)官價大跌，計郎中六千九百兩，員外郎五千七百六十兩，道員一萬一千八百兩，知府九千五百七十兩，知縣三千三百兩，從九品小吏一百二十六兩。晚清時每況愈下，光緒年間，道員隻需四千七百兩，知縣一千兩。
清代官員出身，經科舉考試的謂之科班，是為正途；經財物捐納的謂之捐班，視為異途。在官場中，前者較受人尊重，後者往往為人輕視。清統治者為捐納制度虛偽掩飾，故《大清會典》不載。
參考書目
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燕京學報》(專號22)，北京，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