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史學創建於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7年～30年代中期） 蘇聯黨和政府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和發展十分重視。1918年，在В.И.列寧的參與下，建立瞭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研究院(1924年更名為共產主義研究院) 。1919年建立俄國物質文化史研究院。1920年建立十月革命和黨史研究委員會。1921年建立馬克思恩格格斯研究院（即1956年後的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同年又建紅色教授研究院，專門培養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史學的研究、教學人員。1921～1922年成立瞭原政治苦役犯、流放犯協會和老佈爾什維克協會，專門從事革命史和黨史的研究。1922年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瞭全俄東方學協會。1924年建立列寧研究院(1931年與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並)。1925年，在共產主義研究院內成立瞭馬克思主義者歷史學傢協會。這些研究機構和組織的建立，推動瞭蘇聯史學的創建和發展。
在這一階段，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隊伍逐漸形成。他們當中有老一代革命傢，如М.Н.波克羅夫斯基、Н.М.盧金、E.М.雅羅斯拉夫斯基、В.И.涅夫斯基、А.С.佈勃諾夫、В.П.沃爾金等；也有嶄露頭角的青年史學傢，如С.М.杜佈羅夫斯基、А.М.潘克拉托娃等。此外，相當一批老專傢，如E.В.塔爾列、С.В.巴赫魯申、Б.Д.格列科夫、А.E.普列斯尼亞科夫、С.Н.瓦爾克等，也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立場。
在這一時期，出版瞭一系列發表史學論著和資料的雜志。主要有《無產階級革命》、《苦役與流放》、《紅色年鑒》、《紅色檔案》、《馬克思主義者歷史學傢》等。蘇聯史學傢於1928年和1933年分別參加瞭第六屆和第七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這一階段，蘇聯史學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歷史發展過程、解釋重大歷史問題方面取得瞭許多成績。關於俄國歷史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基本上得以確立，有關世界史的若幹重大問題，如法國大革命、空想社會主義等也有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出版，資產階級的唯心史觀受到批判。但這一階段是蘇聯史學的草創階段，研究的領域不夠廣泛，還存在著某種庸俗化、抽象社會學化的傾向。20年代，蘇聯史學界就一系列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如關於民意黨問題，社會形態問題等展開瞭激烈的爭論，學術氣氛是比較民主的。但從20年代末起，學術爭論逐漸被思想批判乃至政治批判所取代。
第二階段（3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 這一階段，蘇聯史學取得瞭重大成就，馬克思主義史學已占據統治地位。蘇聯史學傢對蘇聯史和世界史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瞭廣泛深入的研究，並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予以解釋。他們批判瞭古代俄羅斯國傢起源的“諾曼理論”；進行瞭封建社會的農民史、土地關系史、城市和手工業史、階級鬥爭史、上層建築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加強瞭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確定瞭古代東方社會的性質、論證瞭世界歷史的統一性；在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方面，特別是在對法國革命、巴黎公社、工人運動史、社會主義學說史、帝國主義殖民政策史、國際關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也取得引人註目的成就。例如沃爾金院士主編的《科學社會主義先驅叢書》和多卷本《外交史》（1941～1945年出版第1～3卷）等，就是頗具影響的著作。在這一階段，不僅有大量史學著作和文獻資料出版，史學隊伍也不斷擴大，其中不少人成為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專傢學者。1946年，蘇共中央成立瞭社會科學研究院。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的許多地方分院都成立瞭歷史研究所。研究機構得到進一步加強。
由於個人迷信等原因，蘇聯史學的發展在這一階段也經歷瞭嚴重的挫折，出現瞭許多錯誤和缺失。從30年代中期全盤否定波克羅夫斯基開始，在史學界展開瞭政治批判運動、繼而又與肅反鬥爭混在一起，使大批優秀的歷史學傢被當作“人民敵人”而遭受迫害。原來比較民主的學術氣氛化為烏有，許多觀點和結論的確立（如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並不是經過充分的學術討論，而是由領導人通過行政命令手段來決定。在個人迷信的惡劣影響下，史學界教條主義、公式化的不良學風盛行，誇大帝王將相作用、掩蓋沙皇對外擴張等錯誤傾向又有抬頭。這種情況在蘇聯史和蘇共黨史研究領域尤為嚴重。
