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從事海外貿易的政策。亦稱“洋禁”。始於明初，在明一代雖時張時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銷。
海禁的實施 明太祖朱元璋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在對外貿易上，除為“懷柔遠人”，允許部分國傢或部族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洪武年間(1368～1398)屢申“通番禁令”，規定“濱海居民不許與外洋番人貿易”，頒佈“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等嚴嚴刑峻法。又在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地區修築海防工事，建立嚴密的“巡檢”制度。永樂以後，明廷仍屢申“嚴私通番國之禁”。但遠不如洪武年間嚴厲，禁令的范圍也逐漸縮小。永樂年間(1403～1424)對朝貢貿易的違禁事件，成化年間(1465～1487)對官吏私通番國的貿易事件，都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正德、嘉靖年間(1506～1566)，西方殖民主義者漸次到東方尋找殖民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曬水漬貨物為由，強借澳門（見壕鏡澳）。他們盤踞澳門，不服“抽分”，販賣奴隸，危害明朝主權，並轉向福建、浙江沿海從事違法的貿易活動。當時從事海上貿易者獲利甚巨，故官僚地主多與商人相勾結，憑恃權勢和厚資，串通官府，逃避禁令，招誘破產貧民出海。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舡下海”，有的則“私充牙行，居積番貨，以為窩主”。有的舶主更“名為商販，時出剽劫”，既是走私商，又是海盜。有些豪門世傢、奸商舶主，利欲熏心，不僅與葡萄牙殖民者進行非法貿易，而且勾結倭寇在東南沿海一帶擄掠殺害中國人民，構成瞭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認為倭寇起於市舶（即貢舶），建議罷市舶，厲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議，封鎖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隻，禁止下海捕魚撈蝦，斷絕海上交通。凡違禁者，必依法處以極刑。
危害 明廷嚴厲的海禁政策，並不能阻遏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相反，參加對外貿易的人越來越多，朝廷無法禁絕。正如徐光啟所說：“官市不開，私市不止”，這是一種自然的發展趨勢。同時，正德、嘉靖年間海禁政策與洪武年間有所不同，洪武年間尚進行有限制的貢舶貿易，而正德、嘉靖年間所有的對外貿易都被禁止。這實際是閉關主義的表現形式，它阻礙瞭中國與鄰近國傢的商品交流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故廣東和福建的地方官員主張開放海禁。隆慶初，舊日的海禁政策已經不可能維持下去，而東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體平息，朝廷在輿論影響下，才批準福建巡撫都禦史塗澤民的建議，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以征收商稅，增加財政收入。
開洋禁 開放海禁，即等於明政府允許私人海外貿易的合法存在，這使參加海外貿易的中小商人大大增加。他們湊集資金，建造海船，裝載土產，徑往東、西洋，與海外諸國貿易。明朝政府的商稅也因此不斷增長。漳州府在萬歷三年(1575)征收稅銀六千兩；萬歷二十二年則征收銀約三萬兩，增加五倍。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瞭東南沿海地區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提供瞭有利條件。但海禁的開放也是有限制的，弛禁初期頒發“引票”五十張，萬歷中增至八十張，東、西洋各四十張。出海貿易者，均須經海防同知批準，領取“引票”，到指定地區貿易，並在規定的期限回港。對前往貿易的國傢和地區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另外，對出口貨物的品種也有所限制。這類規定依然嚴重地束縛著海外貿易的正常發展。