第三階段（50年代中期～1984年） 蘇聯共產黨公開批判個人迷信以後，蘇聯史學獲得瞭新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逐步消除瞭個人迷信的嚴重後果。過去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許多歷史學傢，如波克羅夫斯基、盧金等不僅恢復瞭名譽，遺著得以出版，評價也比較公允。個人迷信對思想的禁錮和對創造力的束縛有所緩解、人為地劃定的“禁區”如蘇共黨史的一些問題、社會民主黨問題、國傢壟斷資本主義問題等，都有所突破。一些錯誤的或不公正的評價被推翻或糾正，如對Г.В.普列漢諾夫，俄國民粹派的評價等。一些過去由個別領導人作結論的學術問題，重新引起瞭激烈的討論。史學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公式化、大國主義等缺陷有所克服。
②建立瞭新的研究機構，出現一批研究成果。蘇聯黨和政府采取許多措施，加強史學研究機構的建設。先後成立瞭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化史委員會(1959)、非洲研究所(1959)、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國際工人運動研究所(1966)、軍事史研究所(1968)、美國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為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遠東研究所(1966)等。1968年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分為蘇聯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在這一階段，歷史學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大，出現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多卷本的集體著作相繼問世。這些卷帙較大的綜合性著作反映瞭蘇聯史學的研究水平。其中主要有：1955年開始出版的《世界通史》（已出12卷），1961年開始出版的16卷本《蘇聯歷史百科全書》，1966年開始出版的12卷本《從古至今的蘇聯通史》，1964年開始出版的6卷本《蘇共黨史》，1973年開始出版的12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55年開始出版的《蘇聯歷史科學史綱》(已出5卷)，1976年開始出版的《國際工人運動(理論和實踐)》(已出8卷)等。此外，關於蘇聯史和世界史上的許多重要國傢、重要時期或重要問題，都有專著、資料出版。與此同時，還創辦瞭一些新的史學刊物。如1957年創刊的《蘇聯歷史》、《蘇共黨史問題》、《近現代史》、《世界文化史導報》；1959年創刊的《軍事史雜志》；1971年創刊的《工人階級和現代世界》等。
③對史學方法論高度重視，史學理論、方法論著作大量出版。1964年1月，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社會科學部舉行擴大會議，專門討論歷史科學的方法論問題，明確瞭歷史唯物主義對史學研究的指導作用必須堅持，但不能用以代替史學自身的理論和方法。自此，蘇聯史學理論和方法論研究迅速發展，有關著作陸續出版。史學通過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交叉和滲透，出現瞭計量史學、歷史社會學、歷史人口學、心理歷史學、比較史學等新的分支學科。隨著史學方法論研究的發展，蘇聯史學傢也十分重視對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以及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的借鑒。對西方的現代科學理論也註意認真研究，而不是簡單的否定。
1985年以後，隨著體制改革的開展和“公開性”方針的貫徹，蘇聯史學也發生瞭深刻的變化。蘇聯改革首先從改變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高度集權的舊體制入手。由此必然導致對蘇聯歷史的回顧，以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恢復斯大林時期許多被歪曲的歷史事件真相，平反歷史冤案，成為蘇聯政治生活的重要議題之一。30～50年代初肅反擴大化的內幕逐漸揭諸於世。蘇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瞭重新審查歷史冤案的專門委員會，先後為Г.E.季諾維也夫、Л.Б.加米涅夫、Н.И.佈哈林、А.И.李可夫等人的案件，М.М.圖哈切夫斯基案件、“列寧格勒案件”等歷史問題徹底平反。對Л.Д.托洛茨基的評價也有所改變。在蘇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推動下，蘇聯史學界也開始對蘇聯的歷史進行反思，對農業集體化、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外交政策等問題重新加以研究，提出瞭一些新見解。正如М.С.戈爾巴喬夫所說，“在我們的歷史中不應有空白點和被遺忘的名字”。蘇聯史學界正在為那些因種種原因被湮沒的人物恢復名譽，填補蘇聯歷史上的空白點。1987年9月再版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百科全書》，已將在蘇聯史冊銷聲匿跡幾十年的佈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列為條目。新的蘇共黨史教科書也在按照“無條件地尊重歷史真實”的原則重新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